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贵州剿匪斗争 贵州剿匪

　　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市的大搜捕,查获美蒋特务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首先攻陷贵阳省城的罪恶阴谋。 　　
　　贵州从1950年春季开始全面展开剿匪,到1951年夏秋之间,大股土匪陆续被歼灭,重要匪魁相继授首,攻占土匪最后盘踞的罗甸、望谟、册亨三个县城,使全省地区全部获得解放止,计约一年半的时间。
　　
　　敌人埋下的“定时炸弹”
　　贵州的土匪所以如此猖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我军进展迅速,解放较快,封建势力、封建秩序和国民党的反动保甲制度还未来得及触动,广大的乡村仍被其所统治,大量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等)和民间枪支仍为其所掌握。二是在西南作战的一些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还乘混乱之机,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继续保持其反动的统治。三是由于贵州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当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贫富差距等因素,也给土匪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四是贵州土匪是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反动地主封建势力作后台,依靠封建关系,拉拢号召,出人出枪,以叛军惯匪为打手并欺骗裹胁部分群众,啸聚附合而成的。其主要匪首的成分中,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惯匪几乎占百分之九十,如黔南大匪首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的曹绍华、盘踞黔东南雷山地区直接与台湾匪特保持电台联络的大特务柏家华、匪“黔东南绥靖区司令官”谢世钦等,无一不是身兼多种反动身份,集国民党一切军事、政治、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动本质之大成。
　　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曾任宪兵司令)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原首都警察厅厅长)就到南京领受反人民的使命。他们利用吴河清之流封建势力,开办训练班,把贵州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帮会组织中的那些所谓“社会贤达”、“自然领袖”和“党团有力分子”等收罗组织起来,将他们培养训练为“反共中坚”,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骨干。这个极端反动的“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从1949年8月15日在贵阳雪涯洞开办,三期共轮训了1600多人。这帮匪徒遍布全省,成了后来土匪暴乱的元凶祸首。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特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不了解我党具体政策,亦在窥测等待。当时社会治安从表面上看还是较好的,到处是一片欢庆解放的热闹景象。但为时不久,当我军主力继续进军,一部入川作战,一部进滇歼敌,只有少数部队留黔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护治安,广大乡村尚未占领,群众尚未发动,匪特以为有机可乘,便纷纷蠢动起来。他们四处奔走串联,造谣欺骗,煽动蛊惑,封官许愿。不久,土匪便陆续开始了叛乱,先后由零星小股试探性的骚扰破坏,渐渐集中成百上千,活动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进而公开扯起“反共”旗号,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由袭击我单独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伏击我班排部队,发展为攻城略镇,占领地盘,进而疯狂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争,妄图与西南几省土匪相继呼应,实现其建立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罪恶计划。
　　
　　拉开铁壁合围大幕
　　1950年的三四月份,全省性的匪乱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土匪四起的一两个月时间内,仅我军、政工作人员,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坚持地区工作,组织领导群众向匪特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而英勇牺牲者达两千余人。
　　当时,全省被土匪控制了31个县,我们占领的48个县,也多是县城和少数乡镇。翻开当时全省的剿匪形势图,整个贵州就像一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桑叶,我们控制的几条主要公路沿线好比几根残存的叶茎。在那一两个月中,全省大部地区,交通被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商业萧条,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形势相当严重。
　　1950年3月18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并明确规定了一套“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具体政策,并号召新解放区的军民立刻转入剿匪斗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区政委邓小平,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等首长具体指示我们:西南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贵州省委和军区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认真分析了我省匪乱形势,总结经验 ,研究制定了剿灭对策。3月23日,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市的大搜捕,查获美蒋特务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首先攻陷贵阳省城的罪恶阴谋。
　　为迅速扭转被动局面,6月21日至7月10日,我东集团首先组织了对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为保证首战必胜,我们集中了一三六团、一三八团、一四?团和十六军的大部分兵力,在三个县的范围内拉开大网进行合围。整个战役历时20天,一举活捉叛匪“三九二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歼匪主力3712名。7月5日,西集团组织金沙战役,再传捷报,25天时间,歼灭5个土匪指挥部,活捉匪首罗维舟等以下5000余人。
　　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给土匪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6月以后,匪焰日趋下降。但此时著名的匪首如:石阡的吴登仁、吴河清,雷山的谢世钦,黔南的曹绍华,黔西北的罗湘培、廖兴序等。虽受到震动,但尚未直接受到打击,气焰仍很嚣张,并针对我军的战略战术,重新制定对策,继续负隅顽抗。我军认真总结上两个合围战役经验,在提高剿匪作战能力的基础上,东集团从7月中旬开始,又持续80天发起了对石阡两大封建堡垒所谓“东吴”和“西吴”的合围清剿。在我强大兵力分进合击下,号称“西吴”的“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匪部首先被我击破,一举歼匪4241名。
　　紧接着在消灭“东吴”之后,为追捕匪首吴河清,也专门动员了一四?团全团的兵力,实行三线封锁。该团团长曾长柏同志亲率一支精悍部队,在吴匪老巢――石阡、岑巩、江口三县交界的大顶山一带方圆五六十里的高山密林中,反复往返,兜捕搜缴16天,行程1100多里,终于将吴匪俘获。
　　
　　合力肃清土匪
　　9月以后,全省剿匪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从整个西南地区看,川黔两省著名股匪多数被歼,匪患已开始平息。贵州的匪焰虽比三四月份有下降,但形势仍比其他两省严重,大股土匪不仅仍控制21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且均与台湾特务机关保持着密切的电台联络,企图长期挣扎,负隅顽抗。
　　为彻底剿灭上述匪特,争取年底肃清全省股匪,除四十五师早已于4月份来黔会剿外,西南军区又从川西军区调一八六师,川东军区调三十一师入黔会剿。9月16日至10月10日,一八六师在我镇远军分区(后改称凯里军分区)、独山军分区(后改称都匀军分区)两分区部队的协助配合下,在黔东南雷山地区展开合围,一举歼匪5590人。与此同时,兄弟部队四十五师对黔西北封建反动堡垒――威宁赫章地区之罗湘培、廖兴序、田战云、安纯三、李成举、潘厚昆等股匪展开围剿,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共歼匪8000余人(师以上匪首61名),并收复了股匪盘踞的广大地区。在此期间,兄弟部队三十一师在川黔也展开合围战斗,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友邻兄弟部队的积极协助配合下,我区部队更是全力以赴,各分区机动部队除自己分别组织一些小型的合围会剿外,入冬以后,又配合军区直接指挥的东、西两集团和友邻部队,进行了9个较大的合围战役。其中,比较出色的是被称为铁壁合围范例的全歼曹绍华匪部的长(顺)紫(云)惠(水)战役。
　　黔南大匪首曹绍华出身官僚地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历任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司令部视察等职,谷正伦、韩文焕撤退时,委其为清镇、平坝、织金、修文、黔西五县游击司令。解放后,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是贵州最先暴乱的股匪。
　　曹匪从1950年1月首先叛乱以来,多次攻打、占领省城附近的我长顺、广顺、清镇、平坝、惠水、贵筑、青岩等城镇,先后劫掠我军车、商车数十次,一次即残杀我干部群众28人,并妄图首先攻陷贵阳,策动全省性的所谓“4月大暴动”,其破坏性之大,反动罪恶之深,实为全省各匪之冠。
　　长紫惠战役于11月10日打响,头三天即歼匪两千余人。曹匪困兽犹斗,亲率400余名骨干土匪窜到长顺县野马三槽的斗篷冲,和我军拼死顽抗。一四?团一营教导员李继田率领6个班78人,不顾敌人六倍兵力,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勇敢冲杀。400余名匪徒除少数漏网外,不死即俘,罪大恶极的大匪首曹绍华被活捉,解送贵阳示众三天后,经群众大会公审处决。整个战役历时25天,共消灭土匪7477名。
　　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我区部队共与股匪进行大小战斗4246次,毙伤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14397名、匪众263739名,共歼匪278136名,缴获各种炮298门,轻重机枪1247挺,步短枪116866支。
　　
　　链接:
　　潘焱,1916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新县,1929年12月参加红军游击队。曾任冀鲁豫军区后方指挥部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二野七纵参谋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副参谋长兼贵州军区参谋长、贵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六军军长、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戌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

相关热词搜索：剿匪 贵州 斗争 回忆贵州剿匪斗争 东北大剿匪 新中国惨烈的剿匪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