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英雄活着，人死了

　　从何时开始，我们把华丽当好看

　　看电影《英雄》，我感觉是面对着一幅中国山水画，皴法也有了，渲染也有了，墨色也有了，构图也有了，山也有了，水也有了，叶子也有了（胡杨叶），树也有了--可就是没有人。

　　在前人的多年探索和历史性进步之后，在李安的创造性成功之后，同样是世界级大师的张导演怎么就有本事把一个武侠《英雄》的脸孔涂抹成这个样子？

　　《英雄》可能是挺好的旅游广告片、申奥宣传片、中国文化专题片、爱国主义教育片。不要骂我，这不是我在搞笑，这是电影主管部门某处级干部对《英雄》的赞美，报上发表的。要我说，《英雄》还是精美的武打镜头教学片，华丽眩目的特技演示带，可它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只要镜头拍得漂亮，一部电影就足以感动人吗，就叫好看吗？首映式上，有记者十分幽默地问张导演：“张艺谋，《英雄》这部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和大明星以外还有什么？”就我的理解，那位记者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那记者其实是想问导演，你这部影片的故事讲得怎么样，有没有给观众深刻印象的人物，你想跟我们传达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张艺谋不能理解“打架”这个词在这个语境中的幽默。《北京青年报》还用《怒斥“变态批评”张艺谋出离愤怒》来单独报道张导演对这位记者的斥责。张导演引用别人的话说那记者的提问里有“仇恨”。我倒看不出来。这位记者的话被指责为“变态批评”。变态批评四个字是在引号里的，不知该文这是在引用谁的话。现在，看《英雄》，说《英雄》，我们正在一起回答这个问题。毕竟，再没有秦王来统一我们的说法了。

　　怎么把武侠片的那点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电影人对世界电影至少有一个贡献，那就是把动作性的武打片和警匪片由世界最烂拍到世界最好。他们把武打动作片拍得有些名气、有些好看、有些意思。李安的作品继承了胡金铨开创的文人武侠片传统，强调山水画的意境，引入了京剧武打节奏和鼓点打击乐的使用。他的武打场景的诗情画意，竹林、寺庙等等设计也是从胡金铨那儿来的。这些影片有一种文人在美学上，甚至空间关系、人际关系上自己的解释。这次张导演拍摄《英雄》，仔细观看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和徐克、李安等人的武打片作品应该是必须认真做的功课，对谭盾可能也是如此。不过他写《卧虎藏龙》时应该已经仔细听过那部影片的音乐不然他才会这样写着两部影片的音乐。

　　只有个别地方镜头不太对，为变化而变化。无名与长空打斗那一场只是为了让镜头跳一下就硬接上一个高处的大镜头。这其实降低了武打的紧张度，让观者跳出去离开了气氛。结尾加长城的镜头也跟影片毫无关系。首映式上有人替李连杰表功说是他的主意。但总体上《英雄》的视听语言十分漂亮、有力度。张艺谋把《英雄》的画面、节奏、音乐做得十分美轮美奂，也能把武打动作拍得眩目，镜头的节奏剪辑也绝对张弛有道、具有视觉的冲击力。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影片好看？因为张导演没有学到李安电影的魂。张导演这回少了点什么？

　　美学的暴力：不讲故事硬灌理

　　《英雄》怎么就弄得这么不好意思？初中生都能回答出来：故事不对劲。

　　读过小说，我心就凉了。这文字和故事都像是陈凯歌写的，《荆轲刺秦王》时期的陈凯歌。今年陈凯歌有了较大进步。从讲故事的章法来讲，《英雄》实在是怪得厉害。所有的情节和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搬到秦王面前来讲。而且，只有秦王是惟一的听众，惟一的评价者，是明察秋毫的判断者，是洞若观火的分析家，是感天动地的圣人。《英雄》没有故事，因为它所有的情节、转折、台词都不按照人之常情来。《英雄》当中所有的理儿都是从张艺谋这儿来的。残剑跟在大殿上跟秦王做殊死搏斗，刀划到秦王脖子边，他忽然“顿悟”了。他就非等到那节骨眼上才整明白秦王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他一定是预见到这个秦王后来要成为秦始皇，要建立大一统来为天下人民谋福利。还有绝的，秦王知道了无名是来杀自己的，他居然把剑扔给了台阶下的无名。后面还有更绝的：秦王心神气定地看着挂在墙上的那个“剑”字，忽然转身说顿悟了--他看出那“剑”字的真谛是“和平”。我忍不住鼓起掌来，那是那天首映式上影片放映中唯一的一次掌声。故事哪有这么讲法的，台词哪有这么写的。咱不带这么玩好不好。任何剧作法都不会教作者这么随意转变，因为那不符合我们普通人思维和说话的方式。要顺着张导演的故事这么讲，那秦王就不应该还用乱箭把李连杰射成刺猬，就应该收了他当贴身卫士才对。也许，发行商可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不动窝，正好下面一场接上看李连杰演的《中南海保镖》。无名明白了秦王是为天下求得和平的良主，可无名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转身就被秦王下令杀死。他还向秦始皇托付天下！

　　主题：古装主旋律与权威主义话语

　　我小有纳闷但并不太惊讶的是：在前面已经有那么多人情味十足、情感丰厚感人的武侠影片之后，张艺谋导演怎么有本领把《英雄》拍成这么一部惊人之作：它毫无人味、充满了皇权思想的豪情壮志。它为中央极权式封建主义的帝王抒发心中的种种崇高志向，宏扬秦王为天下着想的情怀。北京首映式上，前面几个问题基本上都围着本片的意义发问：您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可张艺谋的回答基本上可以用《甲方乙方》的台词来形容：打死我也不说。他只说我要拍好看的电影。李安的《卧虎藏龙》有人性情感的核心，那就是人性的压抑和解放。吴宇森的《变脸》中对那个黑帮头子的小孩的处理就蕴涵着多少超越性的人道情感。为了在结尾处让他再出来，吴宇森逼着制片人又多花了百十万美金。

　　回头看看这位《英雄》，问题也许就出来了。为什么故事讲出这般模样？最大的毛病在于《英雄》要说的道理是硬说出来的，是反历史，反人道的。导演、编剧自己信不信我不知道，但他自己都说不圆。这就是美学的暴力，就是用强力的叙事和有感染力的语言来言说一些违反历史判断和基本人性情感的硬道理。这些历史知识和基本的人类情感是在一个相对可知的范围里。以前的爱森斯坦和希特勒的御用俊俏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坦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据本片的编剧和宣发人员说：《英雄》提出的是“放下屠刀，结束恐怖”的精神。可据史书记载，秦在求统一时就用了坑赵国降卒45万和保甲连坐等恐怖手段，秦始皇统一后除了统一秤杆、尺杆和文字外，还干了别的事业：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弄得罪犯遍地。要这样看，他是一个成功的恐怖统治者。秦始皇计划生育搞得也不好，他自己生了二十几个女儿，十几个儿子。他对环保也毫无概念，据考证，仅仅他的兵马俑就至少用了8000立方木材，还不算他的坟墓。那得砍多少树呀！即使以孟子的思想看，秦王也是反动分子。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他还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本片故事说，秦王在刺客放下刀剑后他自己也不肯放下屠刀。我觉得，《英雄》的那点意思不过就是放下刀剑，停止反恐。

　　于是，我们听到了这两个同学的隔年对话。陈凯歌在《荆轲刺秦王》中把自己当成美学帝国中可以宣判一切的皇帝并颂扬开天辟地的皇帝，他要说的是“我是皇帝，你们要理解我”。到了2002年，张导演来应答，他对着咸阳山沟里的秦王坟墓和自己的老同学说：“皇帝，我们理解了你。”

　　谁导演了张艺谋

　　早在1992年，我就在报纸上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英雄》的几个因素。首先，当然是张导演自己想拍大片，要跟已经拍过国际大制作的其他导演叫一板。正因为张导演不是为了追求衣食足而受苦，不是为了稻粮谋而是为了过把瘾而谋，我对他更看不懂。其次，我们这里强势话语说过的“焚坑事业待商量”等一系列话语和政治氛围是决定本片主题的政治因素。这里可以研究的是，在许多其它地方的“政治上正确”的要求怎样在这里变成了艺术创作和商业运作中变成了政治上保险的计算。再看，还有商业要求。我估摸，制片方很可能对张艺谋提过要求：“就照李安的《卧虎藏龙》的风格去拍。”不然导演不会一切照着《卧虎藏龙》的路数走。就艺术影响说，我们可以看到《罗生门》影响了无名与长空决斗那一场；
《末代皇帝》教会他绸子底下做爱和在大殿中挂满绸子；
锣鼓点子打击乐器的使用是从由胡金铨那里来的。《新电影》有位尚可先生分析得很贴切，用这些别人的元素完全无可厚非，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这里面导演的超越和自己新的创造性。对比《卧虎藏龙》的人性描写，我实在是觉得张导演是得其形而忘其意。难道张导演是不讲职业道德，随随便便就跟掏钱给他拍片的雇主摇头的“不”先生？也许，张导演身后有比制片人更厉害，说话更管用的老大哥？这时，我就看到由陈凯歌开头，同班女同学继承发扬的《荆轲刺秦王》、《雍正王朝》以来的古装主旋律。这几年这类片子可时髦又讨好。毕竟，他们还没有像张俊以在《康熙帝国》里那样直白地替帝王用第一人称抒情高音唱出来：“我真想再活五百年”。就思想资源说，90年代极端时髦，至今仍风情不减的民族主义情话--民族主义与权威主义打情骂俏的话--是张艺谋这部影片的基本主调。我认为，分析8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是怎样在90年代逐渐转向权威主义认同是考察中国大陆思想潮流变化的重要课题。

　　张艺谋的转向发生在1999年，他拍了《一个都不能少》。但他把魏敏芝想挣50块钱的动机在影片中演化成带领学生做好人好事的高尚行为。魏敏芝要的是一弹呱呱作响、能花能用的人民币，结尾时，导演给了她一盒花花绿绿的漂亮粉笔。那部影片不被嘎纳电影节看好，张导演给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发了一封信宣布退出。其实，他那封送给到雅各布手上的信是给这里的干部和群众看的，那使他多年来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受表扬。

　　影片上映的那段时间，在文化人和记者圈子里，批评《英雄》、褒贬张艺谋是一件很庸俗、很没起子的事情。我有几次提起《英雄》，立即遭到晒笑。原来“天下”早已经整明白了的道理，我还在拿着当思想说。但我不是英雄，我不会去替天下想事情，我只能说出我自己看这个《英雄》的印象，那管这是眼下最平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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