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谈天论地说“身份”

　　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决定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决定他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影响所处的生存环境，最终影响人生轨迹。可以说，什么样的身份，就有什么类型的生活。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身份”的内涵无疑也不相同。

　　印度的种姓，是以宗教为背景的身份制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的圣书《梨俱吠陀》记载，诸神在分割大神时，大神的嘴变成婆罗门，双臂变成刹帝利，双腿变成吠舍，双脚变成首陀罗，因此这四大种姓天生有等级上的差异。除此以外，还有一类庞大的群体叫做“贱民”，被视为不干净之人，完全排除在印度教之外。加上伊斯兰等少数民族，印度的人口总共被分为六类。

　　种姓制度的宗教背景，决定了印度“生而不平等”的人生观念和社会秩序。1947年印度独立时种姓制曾被废除，然而身份高下的观念已经在民间根深蒂固，令圣雄甘地死于种姓狂热分子之手。2006年初的印度震灾当中，每当有国际救援物资到来，很多地方还是按“种姓”分配，据说共有六种不同的分配。

　　中国的身份制度不象印度种姓制度，有那么沉重的宗教和历史的包袱。但是通过人口管理作为各项施政的依据，早在封建社会初期就开始了，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的“登人”或“登众”，就是依照人口登记、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是户籍制度的雏形。那时的人口登记制度，用来了解社会基本情况的，作为征税轮役的依据，却并非等级的划分依据。相反，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社会文化，一直强调众生平等和百姓权力平等，身份不与地位、政治权利挂钩。例如，在隋唐开始的科举制，不论出身、不论门阀，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不计家庭出生、公平竞争的制度。

　　中国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从元朝开始的，而元朝的身份划分是由种族矛盾带来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开始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从成吉思汗开始，将天下百姓强行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吐蕃、大理国民）、汉人（金、辽遗民）、南人（南宋亡国奴）四个阶层。每一任皇帝都大搞种族歧视，其他隶属国君主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比较典型的是元朝的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右榜，汉人和南人考左榜，难易程度有别。就这样，在种族矛盾和腐败政治的交织作用下，元朝统治维持不到一百年，就灰飞烟灭了。

　　明朝取代了元朝后，“以其道反治其身”，朱元璋通过人口登记，建立起乐户、丐籍、堕民等歧视制度，一般针对两种人：一是留下来的蒙古人，元代降将，其二是普通罪犯。明朝政府明确规定，这些人只能为普通民籍、宦籍服务，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在江浙一带，一直到清末民初，都还有不少家庭沿续着乐户人家的生活传统和习惯，男的以出卖技艺和力气为生，女的为当地大户或达官贵人家庭提供服务。

　　到了清朝，种族歧视仍然非常严重。它实行种族隔离，实行满汉分区居住，严禁异族通婚。除了满人的八旗子弟，其它民族的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满人拥有特权，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至将相，就算犯了罪，也能得到减等、换刑的优待。而汉人，即使在朝廷担任高职，在满臣面前也要下跪，开会的时候，满人昂然上座，汉臣只能跪在旁边，地位甚至不如满人的家奴。

　　在清朝建国一百多年之后，统治阶层开始中原化，从雍正开始，将乐户、贱民等“非良民籍”制度取消，被称为“普世平等”的一大善政。同时，实行蒙满一家、蒙满汉化，并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这项政策，化解了异族之争，所有外敌都变成了中国人，敌我矛盾也变成了内部矛盾，清朝的版图因此急速扩大，由一个异族统治的少数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泱泱大国。中国由元朝开始，因为等级制度而带来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才得以缓解。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新的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二元身份制”。这项政策，起初是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考虑的。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加码，在城乡二元身份之外，又有了政治身份的划分，出现了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贫农、中农、干部、工人等不同群体，其政治待遇的不同，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学习过程中的登记、档案和各项社会活动。

　　计划体制下，城乡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工人、农民、资本家、知识分子的不同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应实行配给制，而农民按劳取酬。地主的儿子连初中也不能上。在严格的敌我对立的氛围中，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起着决定命运的重大作用。

　　文革后期到现在，根据不同政策和社会地位，又衍生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等的划分，并建立起针对不同性质个人或单位的，如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权、公民权、国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为依据，例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就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教育权、迁徒权、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权利。现在，针对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暂住证”虽然取消了，却冒出了同类性质的“居住许可证”；
同样是车撞死人，城里人要赔四十万，农民则只有二十万不到，这个价码显然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待遇、福利、不同社会地位估量出来的。在身份制度与社会待遇的共同作用下，公民分为不同等级，貌似平等地“同在蓝天下”，实际上却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追求。

　　非公民社会中，“身份”不是经济自然形成的产物，不是行业、职业、生活状况的集合，而是由国家政策、血缘、地缘、行政等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身份制度在各项社会制度、法律、政策当中，根本作用只是在于控制、约束，人为制造国民待遇的不平等，左右人们在创业、居住、教育、社会福利、迁徙等现实生活。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配套，与市场经济不配套，于国民政治、人生权利方面有负面的约束，显示出对国家经济越来越大的制约。

　　中国无疑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的分割不光受经济、文化地位等影响，还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上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

　　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维护国民在身份、待遇、权利的平等，营造文明和谐发展环境，建立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只有职业、出生地、文化背景的不同，没有政党、地域、种族、公办和私立、国企和民企之高低贵贱，不戴标识身份的帽子，只需要在《宪法》宪政的制约下，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共同享受国家的阳光雨露，国民对这个国家，才可能有共同的认知和共同的责任。无论哪种身份歧视，客观上都在制造社会各阶层的不平等、不和谐，在事实上起到分化国家的作用。因此，取消户籍，取消各种各样人为的身份定义，消灭所有与身份挂钩的歧视性政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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