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散文是
发布时间:2017-01-19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王安石的散文是篇一：古代散文研究王安石
王安石散文研究
摘要：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散文，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王安石散文具有拗折劲健和直抒胸臆的特点。
关键词：论说文，小品文，拗折劲健，直抒胸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无论治政、治学，还是为人，都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他密切结合自己治政的实践，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富有创见的思想，实现了其政治上的革新与文学创作上的创新。王安石的各体散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以论说、记、墓铭、祭文为突出，充分表现出其拗折刚劲，简古瘦硬的风格，成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为政治服务的论说文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近八百篇散文，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大都关涉政令教化，言事明理，切于世用。
他的散文，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他的论说文以结构严谨,论辩犀利著称,而特别注重文章的气势和情辞相得,因而又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作于嘉祐四年 ( 1059)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长达万馀言,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以往的许多奏书,往往条举数事,作平列式的单线论述,如贾谊的《陈政事疏》等,这篇文章却以人才问题为中心,又广泛地涉及当时的各类弊政,头绪纷繁而题旨集中,段段自为一意而又相互勾联,呈现出网状结构的形态,它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根本要求和具体措施,在奏书中独创一格。明人茅坤说:“此书几万馀言,而其丝牵绳联,如提百万之兵,而钩考部曲,无一不贯”(《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一)。的确说中了这一网状结构的复杂性和条理性,充分展示出王安石这位杰出的改革家恢宏的气度和缜密的思考,又如《上时政疏》，以不足七百字的篇幅,以古论今,将王安石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阐述得尤为醒目,全文议论尖锐,感情激越,结构完整,简而有法。《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记叙体散文大多借题发意，因事明理。例如《游褒禅山记》，王安石以游记的
形式，寄托人生哲理，通过自己登山探洞的经历，论述了志向、力量、物质条件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非有志者不能至”。另外，由所见残碑，发现人们误读山名的字音，进而想到由于古书不传或失真，以讹传讹的现象十分普遍，倡导学者必须深入思考，慎重择取才行。王安石这种立志进取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无论是治政，还是治学，都能给人有益的启示。本文叙事简明生动，结构简捷稳健。亦记游，亦说理，阐发治学之道在于不避险远，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伤仲永》借
二、别具特色的小品文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如《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呜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徒哉？鸡鸣狗盗之徒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共四句九十字，围绕能否得士展开，旨在击破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说法，提出作者读史的新见解，认为士必须具有经世济时的雄才大略，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根本不配这个称号，从侧面反映了王安石的气魄和自负的态度。立意深刻独到，析理显豁中肯，文笔廉悍无枝叶， 简健峭拔,尺幅中具有万里波涛之势。不仅在此篇，而且在《书刺客传后》、《周公》等其他文章中，他也表达了相同的态度。那些以身殉主的刺客，王安石虽未全然否定他们的人格，但却深为他们的无端赴死而抱憾，故而感慨万千地质询：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却？这是叹惜他们的死并没有体现人格的最高境界。同样，他对于张仪、苏秦那类不以道义而靠诡计谋略行事的情况也表现出极度的反感。这些见解常被后人看作王安石好立异说的范例，这里固然不能排斥王安石对历史具有独特见解的成份，但从根本上看，还是归结于他个人固有的思想内核。王安石不断按照先哲的学说严格地审视自我，从传统典籍中获取从政行为的依据，指导他在治政和为文时，都能以清醒的头脑面对现实，使其在政治领域的思考折射到文学领域中来。作为一种传统观念的深厚积淀，王安石自然把儒家的圣人之道作为自己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他又密切结合自己治政的实践，不盲从既定的学说，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富有创见的思想，把其他诸类学说融入理解之中，构成了他个人对社会、政治、人生、文学的固定认识。全文不足百字，推倒旧案，驳俗反常，笔势峭拔，辞气凌厉，尺幅之中有万里波涛之势，反映出王安石政治家的非凡识度和宏大气魄。
另外，他的碑志和祭文量多质高，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王安石身历诡谲险恶的官场风云，目睹了讲究权术的仕宦规则，但他无论是治政还是治学，都始终以传统的先哲学说为宗，故能保持着功利得失之外的人格精神。因此，他对这类传记文的写法、要求和目的，都提出了明确的见解。一要传善，革除当时除了尊爵盛位者，一般士人沉晦无闻的陋习。这在《王逢原墓志铭》中表现的十分突出。此文是王安石为悼念友人王令而作的一篇墓志铭，大力赞扬了王令过人的才华和节行，并为他的早逝而感痛惜，王安石给予王令这样一个布衣终身的青年极高的评价，足见他对世俗的地位、名声不屑一顾，也可看出他卓然独立的人格精神。二要传信，即传文所叙事迹必须核实可信，这使得他的碑志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三要传要，
即选择要事，突出大节。他为钱公辅之母写了《永安县太君蒋氏墓志铭》，扼要地叙述了蒋氏的道德行义，而对她的家庭情况介绍比较简略，体现了王安石所撰墓志铭的特点，钱公辅要求补写，希望能罗列墓主的子孙及其官职，王安石拒绝增改，认为那些炫耀子孙、官职之类的俗套毫无意义。碑志文不能事无巨细，而应选择事关大节的典型事例，这也是其碑志文艺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表现出其文简洁而不繁复，重事理而少抒情的创作特点和不畏权威，不流于俗的鲜明的独创性。他的祭文感情真挚，抒情多随叙事、议论喷薄而出。如《祭欧阳文忠公文》赞颂欧阳修的文章、学问、 道德，同时抒发对他的仰慕、怀念之情。感情真挚，文势豪健。明人茅坤评云：“欧阳公祭文,当以此为第一”(《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
六)。
三、王安石散文之拗折劲健
王文之“拗”，源于王学之拗，宋人笔记小说一般把王安石形容为“拗相公”的形象，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惊世骇俗，令当时儒者目瞪口呆。《宋史》王安石本传也极写他“拗”的思想与个性：“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概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安石必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而当时的“荆公新学”在时人眼中，实是一门“拗学”。“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关于王安石性格的记载有很多，如吴闿生说他“傲岸倔强”；茅坤说他“偏拗自用；王文濡说他“其性本愎执拗自用”；高步瀛说他“兀傲”。尽管这些评论难免有主观成分，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王安石的性格比较独立。性格的独立从很大一方面来说，也是促成王文拗折劲健德一个原因。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受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个人认为它的斗争性质不在于忠奸好坏，却在于和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品质上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却又极力反对新法的士人斗争，即是一种思想、政见上的斗争。至于司马光形容他是一个“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的拗者，刘挚则说他把“守道优国者谓之流俗”。其实，王安石内心是痛苦委屈而又无奈的，对于这帮守道优国的老前辈老上司，他无法说服他们，在政治上又必须战胜他们，才能完成富国强兵的大业，所以只得以“流俗之言不足恤”作为旗帜，孤军作战，我行我素，当他的学生陆佃说外人说您“拒谏”时，他回答说:“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政治斗争是残酷激烈的，为了新法大业，许多不愿打倒的人也不得不打倒，富弼、曾巩、司马光等等都以政敌被清除。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是坚毅的，却又是固执的，政治斗争又让他具有一定的冷酷性，这是王文拗折风格的内在依据。正如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言：“人习言苟且昨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虽是“拗人”，作的“拗学”，但他始终将真理紧握手中，而不是无理取闹，故为文虽“拗”却有理、有据、有力，如《答曾公立书》、《答司马谏议书》，可谓拗折刚健。《答曾公立书》精深透彻，把为什么要收二分利讲得极为圆彻，令人不得不服。《答司马谏议书》则三言两语，把保守派对变法派的攻击：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驳得体无完肤，且有破有立，令攻击者哑口住舌，于执着中透出几分倔强、劲健。
王安石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喜欢面对现实进行认真的思考，不论是处理政务或是撰写文章都持这种态度。我们只要仔细读一读他的《答段缝书》就会对他这种思想性格有更为深切的了解。《答段缝书》提出贤者应该向孔子、孟子学习，独立自守，“不惑于众人”。文中说“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未可也；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这虽然是孔子、孟子的话，也是王安石不苟同流俗，独立特行的思想性格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性格中所具有的创新品质---拗折劲健。与此同时，也隐约显示出他为文的另一特点即直抒胸臆。
四、王安石散文之直抒胸臆
王安石向来爱直抒胸中之臆，他蔑视权威、离经叛道、不苟流俗，为那些被诬陷，被不
公正对待的人鸣不平。这一点在他的《读<江南录>》中有充分的体现，他通过“国之将亡,必有大恶”、“上谏李氏表”、“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和“佑能切谏，铉独无说”四个方面推测二者可能不和，徐铉遂生妒嫉心。据此四点，王安石断定潘佑必死于直谏，并批判徐氏《江南录》的“厚诬忠臣”。王安石此论虽有的有点欠缺说服力，然从中我们可看出王安石的不平之气，看出他的爱憎分明和勇于伸张正义，直抒胸中之想法。
在为受屈者正名的同时，他也敢于批驳那些徒有虚名的士人，毫不保留地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喜好。如在《读孟尝君传》一文旨在击破“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说法，指出孟尝君能养士，实际上只养了一群鸡鸣狗盗的乌合之众，算不上真正能得士。所谓“凿凿只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文章开头用“世皆称”引出“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脱于虎豹之秦”的观点，已含大不以为然之意。第三句从反面论证孟氏没有得到真正的士，言之有据，行文有转，气势直逼当前，力透笔尖，体现了王安石跨越古今、高视一时的思想力度。第四句回答了士之所以不至孟尝君之门的原因，出语峭拔，笔力千钧，聚而全歼论敌观点，文章戛然而止，言己尽而意无穷。总的看来文章最后用三句话对上述反面观点中的三层意思分别进行了斩钉截铁的驳斥，逐层转折，步步紧逼，文笔峭厉，气势磅礴，无怪乎清代学者沈德潜誉之曰：“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
如果说对人物的见解王安石主观性显露无遗，那么对于日常道德概念他亦是如此。王安石在作文立论时，从不墨守前人观点，拘泥于旧说，而是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大胆地提出新的观点，酣畅地表达自我的见地。这是王安石作文的一贯风格。他每每能从古人古事中，发奇思，翻新意，提出迥异于前人的看法和思想见解。如《勇惠》一文，起首就对“惠”和“勇”即仁爱和勇敢这两个道德概念提出与世俗不同的论点：“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警，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临财而不管，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传统认为仁爱之人慷慨施恩，勇敢之人轻视死亡，但作者却提出异议，“吾曰不然”，主张完全相异，说仁爱的人不应该随便施舍恩惠，勇敢的人应该慎重对待死亡。这种标新立异的说法看似不合情理，而王安石在下文中引经据典，指出“惟义之是”(即合乎道义)才是大惠大勇，在更高层次上得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显示了王安石创新思维的求异性，而这一离经叛道的异质思想的提出明显是需要勇气的，从很大程度上将，王安石的文章在直抒胸臆的同时也在表达一种自己的独到见地。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做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参考文献：
[1]王安石.王安石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张伯行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
[3]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黄山书社：2010.
王安石的散文是篇二：浅谈王安石与曾巩散文的比较
浅谈王安石与曾巩散文的比较
说起唐宋八大家，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号。横看成岭侧成峰，在这样一个群英荟萃的群体中，每个人的成就都不容小觑。自然，王安石与曾巩也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大家。
就其散文来说，同处于宋文稳定繁荣的时代，两人的作品必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由于同受欧阳修散文变革的影响，他们的散文均以议论文居多，在议论中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文学的形式阐述道义。
另一方面，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虽处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王安石与曾巩的散文还是存在许多的不同点。
身份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创作侧重点的不同。在文学观方面，王安石与曾巩显示出了政治家与学术家的差异。王安石作为北宋王朝的改革家，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为他的政治变革服务的。这类文章直接涉及变法，如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主要阐述了仁宗在位四十一年间政治措施的得失，如“指挥托付，必尽其才；变置施设，必当其务”，“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等。他对朝政及时弊进行深刻分析，提出明确的变法主张。《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针对司马光的抨击，逐条进行批驳，作出是非分明的果断答复。又如他的学术论文《周礼仪序》、《诗义序》等，也都是为了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学而作。而曾巩则认为“畜道德而能文章”，他的作品更多地以阐释生活学习等道理为主，往往因事而发，借事立论，善于从生活中遇到的现象领悟非一般的境界，生发出令人深省的议论。如《墨池记》借墨池故迹，指出王羲之书法的达于精妙的境界是“以自立自致”，并非处于“天成”；因而推明学之不可以少，要深造道德，尤其不可废学。不得不说，文章表现内容的差异同样与他们的文学主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安石的文章直接贯彻了他的“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散文是他宣传政治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而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竭力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
在文章的风格上，王安石刚健峭拔而曾巩平正周详。果于任事，勇于决断，坚毅倔强的个性不仅造就了王安石改革家政治家的身份，同时也形成了他刚健峭拔的文风。他的散文口吻坚定，语气斩绝，文势充沛，明显带有傲岸倔强、睥睨凡众的个性，和其思想修养相应，尤其善于驳论。作风雷厉风行的王安石，行文简劲无匹，异常峭厉，不用缓笔，更不拖沓。司马光在责难和回答他的反驳时，洋洋万言。王安石的回答虽寥寥数语，但简而劲。他分析了“天下怨谤”的根本原因是“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化，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可以说独踹流俗，刚毅果敢，表现出了简捷悍厉、劲峭雄健的风格。而曾巩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他的散文周密婉曲，藏锋不露，节奏舒缓，形成古雅平和的风格特点。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曾巩驳斥了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所论该书是“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一点，进而阐说儒家所尊先王之道的因时适变，无疵无弊，远胜于游士之说。整篇文章议论委实周详，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温醇典重，雍容平易，娓娓道来，穷尽事理。
王安石与曾巩在散文创作上行文简洁，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王安石通常直抒己见，不蔓不枝，简洁峻切，短小精悍，“瘦硬通神”。这一特点最好地体现在《答司马谏议书》中，面对政敌司马光长篇大论的指责，王安石仅以380字的短书作出反驳，集中笔力辨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陈规的保守思想表示不满。文章简明严整，语约义丰，针针见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再如《祭欧阳文忠公文》，王安石以简练的语言称颂了欧阳修文章的光辉成就和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气
节与风格，并抒发了王安石个人的仰慕之情。文章简洁明了，而气势豪健，深得诸文家的赞叹。曾巩的创作受欧阳修“简而有法”理论的指导，典雅洁净，简练平正。如《墨池记》巧借王羲之墨池遗迹的传说来阐明道理，论证勤学对于学问、道德的重要性。文章因事生发，题小意宏，而开拓深宏，多做诘问唱叹，写得委婉自然，从容不迫。由于曾巩散文正统儒学气味浓厚，行文雍容平和，而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法则，显得规矩严密，易于效法并适合统治者的要求，故在当代及后世曾文颇受推崇，成为明清古文家、桐城派心追手摹的榜样。
在另一方面，就其文章的构思立意等方面来看，王安石则显得更为出众。他立意超卓，布局谨严，思路清晰，总是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以深刻的思想高屋建瓴地分析问题，统率材料。同时，他立论精绝，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见地深刻，语言富有穿透力，概括性很强。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一种高于众人的正确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处在一个不容易成功的寡不敌众的境地，他仍义无反顾的坚持着自己。面对司马光的异议，他揭露出在高端所见识到的社会弊端，并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层层深入，议论说理无懈可击，令人读后顿生醍醐灌顶之感。而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一文中，王安石更是见解深刻，从北宋百年政治的得与失两面出发，面面俱到地进行分析，滴水不漏。而曾巩多将着眼点放在日常小事中，从平常显而易见的事物中发掘其深层的内涵，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与王安石的高度相媲美。
王安石的散文更多地是政治家的散文，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以议论说理见长，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较曾巩而言，王安石的有些文章尤其给人以一种形象性、艺术感染力较弱的感觉，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的政论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这些散文，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而曾巩则是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典雅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布局完整，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规矩严密。
总的来说，王安石散文简洁峻切，曾巩散文平正周詳。王安石对文学的看法，特别强调其实用功能。和其文学主张相符，王安石的散文也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大都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语言简炼明快。笔力雄健，文风峭刻，具有极强的说明力量。曾巩的文章大多是议论文，他的散文长于说理，他的文章与苏询、苏轼的汪洋态肆、雄健奔放，王安石的拗折哨刻的文风大异其趣，而与欧阳修的文风相似偏于柔美，其文大致纤徐平和，谧辞典重。
万紫千红总是春，正是每个人特殊的风格才构成了斑斓色彩，共同创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王安石的散文是篇三：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ｙìｎ）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 宋神宗熙宁二年积极推行变法，以舒民困，元丰八年，新法被废，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王安石的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由于他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如〈答司马谏议书〉，分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辞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摹物象，从感情上来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概括力，语言简练朴素。这也是他文学主张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郁。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不少咏物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教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冈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船泊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成熟了，但往年诗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王安石(1) 王安石（1021—1086年） 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因此也称王临川。“博文强记，为文动笔如飞”，二十二岁中进士。1048年任鄞县知县，注意改革吏治，“起堤堰，决陂塘”，注意兴修水利，并于青黄不接时“贷谷于民”，减少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又可使官仓的粮食“新陈相易”。不久任舒州通判，曾写诗抒发“诛抑兼并”的政治主张：“丰年不饱食，水旱尚有时？”（《感事》）“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兼并》），揭露吏治腐败。1058年为三司度支判官，次年赴京上万言书，主张变法，以“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选拔人才，因此主张废除靠文辞取仕的科举制度，要从“乡党”提拔官吏。他还认为国家财政困难，主要不是因为官多俸禄多，而应从增加社会财富入手，以发展生产作为理财的前提。其意见未被仁宗采纳。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受到重用，由江宁知府召为翰林学士。他向神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受到神宗的赏识。1068年（熙宁元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内容大致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理财方面主要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主要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置军器监；育才方面编纂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对人民的掠夺，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王安石曾于1074年和1076年两次被迫辞去宰相职务。1085年神宗一死，新法全部废除。第二年，王安石也死去。后来被封为荆国公，也称荆公。王安石变法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缓和了阶级矛盾。国库收入增加并有积蓄。所以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王安石还是一个文学家，其主要著作有《三经新义》、《字说》、《临川集》等。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王安石(2)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大臣。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父王益，进士出身，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
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祐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祐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祐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江宁知府改任翰林学士，应神宗之召，力主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出任参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变法。吕惠卿亦于同时被任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成为王安石变法行政副手。是年颁行均输法、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权归中书。颁行保甲法与募役法（先在开封府试行）。此后三年内渐次颁行贡举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与置将法；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国。熙宁七年(1074)，因外有文彦博、司马光，内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与神宗皇后）激烈反对新法，郑侠献《流民图》危言耸听，又加新法要员吕惠卿与曾布互争失和，神宗权罢新法，愤而辞职凡六次，出知江宁府，离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复相，终因与神宗不合，变法进展困难，一年不到，再次辞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半山园。封爵荆国公。晚年好佛，闲赋以著述《字说》为娱，仍不忘变法。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先后罢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谥“文”，故史称“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选自夏东元主编：《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1994年版。）著名书画家刘海粟手书荆公诗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宋抚州临川人，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少怀大志，博学多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王安石自２２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几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了一幅初步的蓝图。1069-1076年，王安石两度为相，在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为改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文学方面，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他的诗词瘦硬雄直，散文说理逻辑严密，行文峭菝凌厉，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其诗文《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散文《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课本。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现存著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周官新义》，《宋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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