张耀杰：唐德刚与阿Q

　　几年前曾经集中阅读过胡适著作，唐德刚编译并加写长注的《胡适口述自传》（2），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印象是，流亡美国的胡适遇到这样一位对谈者，实在是他一生中的大不幸。这一印象时至今日依然不能释然于怀，只好动笔写上几句。

　　在《初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一章中，胡适谈到自己这一批留美学生抵达美国后，受到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主席约翰·穆德等有远见的美国人士的接待，通过这个协会接触了“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女”，并感受到了“在美国基督教整体中的美国家庭生活和德性”。为这件事，唐氏写下了他自己的注解：“一九四九年春初，当我衣袋内只剩七元现款，而尚欠一周房租未付之时，一位年轻而多金的中国同学向我说，他如是我，他早就‘发疯’了。……就在这人路将绝之时，忽然接到在‘华美协进社’做事的老同学艾国炎先生的电话。他说纽约郊区一个教会团体，组织了一个‘中国学生辅助会’，来‘辅助’绝粮的中国留学生。……这一批基督教会内的善男信女，他们不是传教士，也没有向我们传教。他们只是一本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罢了。……笔者当时便时时反躬自省，我觉得美国之有今日的富强，实在不是偶然的。”

　　唐氏之所以交待自己的这段往事，是因为“与老辈经验相印证，该也是个有趣的比较”。这“有趣的比较”落到实处，却是唐氏偏要压胡适一头的抢占制高点：“三十年来我对这批美国友人的尊敬，真是始终如一。……我的今日邻居，多半也还是这种人。但是今日我也知道，这也只是复杂的美国文明中的‘豹之一斑’。……我们如果把这一环当成全貌，那就难免以偏概全了。”“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并不是如一般洋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的基督文明的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那个阶段。”

　　胡适的一句“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女”，足以证明他并没有“以偏概全”。唐氏把胡适形容为“言必称美国”，恰恰犯下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稍知胡适的人都知道，他除了谈论美国之外还谈论过苏俄，而且他一生中所花费的最大精力就在于整理中国的国故。自以为已经跳出“以偏概全”的“那个阶段”的唐氏，并没有正面交待出美国的“全貌”，反而在[注八]中，用自己的“以偏概全”来压倒胡适：“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发展到狂热的程度，都是会走火入魔的。我国佛教里便有吃粪、饮溺的和尚。道教里也有狂热的白莲教、义和拳、一贯道等等狂热的支派。他们也各有其秘密的怪行。基督教走火入魔的支派，当然更多。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便是在我国发生的一个例子。……胡适之先生那一辈子的革新志士，口口声声要打倒孔家店；
他们不知道西方的耶家店，更应该打倒！”

　　好在唐氏对自己刚刚说过的极端话语并不当真，于是便有了替“耶家店”说公道话的如下文字：“美国毕竟是个超发展国家。她底许多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落后制度，都会在社会文化生活不断演进中，而现代化起来，不过他们今日的现代化生活，与他们早年的迷信，却是社会发展中两个阶段，二者未可混为一谈。”

　　对于自己刚刚说过的“道教里也有狂热的白莲教、义和拳、一贯道等等狂热的支派……”一番话，连唐氏自己都不予当真，于是，在接下来的[注九]中，又有“犹太人也是个有宗教狂热的民族——就整个民族文化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未吃过这种‘狂热’的亏……”的便宜话。好像令中国人死伤无数直至丧权辱国的太平天国、义和拳之类的“宗教狂热”，反倒成了造福中国人的大好事一样；
更好像1958年以共产主义天堂为神圣目标造成数千万中国农民活活饿死的大跃进和1967年以捍卫伟大领袖为神圣天职而毁灭文物、滥杀无辜的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在中国本土发生过一样。

　　在《青年期的政治训练》一章中，胡适谈到自己因为放弃农科，转学哲学，“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
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在为此事所加写的长注里，唐德刚继续对胡适的留学生活施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压倒清算：“那时的庚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为八十美元。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他们眼中那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结果弄到民不畏死，铤而走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再者，笔者这一辈，原也只是前辈的余波。……如果时代不变，学位如常，留学返国之后，职业上得意与不得意之间还不是向‘老辈’看齐？管他老百姓死活！这原是时代的悲剧；
时代不变，留美学生有几个会对镜子诅咒自己呢？”

　　而在实际上，像胡适、赵元任那样的庚款留学生，虽然在中国国内享有较高的待遇，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建设性贡献，远远大于他们的个人所得，称他们是中国历史上贡献率最大的文化人，也并不为过。在这一点上，靠着国家的巨额助学金跑到美国并最终加入美国国籍的唐氏，无论如何也是不可以“向老辈看齐”的。“管他老百姓死活！”之类的“对镜子诅咒自己”，不过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阿Q心理”的变态发泄。换言之，就是唐氏在没有力量压倒胡适的情况下，不得不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满足于在“对镜子诅咒自己”甚至于自打嘴巴的自虐中抢占身份制高点和精神制高点：“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
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佩服鲁迅的小说天才，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中国的阿Q即使跑到美国换个国籍，也依然是恨不得把一切人都当成小尼姑来抹黑压倒的阿Q！

　　本文原载《读书时报》2005年3月2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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