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汶川人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汶川县爆发了里氏8.0级的大地震，同时也在中国人的心中撕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30年未遇的重大自然灾害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国家领导人、政府、普通民众、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国外文局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要自主派发采访组赶到抗震救灾第一线，“发出外文局自己的声音”。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作为第一先遣队的六名成员之一，踏上了开往成都的飞机，当时离地震过后不到30个小时。
　　我和我的战友们――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他们，尽可能地轻装上阵，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带洗漱用品，我自己的行囊里也只有一把剃须刀，因为大家已经做好了去那边睡大街、睡帐篷的准备。外文局的各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们的出行提供了最好的设备，包括安装了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在外文局及单位领导、同事、朋友的一片“保重，注意安全”的叮咛中，我们斗志昂扬地奔赴了抗震救灾前线。
　　
　　在余震中前行
　　
　　从首都机场去成都，开头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下雨，成都余震及紧急救灾人员优先运输等问题，我们乘坐的航班迟迟不能发出。在首都机场等候的时候，候机大厅的电视屏幕上播放的救灾现场吸引了很多旅客关切的目光。我们采访小组的成员也没有闲着：打电话给单位汇报情况，抓紧时间给手机充电，聚在一起研究到达四川后的采访行程。我也利用这段时间随机采访了候机大厅的几位旅客。他们中很多是返乡的四川人，得知地震的消息都非常担心家里的情况。
　　航班在延误了7个多小时后终于在午夜时分发出，而我们到达预订宾馆已经是凌晨四点。在那个下着小雨的夜里，我们都在担心雨水陡增会加大救援工作的难度。天色渐渐亮起的时候，才架不住疲惫袭来而睡去。
　　5月14日上午，临行去都江堰采访前，我们经历了入川后的第一次余震。当时正在卫生间洗脸，俯身在洗脸池上我突然感到短短几秒的眩晕，当时的第一反应以为自己缺氧了。随之听到墙壁还有桌上的茶杯开始响动。地板在水平晃动，但是仍然能站稳，到走廊里一看，有几个旅客正紧张地拖着行李箱往楼梯口跑，连宾馆保洁员也放下手里的桶跟着跑。不到半分钟后，一切恢复平静。
　　从那以后，余震成了家常便饭，不管是在成都、绵阳还是北川。我甚至总结出了规律，每天凌晨的12点到2点间至少有一次余震。然而同行们并没有把余震放在心上。震动来了，大家依然干着手中的活，俨然达到了一种“任它地动山摇，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
　　
　　处处皆新闻
　　
　　在四川采访的几天，每一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白天坐车奔赴现场，晚上回宾馆处理图片，写稿子，全部处理完后上传到局里统一的FTP，几乎每天都要到凌晨2点多才能睡觉。
　　身临这场突然发生的灾难，我一直没有疲劳的感觉，神经一直紧绷着，感觉自己像一个永动机，能不停歇地工作下去。我们采访小组的组长每天都会给我们传达局里或者单位发过来的慰问短信，电话。每次跟总编通话，结尾都是电话那头关切的叮嘱：注意安全，多喝水，多穿衣服。
　　按照周报的出刊周期，之前多次出差采访都比较从容，只需要在采访地进行记录，等回到北京再进行整理写稿。而这一次情况不同，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几乎每一天都有数不清的新闻等待去挖掘。为此，北京周报网络版在时效性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之前一直为纸质期刊写稿的我也不得不学会适应网络的快捷性，及时刊发一篇篇短平快的网络稿件。
　　5月15日，因为要参加成都市召开的一个政府发布会，当天没有去灾区现场。我打算去报刊亭买份报纸，出门之前还是挎上了相机和采访本，以备发生一些紧急状况。就在路过一个社区门口的时候，恰好碰到这个社区正在搞为灾区捐物捐款的活动，现场十分踊跃。被现场气氛感染的同时，我没忘记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点，这时候我的相机和录音笔派上了用场。采访了半小时后，立即回到宾馆开始写稿，并配发图片。一个小时后稿件顺利上传至局FTP稿库。
　　当天晚上，我跟一个成都的朋友见面，想了解一些成都的情况，地点约在成都著名的老外聚集的“老书虫”书吧。在这里，我见证了该书吧第一次由国外友人自发进行的为地震灾区慈善捐赠活动。书吧的老板还印发了一叠外国人志愿者招募表，很多光临书吧的国际友人纷纷在表格里填下自己的信息，希望能为援助中国这场罕见的灾难出一份力。而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新闻素材。
　　
　　在现场：工作并感动着
　　
　　真正的现场，我去过三个：都江堰，北川及绵阳市灾民安置点。去北川的路途算起来最为曲折，也许是上天眷顾，我们那天走得却非常顺利。从成都到北川，一共只用了两个小时。
　　在离北川县城还有6公里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警察的阻拦。因为交通的压力，北川县城只允许物资车跟救护车进入。我们决定徒步前往北川，这时运气又来了，我们碰上了从城里往外运人的摩托车。最终我们幸运地坐着摩托车进了县城。
　　16日的北川县城，人头涌动。救援的部队官兵、志愿者、医疗队、幸存的灾民、记者，在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忙碌奔波。
　　我往县城的方向走，迎面而来的是一队队扛着挖掘工具的官兵，他们刚进行了紧张的现场救援工作，正赶往营地吃饭休息。我拦住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采访，他刚从北川中学的救援现场出来。我非常迅速地问他我想问的问题，因为我能从他的话语里感受到一种他试图掩盖却掩盖不了的疲惫。我希望他能多休息一会儿，而他却告诉我他吃完饭会立即返回现场去抢救那些还埋着的人，虽然他不知道还有多少。
　　在北川县城的路上，最多的也是最疲惫的是那些花了好几个晚上翻山越岭逃出来的灾民。他们老老少少，背着家里仅剩的一点财产干粮，拄着木棍，脸上写着旅途的劳顿，眼神里还能察觉到地震阴影带来的恐惧。这些从死神旁边经过的人们却依然走得很倔强。
　　沿着进县城的山路，两旁都是医疗队跟一些媒体的帐篷。在其中一个帐篷里我认出了一个曾经跟我一起去拉萨采访过的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她在这里已经坚守了3天，眼圈泛黑，就着矿泉水在啃面包。我们没有说很多话，她要继续投入工作，我也要继续往县城里走。对她，还有我在途中遇到的很多扛着摄像机、照相机奔走的同行记者们，我只能道一声：保重。
　　走到北川中学的时候，见到了我一生中难忘的画面：一个父亲趴在两个楼板的缝隙间朝里张望，他往那个缝隙里无力地伸出手，呜呜地哭。缝隙里是一张孩子安静的脸，鼻子跟口中的血已经凝固，孩子的眼永远地闭上了。父亲为找他的孩子已经三天没合眼了，他的哭声里已经没有泪水，他守在遗体旁边徒劳地扒拉着瓦砾碎片。在父亲身后几米处，是一堆孩子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援救人员怎么拉也拉不开。
　　我就在那个父亲的旁边，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搀扶这个痛苦的父亲。当时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和窒息。我想给这个父亲一点安慰，一点力量，但是我自己却似乎也要承受不住了。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跟北京的网络编辑现场连线。我每说完一句话都要张大嘴使劲呼吸，心里有一股巨大的情绪要发泄出来。挂断电话后我在那大片的废墟上焦躁地走着，翻看地上到处散落的课本。我不停地找孩子们写在课本上的名字：张欢，刘洁……我想永远地记住这些孩子的名字。
　　当了快三年的记者，我曾经以为自己很坚强，但在如此残酷的灾难面前还是发现了自己脆弱的一面。直面如此深重的苦难，看到那些痛苦无助的人们，我希望我能放下我的相机，用我的双手去帮助他们，就像他们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一起的，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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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曹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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