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红又专”历史叙述与政治意涵

　“又红又专”的历史叙述与政治意涵

　 摘 要：20 世纪中叶以后，“又红又专”是一个有着厚重思想内涵的时代命题。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共领导层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规划的整体思考，是一项既关乎全局又立足根基的呼吁。“红”与“专”是其中的重要概念，本意指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在新的解读下，红专思想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与党建理论探索的方向。“又红又专”是融红色革命精神、无产阶级世界观、集体主义、群众路线、政治意识、马克思主义教育等概念为一体的综合性话语体系，其历史叙述被赋予高度的政治色彩，塑造了新的国家形象，建构与强化人们对整个国家的政治认同，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涵。

　关键词：“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工作;政治意涵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抓

　好各方面基础性建设和基础性工作，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同年 5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调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上个世纪末渐趋式微的“又红又专”话语表达，重新被强调，“红专”思想成为主导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的风向标，形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生态。

　20 世纪中叶以后，“又红又专”承载着中国历史从革命到建设的客观演进，是一个有着厚重思想内涵的时代命题。1957 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又红又专”的思想[1]309。学界对“又红又专”的探究不乏关注，但这些论述多侧重于红专思想的宣传描述，部分学人因“又红又专”后来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其颇有微词，而忽视了其历史的本意。因此，如何从历史的客观进程中辨析发掘“又红又专”主体演进的脉络，从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去总结提炼这个命题，探讨其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及思

　想启示，对今天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设来讲，都是不无意义的。

　一、历史本意：“红专”建设初衷 “又红又专”，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逻辑体现，红与专的要求乃是社会主义建设一体之两面。“又红又专”的要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层对知识界和党内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是集红色革命精神、无产阶级世界观、集体主义、群众路线、政治意识、马克思主义教育等概念为一体的综合性话语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征之一。“红”与“专”的内涵，不能只是作为一种抽象概念来讨论，更要注意其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情境中面对的差异化标准、遭遇的不同挑战。

　一方面，“又红又专”的要求是我们党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建设提出的要求。1953 年，陈毅在华东和青年团学生接触时，就谈及要重视政治、进行政治教育，也要重视业务的话题。在他看来，政治教育的归属是具备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业务就是技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2]。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又红又专”的概念，但他的讲话中已经包含了红专思想内容。受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一些知识青年缺失政治意识，他们讨厌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前途和理想都不看重，只愿意钻研业务。对此，1957 年初，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不学马克思主义，不学时事，不学政治的话，“就没有灵魂”[3]38。同年 10 月，毛泽东进一步旗帜鲜明提出“又红又专”的思想，要求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再次强调“政治是灵魂”，要求知识青年“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和政治，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从而建立“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1]309。

　另一方面，“又红又专”也是我们党对新中国建设初期党内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1957 年，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等言论，毛泽东指出，中共领导干部“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要求各行各业的干部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又红又专[1]309。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部分中共领导干部，没有受过专业的知识训练，具备的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得来的经验知识，而“缺

　乏专业技能与现代知识”[4]。1958 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党内红专思想贯彻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空虚、空头政治家很危险，脱离实际就慢慢褪色，变成粉色。”[3]277“粉色”是又红又专的衍生概念。

　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融合，是建构新中国政治与业务统一的“又红又专”口号的逻辑前提。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实，毛泽东明确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鲜明反对“只专不红的单纯业务观点，也反对只红不专的空头政治”。换言之，“又红又专”的初衷不是阶级斗争，旨在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讲政治，“红”的指向是将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所谓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指的是“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深入群众，定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取得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的新经驗，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从而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掌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的知识分子[5]。换言之，“红”集合了群众路线、无产阶级世界观、集体主义的意蕴。“不红”的表现就是脱离群众，不懂得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不问政治。“红”的诉求，实现脑力劳动与体

　力劳动的统一。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趋势[6]，也是“又红又专”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多次提到，“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1]351-352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就强调过领导干部“政治上可以信任”这一问题的首要性和重要性①。“红”就是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是个思想改造问题，其提出更多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脱离政治的“白”的倾向。

　“专”，指代“经济”“技术”或“业务”。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所谓“又红又专”，就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1]351-352。邓小平呼吁：“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专家”[7]。“专”是中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对党内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专”的对立面多为“不钻业务不学技术，在各种实际问题面前无能为力的空头政治家”②。1958 年下半年，党中央号召“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3]287，“专”从强调理论

　与技术的学习，具体化为对土壤学、农业科学知识的学习[3]284。需要注意的是，在强调拔白旗、插红旗的思想大跃进社会背景下，“专”更多地与“白”字联系在一起。“白专”是又红又专的衍生词汇。

　1950 年代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的“红专”号召，是回应时代要求的命题，折射出整个新中国国家建设初期的困境。中共通过对“又红又专”的宣传与强调，试图塑造一种新的集体形象，加强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更重要的，推动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兴起。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文化关键词的“又红又专”，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本质，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征。

　二、叙述转变：普泛化的思想革命 20 世纪中叶，意在塑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道德，对知识界和党内领导干部进行思想建设的“又红又专”，在革命的惯习下，加之缺乏专业可操作性的量化标准，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走向某种极致，浸润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最终聚合为席卷整个社会的风潮。“红专”话语趋于普泛化的象征是它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事无巨细地被纳入“红专”之范围。北京设计院提出大跃进倡议，做一

　个“红透专深”的设计师[8];种试验田，亦被纳入“又红又专”的道路中[9];“做又红又专的人民医务工作者”“做又红又专的劳动者”等类似的口号比比皆是。“又红又专”盛行于各种社会活动、团体或个人的生活细节中，成为社会盛极一时的思潮。

　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确立后，“又红又专”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获得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的标志。“思想大革命，人人插红旗”——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中得到认同。中央国家机关根据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的精神，掀起红专大辩论，号召人人插红旗，展开群众性的自觉思想革命运动。具体做法为：普遍开展交心谈心运动，出大字报是交心运动的主要形式;展开“又红又专”的大辩论;进行思想总结，每个人写出自我反省的思想总结，订出个人“红专”跃进的规划，明确今后的奋斗目标。各机关情况表明，当前红专大辩论主要是解决“红”的问题，这是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10]。“又红又专”的出发点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消除阶级，然而掀起又红又专高潮的，却是阶级革命。

　20 世纪 60 年代，不强调政治、专门读书的人，被认为是搞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又红又专”衍生词汇“白专”的描述一时盛行。就此，中央领导

　层有过明确的纠误。1961 年 4 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指出：“什么叫红，什么叫白，这些都是政治概念。要划清界限才行。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不要把白和红这些政治概念，无限地扩大到全部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中去。”[11]5 月，时任教育部长杨秀峰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对‘白专道路概念不清，到处滥用，多念几本书就是‘白专道路，使同学们不敢钻研科学，没有必要把‘白和‘专联系在一起，以后不要提‘白专道路这一名词。”③陈毅也强调：“不能够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或‘白。”[12]周恩来进一步对 “白”进行过界定，指出：“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13]可惜，这些语重心长的警示并未得到重视。

　从某种意义上讲，20 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与社会的进程，被风靡的“红专”话语所推动，“红”与“专”以其广泛的意义和多样性的阐释流布于社会大众之中。“又红又专”几乎成为整个时代或全民族的价值取向，凝练出整个时代的要求。首先，在中共领导层方面，“红专”言论已然成为引领党的建设的中心话

　语。以至 1982 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仍在呼吁“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其次，围绕“又红又专”的要求，从政治和思想上改造自己，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让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成为新中国后知识界的普遍追求。最后，在普泛化的时代背景下，从思想建设，转向思想革命，进而激发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红专”已经作为一个公共话语而存在。20 世纪下半叶，“又红又专”几成口头禅，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并成为公众信仰。从这些社会现象中，似可感知整个社会层面所受“红专”话语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又红又专”凝练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几乎主导了一切社会生活。然而，这个阶段“又红又专”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被淹没在社会大众的集体行为和政治取向的惯习中，“又红又专”的真义被革命话语所遮蔽。

　三、新的解读：思政工作与党建的部署 歷经从建设到“革命”的“又红又专”，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改革开放语境下，走向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8 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严厉批判了此前社会动不动就以“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

　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的现象，明确指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这与“红专”思想初期的“政治”内容有所不同。针对此前的“红专”思想混乱，邓小平进一步界定了“红”的标准指出：“红”是世界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14]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向科学进军”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新的时代诉求下，中共领导层将“红专”作了合二为一的解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15]。更多强调“红”与“专”不是独立的概念，不是冲突的思想体系，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改革开放前后两阶段相比，“红”“专”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工人阶级知识分子”④是

　共同的国家建设路径，也是“又红又专”口号的题中应有之义。

　邓小平对关键词“红”的再解读，是“又红又专”当代建构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又红又专”的当代建构，在教育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内部，体现最为明显。一方面，“又红又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又红又专”成为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这一点，1983 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对此阐述得较具代表性。在北京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短训班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坚持又红又专，做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要求，呼吁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干部、党员、团员，向全国人民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宏伟的战略目标。他强调只有又红又专的同志做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只专不红的人，

　没有资格做思想政治工作;只红不专的人，想做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会做好[16]。

　另一方面，除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部署，“又红又专”的思想亦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上制度性的规定。1982 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一份关于党的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为四化做出贡献”，就要“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要求中共党员“一方面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方法。一方面学习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从中可见，《准则》同强调知识与业务相统一的“又红又专”的宗旨，一脉相承[17]。除了对普通中共党员的要求外，中共领导层还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对“红专”思想的遵守。1995 年 11 月 8 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更是鲜明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8]党员干部，必须讲政治与学习，这正是“又红又专”的内涵所在。“红专”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实践发展问题。“又红又专”是集群众路线、政治意识、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为一体的

　综合性概念，它从源头上界定了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建设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四、政治意涵：“又红又专”的时代化表述 “又红又专”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共领导层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规划的整体思考，是一项既关乎全局又立足根基的呼吁。“红”与“专”是其中的重要概念，本意指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又红又专”不是一个封闭的、凝固的体系，具有重新界定和更新自我的活力，具有因应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存在的灵活性。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又红又专”的历史叙述也有所调整。在社会发展与时代迁变中，“又红又专”的言说被赋予高度的政治色彩，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涵。

　其一，“又红又专”塑造了新的政治形象。中共领导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的“又红又专”，是一种有感染力和有效的政治语言。一方面，从国家层面，以“又红又专”的目标导向面向全党全国进行思想动员，通过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宣传与政治动员，塑造了一个有别于落后旧中国的国家形象，将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义为“又红又专的新世界”，形塑全民对新中国形象的认知。“又红又专”的新中国形

　象，并非单一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呼吁，而是国家与社会层面上下互动结构的配合过程。在“又红又专”价值理念的呼吁下，群眾得以迅速而广泛地动员起来，主动参与到改造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事业中。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红”的定义重新解读后，“又红又专”的价值取向，成为党员干部形象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又红又专”，是党员干部强化“四个意识”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结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党员必须强化政治意识，保持政治本色。对党员干部的想象，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19]可以看到，新时代下，

　对领导干部“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的要求，就是“又红又专”的本质体现。

　其次，“又红又专”的叙述，强烈地激发了个人与社会所共存的同一体结构，从而建构与强化人们对整个国家的政治认同。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019 年，习近平在“三·一八”讲话中，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0]。“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时代新人，与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系，成为政治共同体，增强了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建构了人们的国家认同。

　“又红又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新中国发展方向进行的思考中，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塑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而提出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综合性概念。“又红又专”是集群众路线、集体主义、政治意識、马克思主义教育等为一体的叙事，叙事背后隐喻着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与社会建设实践相结合及社会

　群体将红专思想内化于心的过程中，形塑与加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认同。“又红又专”首先是个政治话语，其次才是技术或业务话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话语中，“又红又专”的思想已经化为一种更具政治气息的表达，与时俱进地回应了时代变迁。

　注释：

　① “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和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0. ②“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空虚、空头政治家很危险，脱离实际就慢慢褪色，变成粉色。”毛泽东年谱（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77. ③这和中共于 1961 年发布的《高教六十条》观点一致：“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红首先是指的政治立场。对于高等学校的师生，红的初步要求，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积极地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教育。但是，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逐步

　实现的自我改造过程，应该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对于不同的人，不能一律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管红，而且要管专。红与专应该是统一的，只专不红，只红不专，都是不对的。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坚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才叫做白。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 ④改革开放后，更多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4.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陈毅.和青年团同志们谈学习和工作[J].中国青年，1953（24）.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20-21.

　[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4-36. [6]中共中央编译局.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4. [7]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10. [8]做个红透专深的设计师[N].人民日报，1958-03-11. [9]种试验田：又红又专的道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 [10]中央国家机关开展红专大辩论：思想大革命，人人插红旗[J].新华半月刊，1958（13）. [11]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1961 年 4 月 12 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J].教育研究，1980（3）. [12]陈毅.对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学生的讲话[J].中国青年，1961（17）. [13]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2.

　[1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2. [15]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N].人民日报，1979-04-11. [16]邓力群.坚持又红又专做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J].新华月报，1983（11）. [1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14-436. [18]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83.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37. [20]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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