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发布时间:2020-05-24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要了解新文化运动,最好的办法是读一读《新青年》。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更非读不可:一篇是该刊的发刊词:《敬告青年》(1915年9月);
另一篇是三年后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捧读这两篇文献的箴言,深感历久弥新:

  

  1、“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 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把中国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量。于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有沉痛的民族自省和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猛烈鞭笞。

  

  最危险的是民情主义的煽情:“以夷变华,国将不国”,“中国可以说不”,“后殖民”,“文化霸权”……“国情特别”,至少要在文化领域把大门关上!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它只能在自由交流、自由选择中各取所需,淘汰那该淘汰的东西。在急需扩大开放,认真学习别国先进文化的今天,说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应在“超越”的名义下否定,不管用心多么善良,只能助长形形色色的文化锁国论者的气焰。

  

  2、“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他们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从1915至1918年底的三年多里,它的基本口号是“科学与人权”,一般读者恐怕不甚了了。两者是一致的。

  

  陈独秀这里说的民主,主要是与“旧政治(特权人治)”对立的概念。这就是《新青年》(《青年》)从创刊之日起就孜孜以求的法治和宪政。在创刊号上,除了尖锐批驳筹安会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所谓理由外,还一再论证“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

  

  不过,陈独秀笔下的民主是广义的。因此,摆脱中世纪宗法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实现自由、平等和个性伸张等人权的内容,都在涵盖之列。

  

  3、“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手足,自谋温饱;
我有口舌,自陈好恶;
我有心思,自崇所信;
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
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
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任何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必然伴随着一场思想革命;
其基本内容都是推动人的解放,让中世纪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早已有人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的觉醒是真“民国”的思想基础;
否则,法治、宪政都会化为一句空话。

  

  新文化运动呼唤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成为自主、自由的人。它首先是公民的人权诉求:要有“自谋温饱”的经济自由;
“自陈好恶”的言论自由;
“自崇所信”的思想自由……与此同时,它又是现代道德的诉求:“以自身为本位”,确立“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

  

  为什么要如此猛烈、持久地批判以三纲为中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不摆脱它的束缚,就不会有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权,“以自身为本位”的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更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宪政。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立德立功,首当辩此”。

  

  4、“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举起科学大旗,主要作用有二:

  

  一是反对流行已久的各式各样的迷信。平民百姓对鬼神和“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根深柢固,知识阶层也不特别高明,沉溺其中者亦大有人在。

  

  二是“一遵理性”的思维方法变革。

  

  近年海内外一些学者把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说成是所谓“科学主义”,讨伐不遗余力。

  

  这些朋友忘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提倡科学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思想、学术自由,把科学与人权和民主看作不可分割的两翼。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与论证宿命论的科学主义混为一谈。

  

  韦伯一再指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走出中世纪,思维方法必须实现“一遵理性”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不过是忠实履行着它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看看百年中国,注视近50年的现实,“最高指示”和“经典”吞没理性的恶果历历在目,“官大学问大”仍是一些人奉行不渝的信条,科学——理性的呼唤难道过时了吗?

  

  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让中国人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人权(自由、平等、以自身为本位的独立人格),民主(法治、宪政),科学(理性)。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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