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革命”溯源

　　革命曾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名词——贫贱如阿Q生前也曾咬牙切齿地发誓：“妈妈的，便是我，也要参加革命党了！”孙中山先生死前的遗言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总之，无论是凡夫俗子还是志士仁人，也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革命在这一代中国人心目中都享有至高无上至爱无双的崇高地位。

　　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一词更有如铁炉钢水，炽烈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我们的前程是“革命前程”，我们的道路是“革命道路”；
我们的领袖是“革命导师”，我们的同事是“革命同志”；
我们的家庭是“革命家庭”，我们的枕边人是“革命伴侣”；
信的开头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信的结尾是“此致革命敬礼”；
要打派仗时有“革命群众”，要分赃物时叫“革命成果”；
实施暴力时高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进行救助时宣称“实行革命人道主义”……“革命”就像一个破口袋：什么东西都装得进去，又什么东西都掏得出来；
“革命”又好象孙悟空身上那那拔之不尽的毫毛，你只要一拔下，要变什么随你的便！记得刚念小学，也搞不清这“革命”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问老师，老师也只能期期艾艾讲一通我们越听越糊涂的“革命理论”——不过，我们心中有谱：反正革命是个好词，凡是好东西都是革命，凡是不好的东西都是反革命，你只要这么用就大致不差。我想，那时的“革命”二字可比今天的“金钱”二字有魅力多了：不仅人人向往个个追求，而且充满了理想与崇高的韵味；
哪像金钱：虽然也是个个都想，可却不那么崇高不说，还充满那么多洗之不尽的铜臭味！后来读的书多了一点，“革命修养”有所提高，开始明白所谓“革命”是指“一个阶级使用暴力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换句话说：你要是没饭吃没衣穿，走投无路了，你也就可以革命了：去把有钱人家的这些多得用不完的东西抢来自己用或给穷哥们儿一块儿用——他要不同意（十之八九上不会同意的），那他就是反革命，你就可以用暴力镇压他，把他“送进历史的垃圾堆”！用革命导师毛主席的话来说，这叫“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或者用革命歌曲《国际歌》的话来说，就是“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有了这点“革命觉悟”，便觉得这革命也真是好东西：你有东西吃，我饿着肚子，我就可以抢你的东西吃——这叫革命；
而你有东西吃，你不给我吃不说，还不许我抢你的东西吃，那你就是反革命啦。这多惬意？难怪当年穷得裤子都没得穿的阿Q同志要睡在土谷祠里咬牙切齿地发誓“妈妈的，革一革也好，便是我也要参加革命党了”啦。至于中山先生临终前的嘱咐，那也很好理解：当时欺负我们的帝国主义都比我们有钱，有钱不说，它们还尽欺负我们这些穷国家，我们不革命行么？！只是后来流行的什么“革命伴侣”、“革命敬礼”之类有些让人费解：亲人朋友之间，也要“革命”？慢慢地，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渐渐对这“好的不得了”的“革命”二字也有了疑问：是的，一个社会如果分配严重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那人民有权进行革命。可，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只想在生产关系领域闹革命，而不去考虑如何进行“生产斗争”——换言之，这国家这民族只出革命家，不出科学家企业家，它就真能文明幸福？东抢西夺，总得有东西抢夺不是？大家都只是去抢东西夺东西，而不想办法去造东西做东西，东西便是再多，也有抢尽夺光的一天呵，到时怎么办？大家顶着“革命家”的头衔喝西北风么？

　　考诸历史，“革命”一词原本没有这么崇高复杂的含义。“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原文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的本义是指皮革，制兽皮去毛而为革，因此又有了变更的新义；
所谓“命”则是指夏、商、西周三代，都相信他们是由“天命”而立国。因此，“革命”一词的本真含义就是变革天命，或者说是顺应天命变革社会——有点扯“天命”大旗做“变革”虎皮的意思。因为这个词含有暴力起义推翻政权的，为后来千方百计维护自己政权的统治者不喜，所以在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很忌讳使用这个词，结果它流失到了日本。逮至晚清，那些个立志推翻满族统治他志士仁人才又“礼失求诸野”地将这个名词出口转内销地再次引回中国。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革命”这个词就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革命在近代的真正走红，是因为孙中山对这个词的青睐——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他欣然认同，并从此把自己既有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又有排满的“种族革命”内容的政治团体称为革命党。从此，“革命”一词大为兴盛。比如，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
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以及同年邹容写的著名的《革命军》等等。

　　由于辛亥革命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所谓“革命尚为成功”，所以后来又掀起席卷全社会的真正风暴——“国民革命”。此时的革命宗旨，已加入“反帝”标签和“阶级”思想，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社会结构，至此才发生剧变。国共分裂后，双方都以“革命”自居而视对方为“反革命”，革命因此进一步成为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的“意底牢结”。

　　建国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也因此而名正言顺地出现本文开始所说的那种无处不革命无事不革命的“革命场景”和“革命联欢”。

　　年轻时的钱钟书说过这样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好的情况应该是：革命永远都只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时时宣传“革命理论”，让全国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知道：如果一个社会停滞不前而又贫富悬殊的话，人民是有权起来革命的。到时天崩地裂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这样，在革命的恐怖下，大家都做一些让步，使整个社会有一些回旋余地和弹性，革命运动（实践）也就因此而不会爆发。王富仁先生指出：“它（指‘革命’——笔者）将永远威胁着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不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它权力范围之外而把社会底层的广大公民逼到公开与它决斗的地步。”

　　革命不是好事，但它的存在能带来好的结果——是一种必要之恶。所以，我们不必欢呼革命，也不要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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