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列奥·施特劳斯与汉娜·阿伦特

　　国内学术界有人把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作20世纪的前自由主义范式的代表（浙江大学应奇《政治理论史研究三种范式》，《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且不论列奥·施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是否应该归属于自由主义系谱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学术思想内在有何因缘关系，但是，因为至少这两位学者都出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代、又都是希特勒上台后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人政治哲学学者，甚至1960年代一度在芝加哥大学同事的大师，所以，笔者兴趣所在：他们俩的私交如何？拙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利用欧美文献资源的学人能进行深入探索，因为个人私交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因缘是或相互抵牾、或互为因果的。

　　1962年3月27日挚友洛维特给列奥·施特劳斯的信主要是探讨海德格尔的《尼采》，在信的最后问道：“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文章值得一读吗？”列奥·施特劳斯在同年4月2日的回信的末尾回答说：“我没有看过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论文。”（见《回归古典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8月，第426页至427页）这似乎说明施特劳斯对阿伦特的著述，没有兴趣。因为50年代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等著述已经蜚声美国学术界，施特劳斯不会不闻不问。

　　据杨-布洛赫的《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的叙述，事实上，是施特劳斯与阿伦特俩在德国柏林时代就是老相识了。20年代末施特劳斯已经出版了《斯宾诺莎宗教批判》，在学界崭露头角，是犹太学高等专业学校的副教授。他经常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碰到阿伦特，拼命追阿伦特，而阿伦特对他的保守主义政治观非常反感，所以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据说是因为阿伦特怎么也难以忘记施特劳斯曾对正在兴起纳粹党高度评价，挖苦他说这样好的政党统治，怎么连我们犹太人立足之地都没有？为此，施特劳斯大为恼怒。这一交恶此后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1942年，到美国还不满一年，阿伦特写了论文《德雷福斯事件及其余波》（Dreyfus und die Folgen），扎罗·巴洛把它题名为《从德雷福斯事件到当代法国》（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France Today），刊登在自己编辑的定期刊行物《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上。用巴洛的话来说，这篇论文是她取得的“进入美国学术世界的入场券”。就在这文章中，阿伦特批判了施特劳斯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因为施特劳斯当时公开坚持声称：即使战争结束后，犹太人也不应该比先前更深地卷入与德国的关系。阿伦特指出，这种观点是“即使使得几个学者感到满意，也不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

布洛赫的传记还提到，1965年阿伦特短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两个人关系更加恶化。也许就如施特劳斯的再传弟子弗朗西斯科·福山在新著《美国处在十字路口》(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2006)中所说，施特劳斯多做象牙塔内形而上学研究，不太涉足具体政治的缘故，所以，在传记中，布洛赫没有具体提到他直接与阿伦特争论一类事例。即使如此，稍微熟悉他们俩政治哲学体系的中国读者也能列举出他们思想间的不少抵牾。比如，他们都对莱辛作品很熟悉，施特劳斯虽然不正面反对莱辛的认为不同的一神教都通过不同途径走向永恒真理、同一个上帝的观点，但是把各个一神教绝对化、琐碎化，削弱了莱辛思想的积极意义；
而阿伦特却盛赞莱辛的这个倾向，主张基督教教徒、犹太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和解共处。

　　阿伦特夫妇，围绕麦卡锡主义，倒是与施特劳斯的弟子们、而今被人称为“新保守主义之父的欧文·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一伙的争论。欧文·克利斯所属那个群体，许多成员是出自纽约市立大学犹太血统的原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托洛斯基的影响，对斯大林主义失望后转向保守的。虽然与传统右翼不一样，甚至比传统右翼还要狂热。

　　1952年秋《评论》刊出了欧文·克利斯托的《市民的自由：1952——一项混乱的研究》（Civil Liberties， 1952——A Study in Confusion）一文。克利斯托称自己也是被麦卡锡主义者们、或被自由主义的麦卡锡主义批判者们双方边缘化了的“流民”。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放纵、默认了共产主义者的阴谋，所以他们有必要学习区别危险分子的方法：“如果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社团组织的成员的话，就可以断定他是共产党员。”因为这篇文章的刊出，读者来信多得像雪片一样，其中大多赞赏克利斯托保持清醒头脑；
表示愤慨抗议的，只有来自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等人的少数信件。阿伦特正在欧洲进行犹太文化复兴调查，从欧洲寄去了抗议信。布吕歇尔认为妻子秋天将去纽约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可以直接与这些人讨论市民自由价值问题。（也可以参见《汉娜·阿伦特/海因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的第六部分，孙爱玲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结果，阿伦特在《公众利益》上发表了一篇评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回忆录《冰冷的星期五》（Cold Friday）的题为《原共产党员》（Ex-Communists）的长长的书评。她强调：采用极权主义的手法与极权主义进行斗争有极大的危害，并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像产品那样能被制作的，是不完善的，今后也决不完善。因为所谓完善的标准，在这里是不适合的。这个活生生的事物中，意见相左，本来就和意见一致同时存在的。对异见的限制，只能依照宪法及宪法修正案第一至第十条，别无他物。如果根据预设的想法，想使‘美国变成更加美国式’的民主主义的话，结果只能是破坏它”。这一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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