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家谱历史 [隐藏于家谱中的历史]

　　自从有了家谱，便有了家谱的研究。古代修家谱的人喜欢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还提出“国之有史，则兴隆；家之有谱，则昌盛”的论断。 　　近年社会上悄然兴起的家谱热，引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并在有关层面产生过一番争论。因为家谱总是与家族、血缘联系在一起，有人对家谱热的出现显得忧心忡忡，提出会不会因修家谱“让过去一些陈腐的观念和封建迷信的东西沉渣泛起”。
　　但这种担忧并没有阻挡住人们对家谱的关注。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其中收录全国29个省（市、区）含港澳台的550个姓氏，共14719种家谱。其后的《中国家谱总目》，历经长达7年的编纂，收集的家谱总数更达47000种以上。
　　足见，家谱这个东西自有它的文化价值，其间隐藏的历史值得认真研究。
　　清末名臣黎庶昌主撰的《遵义沙滩黎氏家谱》，正是一部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家谱。这部家谱初修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订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刊于日本使署。《黎氏家谱》与其他族谱的不同在于，自高祖以上只系本支，高祖以下的子孙则分房并列，“又别揭事实，生卒、娶葬著录于后，世愈近，则愈详”。黎庶昌本人认为，这种做法虽然有些“不尽合于欧（阳修）、苏（洵）大儒之义法，亦与近世族谱稍异”，却是谱学发展的必然。既然是私家的记载，就应该在详和实上着力，“不必强同于古”。
　　黎庶昌修谱“不必强同于古”的主张，体现了谱学的进步，也使他主修的《黎氏家谱》从一部记述家族世系繁衍的私家谱，变成了一部折射明清黔北社会的重要文献。
　　黎家人世代生活的黔北，是贵州境内开发得比较早的地区。明清之际，这里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日子。《黎氏家谱》通过对家族日常生活的记录，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黔北农村的自然经济景象。
　　《黎氏家谱?事实汇记》记载六世祖时这样写道：“及先伯祖成名，我祖见门户有庇，乃弃儒业，耕躬自给。产不甚丰，终岁勤动，食指而外家无长物，处之泊如。稼穑之余，亲操丝织，以供常服，布素肃然，终身未尝衣裘帛。夏粗布衫，冬旧絮袄，虽蔽不厌，性不嗜饮，惟喜茶食果品，一切桃、梨、粟、柿、柑、枣、芋、薯、瓜蔬之属，皆植诸家园取给，以为常畦圃艺。”“起即操作家务，终日无闲时，耕织之暇，兼及蚕桑，饲家养鱼。尝造长筒吸水以灌田，又善为竹木工，自制几、榻、桌、凳、箱、柜，细至蓑笠、筛箩、筐篮诸器物，一一皆亲手拮据。”这番记述，直如一幅沙滩田园生活的画卷，通过它我们完全可以洞见明清黔北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黎氏生活的黔北同样被农民革命风暴所席卷。不仅太平军石达开部曾三次在遵义展开激战，当地更有杨龙喜、舒光富、朱明月的起义队伍活动。对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黎氏家谱》虽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予以指斥，但对这一时期发生在黎家周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对于战争的惨烈和战乱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却作了绘声绘色的记录。
　　《黎氏家谱》对禹门攻防战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其谱称：“遵义浮东八十里有禹门寺，……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湄潭黄白号匪大人，蹂躏臣里，寺为伪朱王所据。经臣兄庶蕃募勇与官军夹攻，将该逆击退。其时，四乡庐宇焚烧几尽，而禹门寺巍然独存。乡人因寺基筑寨固守。臣兄庶蕃、从兄兆祺及现充使署随员刘汉英实主其事。未几，而吴元彪又反，陷据绥阳县城，距寨只五十里。寨当遵义、湄潭、绥阳之中，环三面皆贼。臣兄等苦力战至五年之久，阵亡者三百余人。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楚军克绥阳，始解。又年余，百姓始下寨。臣尝论，遵义府城之不失，实此一寨保障捍卫之功为多。”
　　这段记载，不仅分析了禹门的地理位置和战略重要性，还对战事发生的时间、主客方的领军人物、伤亡情况都做了记述，甚至就战争结果对清王朝在黔北统治的影响也作了评价。可见，中国的家谱不尽是“封资修”的家族纪事，其中蕴含着许多历史。
　　除此之外，《黎氏家谱》对本族人的观念、文化和行为规范也作了详略不同的记录。其内容显示，自明中叶到清末，从文化上维系这个家族的是宋明理学。这种情况正好透射出明清思想文化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作为明王朝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已经威信扫地，但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短期内还找不到一套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只好“清承明制”，将汉族地主阶级尊奉的儒家思想接过来利用，以至宋明理学在清代知识分子中继续拥有广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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