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清末新政和儒家体制的崩溃

　　内容提要：本文从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入手，具体考察这些变化对于儒家体制的冲击，这种冲击是逐步由外围而核心的。如教育制度的变化使得儒家经由科举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传播途径的丧失。而法律政治制度的变革则使儒家失去了作为合法性依据的地位，这样，在新政的措施面前，无论是儒家自身存在的制度性保障还是国家的儒家化体制均遭受根本性的打击。这样旨在稳定统治秩序的晚清改革走向了其动机的反面。

　　在甲午战争之后严酷的民族危机面前，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理想还是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张之洞在那篇至今仍被广泛讨论的《劝学篇》中，就明确提出了保种和保教保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报国。”但在张之洞那里，国家、清王朝和儒家的文化价值之间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说：“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1]在儒家成为政权合法性依据还未受到怀疑的张之洞那里，报国和报教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庚子事变后，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民族的生存即保种问题已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于清政府的失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清议报》等报刊的宣传之下，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之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而梁启超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2]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将忠君和忠于国家有效地区分开来。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即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来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在邹容的《革命军》之后，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以康有为的话来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3]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了康有为和章太炎之间的激烈争论。[4]这种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的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更进一步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并于是年11月26日，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正式揭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5]这是三民主义见诸文字的开始。而且前此又有香港《中国日报》及上海《苏报》作革命排满的宣传，使革命的意识深入人心，海内外对革命党的看法，翻然改观。革命的风潮，真是一日千里。至此外国政府也对对中国革命‘刮目相看’”[6]

　　在保种观念的影响下，保教也要以保种为前提。“教”（儒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是否应该坚持，其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符合保种的最终目的，否则一切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改变的。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舆论界最富魅力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梁启超对于“革”字的解释来理清当时的思想逻辑。“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者存，不适于外境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两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改变，但改革可矣。而不然者，蛰处于一小天地之中不与大局相关系，时势既奔轶绝尘，而我犹瞠乎其后，于是而甘自澌灭则亦已耳。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瘤，非从根底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之独一无二之法门，不欲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7]

　　尽管梁启超本人一直主张用“变革”而非“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但无论如何，“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中国的传统的制度体系在这种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在抗拒和抵制中，发生着种种的解体，最终是与中国传统的脱节。艾森斯塔德说：“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的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8]

　　1，新政：儒家根本制度的退场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京城出逃，开始了所谓的“西狩”。路上的仓皇和艰辛冲决了清王朝统治者最后的心理屏障。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所要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能不能或如何能将他们的统治维持下去。而朝廷重臣和社会舆论也纷纷强烈呼吁“变法”。所以在1900年7月和8月连续发布诏书，提出要进行全面改革，希望社会各界踊跃提出建议。其中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变法谕旨正式拉开了“新政”的序幕。

　　这道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伊古以来，代有兴革……播迁以来，皇太后宵肝焦劳，朕尤痛自剖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成此大衅。现今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理，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
前事之长，乃可作后事之师。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查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
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人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行、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私身家之积习；
舍其本原而不学，学其皮毛而不精，天下安能富强？……总之，法令必更，锢习必破，欲议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9]为了推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清廷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督办政务处”来统筹安排有关新政的各项事宜。政务处由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昆冈、鹿传霖等人组成。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以地方总督的身份参与。在此后的五年中，政务处负责制定了新政的各项具体措施，掌管各动官员呈交的有关新政的奏章，并具体办理官制、科举等各种事务。

　　在改革诏书发布之后，清政府收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建议，[10]其中以张之洞最为活跃，在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之前，他致电西安行营军机处，指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一条路，而变法则只有“变西法”一条路。他说：“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益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洋人之心；
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
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敢逞强生事；
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道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且康党、国会之逆党乱民始能绝其煽惑之说，化其思乱之心……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11]从后来的发展看，张之洞领衔的几位大臣连续递上的三份奏议，即通常所说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最受到朝廷的重视，因为这些奏议中的许多建议如改革教育、整顿吏治、振兴实业等都被接受了，并付诸实施。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提出经过了仔细的准备，一方面，1901年3月张之洞给各督抚发出了函电，提出了自己对变法的主张，算是征求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张謇、汤寿潜、沈增植、郑孝胥等绅商中的重要人物直接参与了奏议的起草，因此说他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晚清社会中最具实力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既主张全面改革，又希望循序渐进。

　　在熟悉近代文献的人看来，无论是谕旨还是张之洞奏折中的内容，这里并无多少新鲜之处。因为许多内容与戊戌变法中提出的许多主张并无明显的进展。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繁地引述这道“新政动员令”，原因在于这里提出了关键性的原则与儒家制度化的解体原因至为密切。第一，这是几千年来首次以皇帝的谕旨的形式提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这里蕴涵着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开始由以文化认同作为依据、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为以地域和种族为基准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二是承认中国有许多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第二，认识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只是“皮毛”，而西方富强的根本在制度，所以必须要学习“西政”。因此“法令必更，锢习必破”。第三，因为清末新政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如何修复和维护日益失去合法性依据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就决定了这只能是一次有限的变革，尽管新政开始涉及到了体制层面的变革，但是对于制度的核心，即与儒家观念密切相关的以君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并无改变的愿望，“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12]

　　不过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事实上都走向了其目的的反面。“大变革的浪潮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作为异族势力的满清王朝企图竭尽全力左右这种变革，然而，反清的思潮、军队的涣散已在所难免。事实上，最后灭亡清朝的恰恰就是这些军队。政府在国外培训的留学生，国内训练的新军队，它所鼓励的从事国内经营的商人，各省组织的咨议局，所有这种种势力都或早或晚地掉转了矛头，直指清王朝。”[13]比方说我们看到皇帝的谕旨中依然认定儒家的原则是万世不易的，却又强调了具体的行为原则上却需要做出根本性的变化，明确提出“祸国家者在一例字”，正是要破这一“例”，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必然是挖空了儒家赖以存在的土壤，这使得儒学在“政制理念”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将西方模式和传统体制绝对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儒家未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便已无容身之所了。

　　本文当然无意对清末新政本身做过多的分析，而是试图结合具体的制度变革过程，来分析制度化的儒家是如何随着社会运行理念的变化和传统政体的解体而逐步崩塌的，以此来阐明已经制度化的儒家与传统制度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存关系。

　　1（1）废除科举——儒家核心制度的解体

　　清末新政的开场戏就是以改革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改革。1901年7月26日，在张之洞和刘坤一变法三折的第一折便是：“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其中提出了四条具体措施。即（1）“设文武学堂”，具体内容是建立由小学、中学、大学构成的现代教育体系，毕业后授予相应的功名；
（2）“酌改文科”，其内容是改革考试的内容，主要内容是实用性的科目，大大减少了四书五经的比重。同时也是更为关键的是逐年减少科举取士名额，扩大学生出身名额，将科举和学堂合流，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制。[14]目标是“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 [15]（3）“停罢武科”，改变军事人才的培养模式。（4）“奖励游学”。

　　这些措施在同年就看到了效果，清廷于1901年8月28日发布诏书，提出1902年开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片”。并特别指出，凡四书五经义一律不准用八股文。1901年清廷又下诏，一是永远停开武举，二是重开经济特科，第三是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6]

　　尽管动机不同，起码在江浙一带，办学堂已经成了名流绅士们最热心的事，“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
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藪也；
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17]在这股兴学之风的影响下，各种学堂纷纷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科举不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学堂的发展还是受到种种制约，如每遇科举之年，官立学堂便全都停课，教育秩序难以保证。[18]有些学堂则因为学生因科举中式退学而致使学生流失严重。如山西大学堂中斋于1902年开办时共招生200人，经壬寅、癸卯两届科举考试，中举共70余人，均退学入仕，加上留学、生病等原因而退学，已经所剩无几。[19]即使是京师大学堂，已经明确地规定学生预科毕业奖举人，正科毕业奖进士，学生们依然难以抗拒科举的吸引。“（1903年）3月为癸卯会师，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廖落如晨星。迨9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籧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能与科举两存焉。”[20]因此科举和学堂之间的矛盾越发受到关注。

　　因此1903年3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再度上奏强调要逐年递减科举中额的办法。奏折说：“（今日各省于与设立学校一事），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也，实莫甚于科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不劝自进；
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于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
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
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谊可比。……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而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能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请侍万寿恩科（为纪念慈禧七十寿辰而特别举行的考试，作者注）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
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才，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21]

　　但无所不在的危机感造就了近代中国人的激进心理，同时科举和学堂由于其教育目的的根本不同，势难并行不悖。1904年1月，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乘重新修订学堂章程的时候，再度联名上奏，要求递减科举和推广学校。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震动。因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人指出现在的国家的形势，比以前更为紧急，如果不停止科举，那么士人的侥幸心理就不会改变。他们指出，人才的培养是个过程。“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需十数年之后，人才始盛；
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因此应该立即停止科举，他们对于学堂和科举的差别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志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
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备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
妇人、孺子，亦不使闲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不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致强奚不强？……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必先自停科举始。”[22]

　　在权臣势力日涨和内外危机的双重影响之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立即停止科举。这样延续一千多年的以儒家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就此走向了末路，同时也意味着，儒家和权力的联系的中断。我们先来看一下，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诏文是怎么说的：“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饬令各省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
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照所请办理。”[23]

　　在废除科举的同时，新的教学行政机构—学部和新的学堂管理办法相继推出。传统的政治架构中，主管教育是礼部，教育的目的是“兴行教化”和选拔官员。新式学堂其目的是开通民智和教育普及，因此需要有新的机构来管理。在中央舌立学部，各省裁撤儒家色彩浓厚的学政，改以提学使，统辖学务。对于府、州、县学则形同废置。而儒学教习，有大转任学堂教师，有的充任蒙学教师，如果空缺也不再补充，任其自生自灭。

　　教育宗旨和教育体系也发生了变化， 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提出了普及教育为目的的新教育观，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
从初级师范学堂到优级师范学堂的师范教育体系；
从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的实业教育体系，虽然这套体系几乎完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但这毕竟标志着由以科举为特征的旧教育体系向新教育体系的转变。

　　但恰是这几招，打着了制度化儒家的命门。因为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正如前文已经说明的，一方面，因为进入权力阶层的科举考试以儒家为基本内容，所以儒家和权力的关联是通过科举来实现的；
正如张之洞等人所说，科举对于从事儒业的人来说是一条“利禄之途”，废除了科举，也就是切断了儒家和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儒业之无人问津也就自然而然了。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实际上的一致性，所以科举体制其实就是儒家的传播体系，因此以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堂的教育改革一方面使得原有的儒家传播系统崩溃。因此虽然张之洞等人虽主张儒学教育和新式教育并重，但实际上“学堂…所学皆洋夷之学，孔孟之学俱弃之而不一讲求。”[24]按罗兹曼的说法：“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25]

　　1（2）从书院到新学堂：儒家传播系统的中断

　　科举废除和新的教育管理机构和规则出台之后，由于规定学堂毕业特别的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所以学堂和留学已经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没有制定出来之前，的确如张之洞等人在要求废除科举的奏议中所希望的“俾天下士才，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在这样的形式下，兴学和出洋留学成为一时之趋，这使得中国的近代学堂数量和入学人数有了迅速的增长，[26]当时的学部总务司编定的教育统计表可让我们知道当时学堂飞速发展的状况。

　　但这种变化对于制度化儒家来说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更确切地说由传统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对于儒家来说，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它使得已经延续一千多年的儒家传播系统由此而中断。

　　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家庭（家族负责）。其由礼部到学政和教谕[27]（儒学教官）教育机构的设置主要的功能就是组织科举考试、举行祭孔仪式来推行儒家教化。[28]即使是相对有一些独立性的书院也逐渐演变为科举“培训班”，这在清代尤为明显。[29]

　　但是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儒家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容身之处已经越来越狭窄。尽管在1903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张之洞等人提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30]1906年学部又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但正如张之洞自己所看到的：“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各学，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31]

　　学生之反抗精神当然原因很多，但儒学之不被人重视主要是因为新的新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流动机制决定了作为上升性流动的主要标准是科学而非儒学。而儒家观念的传播的则日益失去了其合适的渠道。

　　下面我们将从1903年到1912年前后的教育宗旨的变化和课程安排为背景，来系统考察现代教育是如何将以经学为基础的儒家的知识摈弃出正常的知识传播系统的。正是因为儒家和新教育系统之间的断裂造成了儒家在现代中国人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日益降低，最终使儒家失去了他的基本的信仰的群体。

　　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布了“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并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32]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清末的教育改革显然并不只是单纯的将书院改为学堂，而是从教育宗旨到教育内容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虽然一直要到1905年废除科举，这种变化才有了质变。

　　在1902年，颁布具有近代意义的《钦定学堂章程》的时候，当时科举虽有所改革，但并没有被废除，所以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还是主要的教育内容。《钦定蒙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规定：蒙学堂之宗旨，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直接与儒学有关的课程有修身和读经。如规定的修身内容是：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

　　而从必需阅读的儒家经典来说，第一年是《孝经》和《论语》；
第二年是《论语》和《孟子》；
第三年是《孟子》，第四年是《大学》和《中庸》。当时每周按十二天计算。修身和读经时间为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弱。（第三、第四年每周的修身课由每天一小时减为隔天一小时。）

　　《钦定小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规定：小学堂之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小学也设修身和读经，寻常小学校的与儒家思想直接有关的课程。高等时间也大体占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其中修身课以《曲礼》和朱子《小学》为依据。读经则是第一年读《诗经》，第二年《诗经》和《礼记》；
第三年是《礼记》。高等小学堂的读经和修身时间有所减少。课程安排上，每周（12天）每三天中有一天是修身和读经两小时课程，其他每天有一小时的读经课。课时占总课时的由蒙学堂的1/3减少至2/9。读经的内容则进一步深化，第一年是《尔雅》、《春秋·左传》，第二年是《左传》；
第三年是《公羊传》、《谷梁传》。

　　而在第二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章程》中，对于课程安排和读经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所占课时也有所提高。

　　如当时的初等小学课程设立有：修身（每周2小时）、读经讲经（12）、中国文字（4）算术（6）、历史（1）、地理（1）、格致（1）、体操（3）。每周共30小时，其中修身和读经占14小时。并规定：“现在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

　　第一年， 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

　　第二年， 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

　　第三、 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

　　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

　　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
除《孝经》（二千零十三字）、《四书》（五万九千六百十七字）全读外（共六万一千六百字），《礼记》最切于伦常日用，亟宜先读。惟全经过于繁重，天资聪颖学生可读江永《礼记约编》（约七万八千字），其或资性平常，或以谋生为急，将来仅志于农工商各项实业，无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礼记约通》择初学易解而人道所必应知者，节存四万字以内，俾得粗通礼意而仍易于毕业。”[33]

　　高等小学的课程有：修身（2）、读经讲经（14）、中国文学（8）、算术（3）、《中国历史》（2）、地理（2）、格致（2）、《图画》（2）、《体操》（3）。每周36小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并规定：“现在定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四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每年应读二万八千八百字，四年应共读十一万五千二百字。除《诗》（四万零八百四十八字）《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全读外（共九万二千四百十七字），合《诗》《书》《易》共九万六千八百五十四字，余暇甚多，易于毕业”。

　　《钦定中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规定：中学堂之设，使诸生于高等小学卒业后而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中学的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学、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但修身和读经所占的课时较之小学大大减少。中学分四年，头两年每周37小时，后两年每周38小时。修身和读经的课时均为每周5小时，而外国文则占每周9小时。

　　次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对修身和读经有更具体的说明。读经时间也略有不同。“现在所定的读经讲经钟点，计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三点钟（间日背讲一次），合计九点钟；
另有温经钟点，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

　　因学生皆系高等小学毕业生，故应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每日读二百字，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应读四万八千字，五年共读二十四万字。计《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周礼》全本（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合共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黄叔琳《周礼节训本》（约二万五千字）则合计不过二十一万三千余字，尚有余力温习。”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规定：高等学堂之设，使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

　　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将高等学堂的学科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科为豫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
第二类学科为豫备入格致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者治之；
第三类学科为豫备入医科者治之。”

　　这三类学科中，人伦道德和经学大义这两门与儒家思想直接的课程作为公共课在每周36小时中占3小时，均低于外语课的课时量。人伦道德课主要内容是“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经学大义则第一年讲《钦定诗义折中》《书经传说汇纂》《周易折中》。第二年讲《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第三年讲《钦定周礼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指出：京师大学堂[34]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指出；
大学分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其中经学分十一门：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理学门。但考量其他七科的课程安排，我们并不能发现有专门的涉及儒家思想的训练课程。即使是文学科中的中国文学门中，所关注的也是经典的文法而非义理。

　　学生毕业之后的安排直接关系到教育体制是否由传统的以培养官员为目的转变为职业培训和科学、人文教育。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四章《学生出身》专门就由科举向学堂转变之后的学生学成之后的安排作了说明。“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而小学毕业则给予附生文凭，中学堂毕业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大学堂毕业生则“侯旨赏给”进士。

　　而已经是进士的人员，则可以去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三年毕业后“有教习考验后，管学大臣复考如格，择优保奖，予以应升之阶，或给予虚衔加级，或咨送京外各局所当差，统俟临时量才酌议”。[35]

　　师范生由给予奖励，师范四年毕业后，经考核“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36]

　　1906年废除科举之后，新的学部成立，对教育宗旨作了重新的界定，这个新的教育宗旨分为两类五条，第一类是“忠君”、“尊孔”；
第二类是“尚公”、“尚武”和“尚实”。而从《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对于这些条文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中体西用的色彩。如对于“忠君”就是要“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涤风雨飘摇之惧。”这样就会使在当时已经不可收拾的“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所谓“尊孔”则是要让学生在儒学的熏陶之中，“以使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37]但是从尚公和尚武等条文虽然其解释的依据依然是从儒家的经典出发，但已经明显与传统的儒家教育观有一定的距离，而是更有着时代性，并带有明显的西方教育观的影子。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已经不再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随之，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连带着教育的制度和课程的设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1911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就明显是针对1906年的教育宗旨而发的。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显然，新教育观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图书暂行修改应用，并令废止读经，并禁各校用《大清会典律例》等。当年五月，又由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条文很多，对于学校和教科书特别提出：“（一）各项学堂改称学校；
（二）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前清学部宣布所颁及民间通行教科书中有崇清及旧时官制避讳抬头字样，应逐一更改。教员遇有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并指报教育司，或教育会，通知书局更正。（三）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38]

　　1912年9月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在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中指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在11月颁布的《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与儒家有关联的是修身、国文和历史。在《教则》中对这几门课的教育目的作了说明。

　　“第二条：修身要旨在涵养儿童之德性，导以实践。初等小学校，宜就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诸得，择其切近易行者授之；
渐及于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气，养成爱群之精神。

　　高等小学校宜就前项扩充之。

　　对于女生尤须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

　　教授修身，宜以嘉言懿行及谚辞等指导儿童，使知戒勉，兼演习礼仪；
又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

　　1915年起，启蒙教育又分为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但在教育宗旨和课程设置上并无大的变化，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校的修身课的内容与1912年的基本一致。唯一值得指出的是在1915年的课程设置中，均加上了“读经”课。如1916年1月颁布的《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中指出：国民学校学生的“读经要旨，在遵照教育纲要，使儿童熏陶于圣贤之正理，兼以振发人民爱国之精神。宜按照学年程度讲授孟子大义，务期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儿童苦其繁难。”同时颁布的《高等小学校令实施细则》，指出“读经宜照教育纲要讲授《论语》”。而在同年10月颁布的修正稿中，均删除了有关读经的条目。

　　1912年9月，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校令，明确指出：“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而在同年12月公布的实施细则中，对于传统意义上与儒家有关的课程“修身”课作了如下规定：“修身要旨在养成道德上之思想情操，并勉以躬行实践，完具国民之品格。修身宜授以道德要领，渐及对国家社会家族之责务，兼授伦理学大要，尤宜注意本国道德之特色。”其课时均为每周1小时，在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中，对四年中的修身课内容作了更具体的说明。第一学年，讲授：“持躬处世，待人之道”。第二学年“对国家之责务，对社会之责任。”第三学年：“对家族及自己之责务，对人类及万有之责务。”第四学年：“伦理学大要，本国道德之特色。”虽然很多内容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但是可以明确看出，在避免使用儒家的标识。但对于外国课则是一如既往的重视，中学四年，外语课则是每周6小时。

　　虽然当时另公布了针对女生的时刻表，但只是有一些小的差别，并不影响本文所要推导的结论。

　　1912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令，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13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原有的经学科没有了。有关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我们可以在哲学门中的中国哲学类、国文类和中国史类中找到。当时列入课程表的儒家经典有：列入中国哲学类中的《周易》《毛诗》《仪礼》《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列入国文类有尔雅学等。列入中国史类的有：《尚书》《春秋左传》等。原来将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机构称为“通儒院”，这时也已经改为“大学院”。学生从高等学校毕业授予相应的学位。

　　从上述教育宗旨和课时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废除科举之后，儒家的价值观和儒家经典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越来越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最终随着民国建立——儒家制度的合法性的消失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空间，大学以下的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课，即使是大学里的有关儒家经典的内容，也已经是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学的文献，已经完全“非经学化”了，只是作为众多知识中的一部分，只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由此，运行了一千多年以察举、科举等选举制度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儒家传播体系，也终于因选官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建立而宣告中断。

　　虽然《剑桥中国晚清史》对于废除科举之后的教育内容是否有实际的变化持怀疑态度。[39]他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是（1）由于难以找到合格的老师，如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的教师中，有84%的人有传统功名，他们难免会按传统的旧课程上课。（2）几乎所有私立学校均由绅士开办。（3）制度中保留了尽量多的旧东西。如学堂毕业授予相应的功名和对于留学生的奖励办法都能明显看待这种连续性。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由的重要性，例如前面所列举的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由于教师和资金的问题在具体的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变样。同样，我们也必须正视习惯的力量，因为很多人依然是以科举的心态来对待新教育的。这可以从众多的学生钟情于法政科中可以得到证明。[40]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并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以致于社会上更欢迎那些学徒而非学生。范原廉抱怨说：“近时内外交通，渐知凡百事物，莫不有学；
而振兴实业，提倡教育之声，亦常闻于远迩。然按诸社会实际，则似学术知能之需要，仍未见殷切也。中小学校之毕业者，其受工场商店之信任，常逊于寻常之学徒。专门学科之毕业者，即学行优长，而在社会中每苦无可就之职业。其足以容纳群材，而又为世俗欣慕者，厥惟官吏之一途。以是学子之志于为官，几同于流水之归壑。”[41]但我们不能否认废除科举和建立新学堂所造就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42]，

　　随着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逐渐变成教育的核性内容，并形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巨大的“惟科学主义”，这使得以儒家为核心的人文知识被日益挤到边缘性的位置。其实，当西学被冠之以“新学”的时候，我们已经隐约能感觉到在新式知识分子那里，儒学已经被视为“旧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难以承担保国保种的任务。[43]而作为新学之代表的科学，已经获得了“无上的尊严”。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44]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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