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的母亲

发布时间:2020-06-10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离她老人家73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母亲早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让我见她最后一面。此为我终身遗憾。

  母亲去世几天前姐姐与我通电话,说母亲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恶化。姐姐问我什么时间可以回去一趟,我说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我就回去。因为家乡的窑洞里收不到移动信号,姐姐打电话必须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与母亲说几句话。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她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点,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预感到母亲真的快要走了。因为这一天工作上已经有些安排,晚上还要主持一个重要讲座,我问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说不急,晚一两天没关系。我取消了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点开车从北京出发,下午5点到家。一下车,看到周围凝重的气氛,我意识到等待我的是噩耗。弟弟低声对我说:你晚回来了一步。我就这样失去了最疼爱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龙)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要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但她早走了四天,没有看到新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在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误我的工作。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儿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为了安抚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贵的药说得很便宜。即使这样,她仍然唠叨太费钱了,说我赚几个钱也很不容易,不应该在她身上花这么多钱。有一次我生气了,脱口而出:你再唠叨我就把钱都烧了!母亲流泪了,她觉得说这样的话不吉利。这令我内疚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无须向她解释什么,无论每次回家看她,还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间去病房看她,来去匆匆,她看得出来。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时,我说:妈,我走了;
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看她,她也不会叫我过去。她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边。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误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几天,她有点反常。有一天早晨5点不到,她就让姐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赶快起床过去,她对我说她很难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她会放声大哭。她说要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说,再治几天就好了。当天上午9点我有课,8点半与她告别时,她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会吗?母亲的反常给我一种不祥的征兆。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性,目不识丁,但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17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把5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在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歌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1斗高粱。这1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2042,-10.00,-0.49%,吧)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即春天借1斗高粱,夏天还1斗st1: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1" UnitName="升">1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10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黄河水上原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她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4头牲口(毛驴)的任务。这4头毛驴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农忙季节,她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明没夜地干活,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而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父亲回家后有时会为此训斥我,但母亲总是护着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了。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7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母亲是个好面子、重名节的人。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请客送礼,母亲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总是催父亲尽快想办法还债,生怕人家说三道四。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柜子,这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柜子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到现在,仍然是家里最重要的家具。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柜子的人,不忍心把柜子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柜子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这些树木就能卖出高得多的价格。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小学一年级时,当听说我把拣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老师,受到表扬时,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我。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姐妹5人从小就在村内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11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妒忌别人。每当别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总是很高兴。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母亲目不识丁,但格外敬重读书人。读书人中,母亲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记得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将同班一位同学的恶作剧错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一句话: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村里小学的教师,都受过她的热情招待。这并不是因为母亲想让老师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我们都长大成人,小学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仍然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对待小学的老师。在北大校医院住院时,护士有时尊称她“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薛">薛老师”,她很不自在,几次与我提及此事,因为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不可用于她这样目不识丁的普通人。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17岁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时,同公社一个村子想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o:p>

  母亲为儿女操尽了心,但从不愿意儿女为她操心。在我上大学期间,一次她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在炕上躺了两个多月,但她一直不让家里人写信告诉我,害怕我为她分心。在过去几年里,她身体不好,但我打电话问她时,她总是告诉我自己很好,要我不要为她担心。

  五个孩子中,母亲对我最疼爱。她对我的偏爱是那么的理直气壮和不加掩饰,姐姐妹妹弟弟们好像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妒忌之心。

  母亲最疼爱我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有着非常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她心目中,儿子永远比女儿重要。所以,当我到学龄时,她让我上学,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则因为要帮助她做家务活、照料妹妹,延缓了学业。妹妹曾开玩笑说:妈妈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儿子,最难做的事情留给女儿。这话一点不假。弟弟与我相差11岁,当他出生时,我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我一直享受着先出生的优势。

  母亲最疼爱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总是听到别人在夸奖我,觉得我为她争了脸面,让她脸上有光。我考试后拿回的奖状,她总是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但母亲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夸奖我,因为在她看来,儿子是别人夸的,不是自己夸的。

  小时候我嘴馋,经常会偷吃母亲为喂养幼小的妹妹准备的馒头饼子(当时买不起奶粉),母亲即使知道了,也经常是不闻不问,好像这里面本来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里来客人吃饭,母亲总是多做一份,让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也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姐姐和妹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为我流过不少眼泪。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母亲说,孩子你如果实在太饿,就去自留地摘几个嫩南瓜,妈给你煮煮吧。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到了,一篮子瓜满坡乱滚,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个两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头也露了出来。母亲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为永久的纪念。13岁那年的暑假,因为生计所迫,母亲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到60里外的引水工程打工,干的活是凿石放炮,非常危险,常有死人的事情发生。我走时母亲泪流满面,一个月后我平安回来,母亲又哭了。她哭,不仅是因为高兴,更是因为心疼。

  自幼母亲就对我充满信心,对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预感。听说在我二、三岁的时候,村里来过一位算命先生,一见到我就对母亲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至少当个县长。算命先生或许只是讨好她,但母亲却很当真---或者说很愿意当真,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上。所以无论家里生活多么拮据,她一心供我上学。而且常对我讲,我上到哪里,他们就供到哪里。

  在我初中时,有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一起步行的几个孩子爬上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其他孩子因为有大人说情,坐上走了,而我被开拖拉机的人拉下来。晚上回家后我伤心地哭了,告诉母亲自己的委屈。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以后坐小卧车。

  记得考大学那年,母亲对我说,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过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发过了,很快大学也开学了,我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开始上山干活。我建议母亲把为送我上大学准备酬人的萝卜和软糜子卖了,还生产队的粮钱,但母亲就是不卖,说还要为我上大学准备着。后来,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学扩招的录取通知书。母亲高兴地流泪了。母亲是对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预感和耐心,家里不可能在农历三月中旬还能招待全村里人吃上一顿米糕烩菜。

  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钱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家,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亲总是用来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间用各种方式把我带回来的白面和挂面吃完。

  自19岁那年上大学之后的30年里,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她和父亲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诉母亲。因为告诉了她,她就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等待着我回来。我到家了,她高兴地睡不着。我走后,她又是想念地几天睡不着。为享受见到儿子的快乐,母亲以牺牲睡眠为代价。

  母亲50岁前,家道贫困,为养育儿女,省吃俭用,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东西。在生命的最后10年,儿女都长大了,本来不愁吃不愁穿,但因为有糖尿病,不能吃她喜欢吃的东西。父亲说,母亲没有“吃禄”。

  母亲脾气不好,爱着急,当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她心里就会憋着一肚子气,久而久之,就憋出了病。母亲的病,与她的性格有关。

  母亲活了73岁,我没有给她祝过寿。但我知道,她不会抱怨。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尽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时把手头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会少一些遗憾。当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母亲会更加不安。

  农历五月十一上午,按照老家传统的习俗,母亲入土为安了。开春以来,家乡久旱无雨,土豆和谷子都过了播种季节,但因为缺雨,不能下种。但母亲刚刚入土,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连降三天,行路也难。

  村里人说,母亲积了德,老天爷在为她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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