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但是经济领域的革命，也是法律、价值、社会身份和观念领域的革命。没有这样的革命加上高层的决心和眼光。“三农”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今年7月的头一天有幸在北京出席一场由招商集团的秦晓主讲的演讲会，讨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别。前者涉及技术、装备、城乡基础设施等硬件的进步，后者涉及观念、价值、和制度等软件向普世价值的演变。演讲很有思想深度，十分击中时弊。中国百多年来上下求索追上先进国家的捷径，可谓悲壮而多曲折。问题在于始终没有把握好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关系，不是以强调革命化代替现代化，便是以改头换面的封建性或民族虚无主义代替现代性。

　　东亚经验
　　环观东亚地区，除中国、朝鲜外，不但实现了现代化和现代性，而且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没有被“三农”问题绊住后腿，在实现现代性时依然能保存许多传统价值和美德。香港和新加坡本身就是城市，自然从来没有“三农”问题的困扰，只需与时俱进，不断自我现代化，提高现代性便可。它们也确实令人起敬：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制度建设，都无愧于“东方瑰宝”的称呼。
　　其他如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经济体，都是土地狭小，人口稠密，人地关系比中国大陆和朝鲜还要紧张。例如，面积和朝鲜差不多的韩国，人口竟然为北朝鲜的两倍多。日本面积仅等于中国的中等省份，境内近80%的国土为高山和丘陵，较平坦的北海道又十分寒冷，其他地方的平原狭小而零碎，全国人口却超过一亿。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走出了几千年的农本社会。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研究，这些经济体都曾长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做到全民分享繁荣、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基尼系数较低。根据高速增长、繁荣分享这两条标准，难怪这些经济体被世界银行誉为东亚奇迹，实在是名副其实。
　　最近30年中国大陆在维持高速增长方面其实不亚于东亚其他经济体，也因此被世人誉为奇迹。但是细观繁荣为全民分享的程度，则种种指标显示，这方面十分不尽如人意。目前城乡收入差已经拉大到30年来的最大距离，农民的人均收入不足城市的一个零头。据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权威李实教授的最新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直逼以贫富不均昭著的拉美国家的水平。
　　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已经变得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很类似，为什么在城乡收入分配上反而日益恶化呢？例如，中国已经告别计划经济体制，采用市场体制;也已放弃闭关自守，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对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也已不再管制和一味国有，政府不但鼓励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而且欢迎民营的内资、外资到各地投资。这些都是东亚成功的秘诀，中国在收入分配上为何同它们依然存在重大差别呢？
　　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必须在自由流动和自由进退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完成最佳组合，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极大化。对照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中国对三大要素的配置方式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本和劳动，而在于土地要素。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是，除了长期坚持上述的市场导向和外向型经济外，它们不但同样进行了平均地权的土改，而且之后坚持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自由迁徙和进城定居。结果它们不但长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做到全民共享繁荣。一句话，东亚其他经济体在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土地的配置和资本、劳动一样，主要借助市场机制。
　　市场导向城市化路径
　　读者也许奇怪，明明在谈“三农”问题，为什么忽然要强调市场导向的城市化呢？因为只有市场导向的城市化才能大量吸收农民，并大大降低工业化和现代化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分摊基础设施的巨大成本，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会在追求自身价值极大化的过程中在某些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集聚起来，通过分工、专业化、市场扩张、服务业的膨胀，城市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并获得教育的加速普及、知识和信息的加速传播、新技术和新科学理论的加速形成，以及新的经营管理模式的有效探索。这些又会带来更高水平的专业分工、更多要素的空间汇聚，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农村人口。这是内生型城市的兴起与扩张的自然过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主要是农村人口聚集到城市，向他们提供现代化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成本就大大下降。剩下的农民所能利用的农村资源则大大扩大。可以想象，如果人口广布于农村辽阔的空间中，要向他们提供同等的现代化生活和生产条件，供水、供电、交通、通讯、教育和医疗的总成本会何其之高！这是为何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的原因。
　　中国当年搞“三线”建设时形成的一些城市，现在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说明不是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将要素堆在一起就能自动成为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的。回顾近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经验，在旧城改造和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永久性地转移和消化广大农村人口的时候，相对农村人均收入来说，以房价和土地利用效率为标志的中国城市化成本已远远超出国情，也严重偏离世界的平均房价/收入比，正在严重阻碍农村人口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带来的繁荣，也是城乡收入差日益拉大，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
　　现行土地制度桎梏
　　中国的城市化走上这条排斥农村人口的畸形道路的原因，在于现行土地制度规定农地不能自由入市买卖。有了这一条，就无法真正形成土地市场，当然也就无法反映土地的机会成本。既然无法根据土地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使各地的土地自由地和其他要素发生最佳组合，只能仍然回到中央计划的老思路，用向各省、市直接划拨建设用地指标的形式进行笨拙的行政配置。这必然导致土地利用效率很低，又严重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针对乱圈地，又大量闲置和浪费，以及因土地批租导致的贪污腐败，中央又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定期进行清理、复查，成为中央政府额外沉重的行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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