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季卫东教授

　　结识季卫东教授很不偶然，但不期然的快意，胜似邂逅。

　　200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时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当编辑的程金华先生，来电话：

　　“萧瀚，Ji老师在北京，他在找你。”

　　“哪…哪个Ji老师？”睡梦中的我不但嗓子酷得像“邱岳峰”，脑子也迟钝得像党委书记。

　　“还有哪个Ji老师？季卫东啊！你记一下他电话…”金华半嘲讽地说，我们时常聊起的季老师，我这会儿居然想不起来，岂不有点叶公好龙。

　　季教授的学术之路令人艳羡，北大、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神户大学法学教授……，他在法理学、法社会学等多领域的学术成就，在大陆学人中有口皆碑，并有国际知名度。

　　于是，我赶紧起床洗脸刷牙打电话，电话里，季老师的声音可谓标准的中年男子，浑厚、爽朗而重礼数，他的笑声解除了我的陌生感，倒像许久未见的师长（不是带兵的那种^_^），他问我住哪里，以便确定距离合适的饭馆，我们约定第二天中午见面。

　　2002年秋天的那个中午，天气凉爽，空气也还好，我们约的是12点见面，大约11：45，我到西苑饭店，在大堂的入口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盯着门口，刚坐下没两分钟，就看到门口一个中年男子，他的身高——因我不搞测绘，全凭目测，反正很高，185cm左右吧。他的步态，容易让人想起古相术里说的龙行虎步。他的右肩搭着一个黑色的旅行挎包，带着搜索的目光走进来，因为见过照片，我站起来迎着他走过去，很肯定地喊道：“季老师，您好！”一秒钟之内，他就笑吟吟地握住我的手：“萧瀚，你好！”

　　季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英气勃勃，但这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他照片上的招牌表情——永远留在脸上的微笑，他微笑中的眼睛柔和，神光直视，眼镜背后的是暖洋洋的亲切感。他总是微笑，我没见过他纵声大笑，极偶尔的大笑也不是放纵无忌的。因他远在东瀛，我们这些晚辈学生自是见不到他的课堂光景，好在这样的遗憾还有饭桌可稍事弥补。

　　环绕西苑饭店大堂的围廊开着好几家饭馆，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上二楼，在西边的角落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记得像是一家广东饭馆，我们点了菜，叫了一瓶啤酒——我至今也不知道季老师的酒量，因为他从不多喝。我们聊了三个小时，从中国大陆的学术水平到学术生态，到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一直到他对我未来学术道路的关心。他很少谈及自己，没有许多大牌教授的过度自恋，总是在问，仿佛他不了解大陆，当然有部分这个因素，但总体上他更多的是一种愿意倾听他人说话的习惯。

　　最后，季老师问我：“你对将来有打算吗？”我说：“我没有什么学术志向，我这代人先天不调，后天乱调，基本上都是学术孤儿，到老的时候能知道什么是学问就不错了，自己还能做出什么？如果硬要检查一遍人生，到时觉得自己一辈子还有点人样，就算没白过。”

　　季老师半晌无语，也许我有点假悲壮、假颓废？——年轻人的毛病，让他觉得不好说什么，不过他还是微笑着，眼镜背后还是那种暖洋洋的亲切，他隔着桌子，两手放在桌子上，身子稍稍前倾，笑了笑，略带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慢慢来！”语气并不凝重，但感觉得到话里的关心。他说话从不敷衍，倾听的时候，他的眼神在微笑中不时地闪烁着一种只属于他的光芒，里面融合了欣赏、关注，还有最重要的亲切，他从来不会让你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唐突和冒昧犯忌的话——而我这张大嘴巴是最容易说出不该说的话的，这是一种只有成熟的中年人才会有的不放纵的宽容、不冷漠的镇定，还有无论对谁都保持的一种平等态度、永不失态的尊严。没有哪个特别有概括力的词可以形容这一切，我只能把这种不常见的现象称为教养。

　　季老师每次来北京，如果他委托我召集大家聚会，我俩往往需要15分钟以上的时间，在电话里讨论聚会地点，他希望让大家都能够方便一点，不至于太远，我当然坚持要选择一个离他最近的地点，这是晚辈最起码的敬意，迄今我都没有遇到第二个人，需要花那么长时间讨论约会地点。他的为人风格最能说明“文明就是‘繁文缛节’”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2002年到现在，我们总共见了大约有四次以上，都是和许多人在一起的会面，他还是那种我第一次就熟悉了的风格。

　　2005年的秋天，季老师来京开会，如同往年，照例是他邀请几个年轻学人吃饭，在方庄的金山城火锅店，当街上各色霓虹灯点出一个繁华都市的时候，我们坐进了一个半封闭的包厢，围着一张放着透明玻璃转盘的圆桌，那天还有李富成夫妇和何海波，都是季老师熟悉的，谢鸿飞因为第二天要去瑞士没赶来。五个人坐在暗灰色绒布面的靠背椅子上，一边享受着美餐，一边神侃海吹，只是法律人之间的聊天比较学术化，话题并不家常。暗红色的灯光不耀眼，但也不昏暗，足以照见每个人的神情。李富成夫妇说得不多，我和海波说得多一些。我们喝啤酒，在北京当然是燕京纯生了，平均每人也就一杯半吧。饭桌上的季老师，除了倾听大家说话，也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看着大家，微笑着，一边打着不夸张的手势，流溢的神光，在饭席间环巡，在每个人那里稍事停留，这种环巡的目光并非无目的的游逛，而是照顾着每个人，促成任何一种可能的沟通，这里有比语言更深的交流，就是对他人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尊重因为习惯成自然，也就变得永无懈怠之时。他博学、谦和、视野开阔、思虑周密、条理清晰，一如他的论文或专著，说话内容里极少玩笑，都是需要听者思考的话，太多的干货有时候造成我们思维上的落单甚至短路，或者说因为学养的欠缺，无法在熟悉他的学术背景之下理解他的话，但我至今不知道季老师是否因此失望，想是不会。

　　在email联系中，虽然他很忙，但我的请教他总是耐心回复，并且总是鼓励，对我有时失礼的混乱驳争也从不以为意。

　　季老师学问的总体特征似乎是兼顾宏观、微观，打个并不确切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已故大社会学家默顿的进路，既有宏观的开阔视野，又能落到具体的现实中，在默顿那里是中层理论。季老师的学问有他那些专著、论文为证，国内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以及制度实践的启动与展开也与季老师相关，例如程序正义的倡导、对法律解释的司法性重视等等，一个学者能够做到这些，甚至只是其中一项就可以说不简单了，而他却做到了更多。他的学术创造力不同寻常，在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框架方面，在如何选择未来法治秩序方面等等，他的观点一如其为人：融百家、采众长，贯穿于他思想深处的正是国学精髓“中庸”的精神。也许他的学术路径还可以归纳为借助制度技术通往理想主义的道路。可惜的是，他有些重要思想至今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他所提出的“跳出一元论的窠臼，采取多元化、功能等价”的法制现代化观念，至今缺乏应有的高水准回应；
还有对联邦制应用于中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振聋发聩，但也是应者几无。诸如此类，不遑多举。

　　季老师还是个大众读物的作者，除了那些大部头、大论文，他也接受采访，发表对现实公共问题的见解；
他也写小文章，在给《财经》杂志专栏写的评论中，即多有可圈可点的精辟之论。然而长年的理论思考，也许影响了他的形象思维，而时评的篇幅局限与法治评论的严谨性、逻辑性要求之间的冲突，使他的时论短评确实稍嫌抽象，文字的流畅并不能弥补生动与活泼的缺乏，这虽说无可奈何，但也是无需为贤者讳的。无论如何，作为学者的他，以中正的思想影响公众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是令人钦佩的。

　　如果只有学术成就，而没有“微笑”、“眼镜背后的亲切”、“繁文缛节”、“豆腐干小文章”，我想我能记得的季卫东教授，也只是个教授，而有了这些“鸡零狗碎”，才有人格饱满的季老师。想起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写在《论学者的使命》中那句著名的话：“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我当然没有资格评价季老师的道德，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为人里包含着对费希特所倡导的学者使命的自觉追求，对于这个时代，这样的追求本身已经足够动人。

　　再过一个月，与上次见季老师的时间正好相隔一年，时光荏苒，斯人远隔，不知何时再聚？

　　 2006/8/19初稿，12/19修订于追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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