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互搏之术

发布时间:2020-05-26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之术之所以是独门绝技,名震天下,是因为平常人作不到左右手为敌,达不到这个境界。左右手都是人的肢体之一部分,受神经中枢控制,它们只可能相互配合,完成统一的任务,要作到左右为敌,必须先让自己精神分裂。

  把它与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相对比,左手和右手分别看着左派和右派对社会的认识,神经中枢看着社会统一体,那么目前左派右派在认识上的对立局面,无疑反映了对社会统一性的割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谈谈我对一个社会统一体的认识。

  如果忽略国家之间的互动,那么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社会统一体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结构体。那么一个完整的国家结构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它由一群人组成,如果只是个体的集合而已,它与大兴安岭孤独的东北虎们也没什么区别,之所以成为社会,还在于其成员间具有社会关系。那么社会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东北虎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很少,分散在广大原始森林里,各自狩猎,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无需有什么往来。但如果它们生活在非洲草原,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非洲草原上的狮子,环境比较好,狮子比较多,相互天天打照面。当狮子多到食物不是张口就有时,他们之间就可能发生关系了。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合作关系,比如集体狩猎,通过联合提高狩猎的成功率,以保证食物供给;
第二类是争夺关系,抢夺其它狮子口中的食物甚至把别的狮子当作食物,对于强者来说总是有诱惑的。

  第一类关系,只要能够解决好分配问题,它总是为狮子们欢迎的,这种关系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除非资源条件改变),它形成最早的社会结构。第二类关系虽然是破坏性的,但它也有形成稳定关系的可能,其一是因为长期的争夺对于任何狮子都是一种风险,他们希望稳定;
其二如“血酬定律”所述局面,强者总有依赖于弱者的方面,他们也希望形成稳定的欺压关系。

  这时候的稳定关系是一种合作生产和分配关系,也就是一种稳定利益关系。但也不仅仅是利益关系,因为分配问题始终存在,争夺的可能性不会消失,为保持稳定,其中也夹带了暴力威胁或一种道德自律。暴力威胁或道德自律的作用总是有限的,一旦它们失去作用,结构就可能解体,大家又可能回到黑暗的丛林时代,这对于已经在享受稳定关系的好处的人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不能回到丛林时代”,这渐渐成了最重要的要求。怎样保证这一点呢?加强暴力威胁或道德约束的作用,措施是加强执行这个职能的机构。也就是把把首领扩展为一个机构,机构的职能是制定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关系,并保障这些关系,以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

  于是国家便形成了。虽然在此后还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但我们这个社会还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些变化还没有发生,暂且不说。现在我们考察,这样的社会里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社会是人们持续不断的行为的结果,如果人们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对外界信息作出反应,比如老百姓总是压缩自己的开支来满足国家的纳税要求,比如掌权者总认为自己的地位高枕无忧而不改革,比如农民总是上访上访上访而不思或不能变个花样……,所有这些情况综合的结果:社会是稳定的。因此,所谓“社会发生变化”,实质是人们不再按照原固定模式对外界信息作出反应,它指人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社会要变化,首先是哪部分人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呢?

  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很多,考察这个问题必须先按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来对人分类,但如果这样分析本文就会变很复杂。我们只综合左派和右派的认识,把这个社会的人分为三类:利益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富人)、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穷人)、掌握权力的人。必须通过上面的国家结构来理解三类人:它们分两个层次,“利益格局”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不管有没有政治机构,一个社会中总是要分为富人和穷人的,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总是比较紧张的,一紧张,就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就产生了第三部分人:掌握权力的人(政治机构)。政治机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规范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当然不同的政治机构用的手段不一样,有的用警察军队,有的用道德教育、意识形态,有的干脆让大家自己定规则。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三部分人中,哪些人的行为模式最可能发生变化呢?虽然我们的分类非常粗糙,但下面的说法应该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穷人最可能变,即使富人中有很多人也可能主动发生变化,但一方面他们不是富人的主流,第二方面,他们对于自己能承受的变革成本的预期是远小于穷人的,以至于变革成本高时他们这种愿望失去了意义。

  虽然我们说的是个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但穷人不是东北虎,没生活在原始森林里,他们的行为变化,将导致他们与其它两类人的关系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是希望稳定的人所不欲的,于是这里很容易就变成一种对抗。那么他们与谁的对抗?左手说,是他们与富人的对抗,右手说,是他们(其实右手不太在乎贫富问题,所以这里是富人与穷人一起)与掌权人的对抗。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分裂。

  相对来说,左派考虑的简单一些,他们的目光主要落在贫富问题上,也就是说他们只重视第一层关系,他们把掌握权力的人看成富人们的工具、富人们的附庸。既然这样,穷人们成立自己的工具,打倒富人,均贫富,然后用自己的工具维持贫富均等的局面,问题就解决了。左派没想到贫富问题只是表象,一个社会建立于分工合作基础上,分工的基础是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形成极端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是不可控的,它只能是一个自生组织,市场经济才是社会的常态,人们只能就贫富问题达成协议,而不可能消灭贫富问题。左派也没想到权力的力量之巨大,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又造成新的贫富问题,造成新的不平等,新的不平等下又要建立新的工具。不把目光转移到工具本身上来,就形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苦难始终要伴随我们。所以,贫富问题并非始终是最重要的,当大家在自主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合作和贫富的稳定格局时,最重要的工作就转移到权力上来。

  右派的问题复杂一些。右派看到了左派没看到的问题:一是贫富问题不可能消灭,更关键的是,就象哲学上你找不到真理的标准一样,决没有评价贫富关系的绝对标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就分配问题达成一致;
二是掌握权力的人不是工具,也是人,这里是三方关系而不是两方关系,其中掌权人一方是关键,是解决贫富问题的关键。

  应该说,右派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理论适用的问题。右派的理论已经揭示出了这个“三方两层”的关系,但在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现实和提供策略时,他们看到的是两方关系:社会与掌权者的关系,他们忽略了另两方关系---社会的贫富对立问题。在西方社会,经过工人运动,其政治机构基本上是社会主要利益阶层政治竞争之结果,那么政治机构在规范贫富问题(及其它社会问题)时所用标准,是已经经过大家争论了的,这种规范下的贫富之结果,不会有多少人有意见,反倒是掌权的那些人,是永远要警惕的,西方社会里人们关注的重点,就是社会与掌权者的关系。

  但我们这个社会却不是这样,无论贫富分化是市场的结果还是权力滥用的结果,贫富问题---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你可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政治机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民主化,但是,穷人正在受到的实实在在的伤害却不完全是权力滥用造成,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也是富人们干的,或他们勾结掌权者干的。如果要先解决民主化的问题,是不是就要穷人们先忍受着富人对他们的侵害?当然你要说,右派们没这样说,但我在这里只是想指出右派忽视了贫富问题,并且确实还有很多人还在大谈什么“暴民政治”、还在警惕什么法国式道路,这种态度无疑具有反对穷人改变秩序主张的潜在要求,因为对于弱势者来说,谈论采用什么方式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他们首先要求生存下去,要求改变,任何限制这种要求的主张,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形成一种对立。

  右派们最明显的问题,是对于非民主政治下的市场化改革,对于私有化改革的支持。按照他们的想法,市场经济会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把社会从极权者手里一点点解放出来,这个社会日益独立,“国退民进”,它自然会产生改变的要求,自然会推动政治的变革。“建设市民社会,推动政治民主化”。我不否认这个说法,市场产生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问题是他们中有多少人想到,非民主政治下的市场化,几乎必然是巨大的不公平,必然产生庞大农民阶层、国企工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结果?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竞争性关系,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贫富分化,没有一种公平制度来保障,没有任何制约的社会中,它也必然意味着拥有资源优势的富人对于穷人利益的侵占,使他们陷入生存困境。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市场化,必然造成严重的贫富对立局面,造成社会的分裂。这种局面下,右派们的政治民主化,就不能再泛泛地说是市场经济推动的,因为社会已经分裂,有人受益于现有政治格局,也有人受损,并且受益者恰恰是右派们寄予厚望的主导市场经济秩序的富人们,以及所谓的中产阶级,这就产生矛盾,你们究竟指望谁来推动政治民主化呢?

  朗顾之争的结果,经济自由主义者在道义上被审判,但普遍存在于右派思想中的这种路径主张却未被反思,一种模糊的“建设公民社会”的路径主张广为流传。这种主张来自西方经验,来自对西方社会几百年历史的总结,然而这种照搬是有问题的。何清涟女士、秦晖先生等人的研究说明,我们的这场改革并非自由主义在这个社会的扩张,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掠夺,这样的改革必然造成社会自身的分裂,但他们的研究却并未给人以警示。分裂的社会并不是权力的对立面,它无法推动政治进步,相反却让弱势者走入深渊。想以“公民社会”对抗权力,结果可能是对弱势者的抛弃。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权利,权利是一种关于个体与其社会环境关系的价值,它来自于个体对自身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经验认识,并非什么超验的东西,一个人的权利观念必然需要按照关系的性质分类。按照上文的“三方两层”结构,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权利,一是基于人际间关系的权利,二是与权力相对应的权利。人首先生活在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中的权利是根本,而与权力相对应、由权力来保障的权利具有工具性质,它是对第一类权利的一种保障。既然如此,对于个人来说,第二类权利---存在于制度中的权利并不具有优先性,当权利受到侵害,个体的反应只依据有效性原则,什么样的手段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就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而不是仅仅期待权力的介入。根据这样的认识,当权力不能为权利提供切实保障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是不能被忽略的,也就是说,贫富对立的问题应该为右派正视。

  在对待具体社会问题,对待现实矛盾时,右派往往把自己放到一个超然的地位上,放到一个超越个体和局部利益、代表社会公正的地位上,因此他们容易忽略贫富分化,忽略社会利益阶层之间的对抗性,以及忽略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各种现实条件。他们的兴趣集中于制度问题,或者由制度问题衍生的政治行动。如前所述,人际关系中的权利才是根本性的权利,制度和对权力的规范是为了保障这种权利,如果跳过权利本身,为了制度和权力问题而不顾权利的要求,那是一种什么立场呢?正是自由主义者非常熟悉的建构理性主义。按我的理解,哈耶克强调的“自生自发秩序”,重点在于“自”,社会并非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主体,这个“自”,实质指社会成员源于自身需要和理性能力的自发行动。一个真正“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产生于所有社会成员的追求和行动,一种社会性变革之所以产生,在于社会成员不满于现实秩序。所以,一种真正保障所有人的权利的制度,其源泉乃是社会成员对于自己权利的意识和追求---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追求,而是丧失权利的那些人,别的人没什么好追求的。那些丧失权利的人不是暴民,无论他们打砸抢,还是被鼓动被欺骗而激进,那都是他们基于现实和希望所作的理性决策。“自生自发秩序”只用于解释秩序之来源,并不说明渐进之必需,新的秩序如何产生,全由社会局势、资源条件决定。不分析现实社会,预设渐进、保守之路,实质和他们批评的建构理性主义并无什么区别。

  综上所述,右派们为了其政治主张,为了建构宪政制度的目的而虚构的“公民社会”是不存在的,与波兰不同,这个社会并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而走向公民社会,只有改革的受益人和被侵权者,没有公平可言的市场中,改革的受益人决不会自行追求公平、民主、宪政,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社会是分裂的。右派本无必要支持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无必要使自己在市场化和穷人们的生存困境之间处于两难境地,虽然市场经济是自由和权利观念的逻辑必然,但少数人决定和主导的市场化道路却无法使自由增长、使权利得到保障。右派们不该表现得过于聪明,不该为了宪政民主去设计什么路径、道路,只需踏踏实实从最基本的价值---自由和权利出发,去研究权利、追求权利---当然这个权利不是抽象的,它指失去权利者的权利。维护被侵权者的权利,为弱势者讨回权利,使缺少自由者获得自由,这才符合自由主义之本义,才是一个正宗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

  以上讨论简化了对左派的分析,着重于分析右派的一些认识,原因是左派的问题是明显的,而右派的问题却不太明显。虽然左派在理论上的缺陷更多,但他们对现实的主张却更得人心,这不是“愚民”们的问题,而是右派自身的问题。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现实主张上,左派右派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同样的现实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你错我对,如果更踏实一些,真正从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以理论和观念代替现实,就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左右对立局面。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的知识介入社会的,知识并无立场之分,只有对错之分,右派不比左派聪明,左派也不见得比右派更正确,我们的思想界本不该上演左右互搏的。不过好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知识是用来应对现实问题的,问题不是从理论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产生的,无论左派右派,都不断有人面向现实,研究现实,或站出来参与维权行动。接触现实社会,面对现实问题,用知识去帮助弱势者,这应该是中国思想界的方向,希望看到左右人士联合起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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