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50年”VS.“30年”——“历史的贫困”之二

　　很长时间没看电视了，包括报纸，自从有了这互联网之后。不过，电视有时还是一种必要的摆设，比如一个居家的客厅，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家具，一个填补辽阔空间与令人尴尬谈话间隙（那也是一种辽阔无际的空洞啊）与人情空白的神奇机器。从咱们这些“无名”之徒角度说，电视，也许该是一个现代人类无法离开的古老玩具，一坨像填补身体空洞一样填补心灵空洞的硅胶，一罐子在城市坚硬水泥与狭窄空间还能安慰的心灵鸡汤……哦夥，就此打住。反正很长时间没看了，也就不必计较这些事情，计较的该是那些生命中一半时间耗费在魔盒中的人，尽管他们早已丧失了计较的意愿。

　　其实我想说的，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在去年春节前的某一日，到某一位不太熟悉的同事家小坐，谈一些不太自然的话题。这样的主客对坐，那本来就辽阔的客厅自然会显得更加辽阔无边，以至于荒凉。时间在尴尬中总是特别漫长，似乎有意作弄。而空间也总是合谋者，将时间一再拉长、压扁，平铺在茶几之上，在主客之间。于是四目不敢相对，呼吸不敢相接，话题，在这城市的舒适起卧间，在这万家灯火的城市间，也就神奇的曲里拐角，山道弯弯了。

　　好在还有电视，架在主客之间。好在还有另一个声音，哦，不不，另外许多声音，夹在我们的对谈中，于是这场主客对谈就获得了“形式”上的完结，至于那内容呢？还能记得的，现在想来，似乎就只有那另一个声音，和那另外许许多多声音说的事了。

　　说的是《庐山之恋》，电影史上的“共和国第一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里程碑。那段时间，主流媒体正在“热播”三十年的话题，铺天盖地的。

　　坐在客厅那魔盒中参与我们谈话的，是《庐山之恋》的男女主角。回忆的是拍戏的当时情景。赢得满堂彩的，是那场接吻的激情戏。回忆者挺投入的，观众们更投入。回忆者说到拍那场亭中接吻戏，从导演到小工都感觉气氛严重，女主角在亭中等待，满脸冷汗，而亭外的男主角，紧张得甚至连脚都软了……导演只得“下军令”，下政治任务，才将这场现在看来只好算幼儿园里的激情戏拍完，然后是送审、公演，然后是轰动，一炮走红。而小亭中的接吻镜头，于是成了共和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据说，轰动的就是那个“接吻戏”。观众们在银幕上，骤然目睹一对男女拥抱亲吻，立时“耳热面赤”，转过头去，不敢直面这样的“火爆镜头”。而电影界的评论却为这镜头注入了更多的“思想”：人性的回复、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纯情的弘扬，美与生命的颂扬等等……当然，在共和国电影史上，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之一，宁不当乎？！

　　于是我们相对大笑，且为“三十年”编导们的智慧惊叹了一分钟。然后我们趁这样的开怀互相告别，在最佳状态中结束了谈话。然后我步入北京冷冽的寒风，开始我每日的散步者的遐思。

　　从客厅进入城市，从城市进入郊外的荒野，刚才的大笑开怀，被冷风一吹，就变成了冰一样的悲哀，一种“黑色幽默”。

　　“耳热面赤”，一个描述生理反应的词汇！

　　是的，“耳热面赤”。国人是多么纯洁，纯洁得近乎忘记了人身乃血肉之躯，被七情六欲所统治。纯洁得终于意识到了男女之爱原来是这么回事，亲吻与拥抱，竟然可以使得这资产阶级的的皮囊与无产阶级的有着相同的感觉；
纯洁得恋爱也得组织批准，并以革命的方式结婚生子，生育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并以革命的方式，禁止资产阶级的身体养育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三十年前的“纯洁”，或许几于憨且迂吧，他们在阳光下拥抱自己的爱人和情人，亲吻自己的恋人与别人的恋人，袒露自己的真的或假的耸立且肿胀的胸脯，欣赏自己或他人嫩白的或古铜色的肌肤，挽着异性的或同性的朋友或性伙伴的臂膀，在共和国的天空下幸福且快乐的游走，发出一种动物般的自由的呻吟。哦，多么美妙的时代，多么自由的国土。啊，多么神奇的进步，多么伟大的变化，令人热泪盈眶的巨大成就啊，这三十年！（不过还得要有一滴真的热泪，从人的胸膛中流出，而不是人造的水晶制品，超市高价出售的那种工艺品）

　　魔盒中的三十年，大约只适合客厅这样的空间，而城市之外的世界，那北国冷风控制着的冰天雪地（啊，即无冰又无雪的冰天雪地），时间大约是另一种计算法，五十年、七十年、九十年，或者，一万年、十万年吧。空间的封闭其实也是时间的封闭，人类的拥挤其实也是心灵的窒息。大约记忆总需要另一种氛围，越长的追溯需要越宏大的时空架构。在这样的天荒地老的冬日夜幕中，我才忽的起了悲哀。我面对的是另一种计时法，一种不适合客厅中小魔盒的计时法，五十年的追忆。

　　也是在三十年叙事漫天蔽野的时候，在“非主流”媒体上，在“一个中国”之中的另一种制度下的思想界，一部书引起了巨大关注，《墓碑》！一座墓碑！千万数座墓碑，有名的无名的，有形的无形的墓碑堆积成的《墓碑》，以一千一百页的巨大篇幅，在“一个中国”的另一个世界里流传。在新华社高级编辑杨继绳的时间框架里，这是对“五十年”的追溯。五十年前，1958年，共和国史上掀起的一场高烧，将大半个中国的森林化为钢渣，化为灰烬；
这场高烧的温度，如果真的以“历史”为衡温计的话，那它的计数，就必须动用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共产主义”来计量。事实也确实如此，全中国人民都在“跑步走进”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最后纪元，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最高阶段。也许，那些身体孱弱者、那些思想落伍者、那些以肉做灵魂者、那些拒接承认“最高”者，以及更多的无知氓氓，无法承受这样的高烧，于是成为共和国的灰烬——3500万至4000万的共和国公民们，就在这高烧中化为灰烬，与他们那腐烂在地里作为肥料与泥土的粮食一起（还有那887亿斤国库存量，当然，那是要出口去喂养我们国际友人的猪，以换取他们对我们圣地韶山的朝拜）；
与他们那从土法炼钢炉中清除出来的坚硬如钢的钢渣一起；
与他们那拆下的门板、窗棂、笼箱，打破的铁锅、饭鼎，收缴的菜刀、斧头一起，化为乌有……

　　历史后退到五十年前，自1957年开始，共和国历史上，那位将世界视作“小小泥丸”的伟大人物，在反右运动的惊涛骇浪中，开始将视线转向农村，一片“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1957年，毛泽东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在这位领袖的估计中，“在全国总人口中，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六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小看了。”是啊，六千万人口都是“反对社会主义”，这力量还能小吗？他们“如果组织起来，手里有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这位数学成绩从来不及格的领袖就是这样估计自己的人民的。于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社会主义农村铺天盖地掀起了高潮，如同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掀起的反右运动一样。1958年，历史如果还有记忆，将永远铭记五十年前的这场无声灾难。

　　这场无声的劫难究竟有多大规模？三十年的叙事自然不会涉及，而官方史学往往一笔带过。但五十年的历史叙事无法回避这样的民族浩劫。学者丁抒认为，在1957年—1958年间，大约划了一百一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共计“一百八十万”（《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但显然，这样的估计没有涉及到农村，比如四川农村、中小学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场“摇篮惨案”（黄一龙语）。

　　这便是《五八劫》一书揭示的历史，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它“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自1958年1月26日开始，四川省委直接领导开展了这场对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引导”孩子们袒露自己的思想，并“对于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并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审查的内容”。运动按学生的言论表现划分“立场反动”、“立场动摇”等成分，明确定性四类为“敌我矛盾”，对他们进行变相劳改与限制使用。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而被变相劳改与限制使用的就达3200人！三分之一的学生沦为政治贱民，有的还只有13岁！（参见钱理群《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随笔》2008年第6期）

　　还有更多的劫难，被封存在铁皮柜中，在那“侯门深深深似海”的各部委的机密档案中，永不能见天日。还有更多的灵魂得不到安慰，被共和国自己的历史轻轻抹掉，如同宏伟蓝图中的一丝灰迹。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逝，在人类的记忆中将永远没有他们的声音。尽管，这个国家的历史是那样的深厚，那些历史学家们的金边眼镜是那样的铮亮，摄像机的巨大景深似乎纤毫毕现。每一个纪念日，每一个稍微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都以全民动员的欢乐追溯缅怀，十年辉煌，二十年成就，三十年的伟大改革。哦，是的，三十年，我们不正是处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感受到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吗？三十年，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但——

　　“三十年”是不记得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五十年前的历史。

　　“三十年”的纪念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共和国的孤魂野鬼。

　　“三十年”的宏大交响乐中不会有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早已发不出声音，在共和国的土地上。

　　在主流媒体中，在合法的思想界与合适的话语中，我们听见的只有“30年”的叙事，看见的也只有30年的宏大纪念活动，参与的也只是三十年的庆典，每个人都脸色红润，心情激动，回顾了再回顾着这三十年的激情与豪迈，哦，那永恒的三十年！涨破历史口袋的三十年！笼罩一切的三十年！时间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的完成……

　　“三十年”的历史叙事，于是成为一场新的思想改造，封锁记忆、毁灭记忆、强化记忆……一种“伪历史”， 一种哈维尔所称的“伪历史”：

　　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喻示（和自我庆祝）。

　　好在这片土地是这样的宽广且深厚，在边缘，那另一种制度下；
在地下，那另一群思想者的视野里；
在虚拟的空间，那技术所创造的新的共和国领土，尽管还有同样的眼睛在注视者，但毕竟，五十年的记忆还能生存，五十年前的孤魂与冤魂，有了托灵之所，有了他们的神社与庙宇。（如果这个世界的动乱乃厉鬼作祟，那就只有祈禳才能抚慰这些怨灵。对于人类而言，冤魂与幽灵是无法逃脱的，唯一的作为不是忘记与逃避，乃是祭奠与安抚。）

　　在这“伪历史”之外，在民间、地下与边缘，在那些自由思想家们的话语中，我们听到了对三十年的反思，另一种声音，被压制的从而显得暗哑却清亮的思想。听到了三十年之外的叙述，一个突破三十年框架的框架，一个能容纳三十年框架的框架，一个三十年不能忘却的记忆背景。同时，这也是一个历史自己的叙事模式，它不依赖权力的保障与保护，封锁与宣扬，它凭借着历史自身的魅力，赢得自己的读者。

　　也许，在共和国的某一片区域内与某一段时间内，三十年叙事有它自身的价值，尽管这价值同样需要反思。尽管，从纯历史学的视野看，五十年叙事，或者任何一种时间框架，都只是历史叙事的一个操作性框架而已，一个脚手架，永远是临时的，它无法作为历史本身的构造而建立。尽管，民间的、非主流的声音也是一种对记忆与时间的争夺，一种话语权力的争夺，但只有当时间本身成为历史叙事的对象，成为叙事者之合法的争夺时，只有当时间本身成为一个自由场域，而非国有化，在这时间的自由场域中，各种力量、各种声音可以自由进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场域，历史，才会是真的历史，人类自身所创造并选择的历史，而非囚笼。历史才可能是生动鲜活且开放的，而非苍白干硬与贫困。

　　历史总是被人类写过了又重写，时间也是可以隔断了并割断，记忆总是可以压抑且改造，强化或消亡，人类大约就是在这样的折腾反复中前行。健忘，乃是人类得以前行的必要，但也正因为健忘，我们才有了记忆控制与思想改造，才有了记忆控制与思想改造的成功，才有了记忆控制与思想改造成功的喜悦与喜悦之后的继续，才有了继续之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建构，才有了这建构之后的司空见惯潜移默化习非成是，才有了我们的现在与现状。或者说，才有了我们与我们的时代，一个狄更斯《双城记》开篇所描述过的时代；
一个《中国人在纽约》片头中所奉献的地域；
一个充满繁荣却苍白贫瘠、充满机运却总属于他人的时代；
一个只有嬉戏却无欢乐，只有欢乐却无幸福的时代；
一个现实膨胀且挤占了过去与未来、物欲横流充盈了灵魂与肉体的时代；
一个历史贫困的时代。

　　面对这样的时代精神，我们要做的与能做的，只有一条，那就是——

　　活着，并记住！

　　2009年3月4日整理

　　燕山脚 居庸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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