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换届　减“副”显著] 党委换届

　　 　　日前，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顺利完成换届。通过此次换届，地方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副书记职数大幅度减少，领导班子职数有所减少，党政交叉任职有所扩大。
　　副书记职数大幅度减少。全国省区市党委班子，除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均设2名副书记，比上次换届时减少了91人。全国79.4%的市、84.4%的县实现了配备2名副书记的目标，市、县、乡党委副书记实际配备人数比上一届分别减少了806人、5165人、41476人。
　　领导班子职数有所减少。全国省区市党委班子比上次换届时减少21职。市、县、乡三级党委班子实际配备人数分别比上届减少149人、859人、34368人。
　　党政交叉任职有所扩大。换届后，省区市党政交叉共83人，由上次换届时平均每省2.3人扩大到2.7人。市、县两级党政交叉比上一届增加311人、1588人。其中，党政交叉3人的市占80.5%，县占57.4%，为减少党政班子成员分工重叠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9日“中国新闻网”)
　　
　　解读地方党委换届后被精简副书记去向
　　
　　减副后正常运行
　　6月28日，随着山东省委常委的集体亮相，持续近10个月的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工作基本结束。
　　此次地方换届，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思路：“减副”。这是本次地方党委换届的最大看点。
　　《南方周末》之前曾刊文指出，这是一场“对折式”改革。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省级党委共设67名副书记，比上次换届时的158名减少91人。目前，被精简后的副书记们纷纷离开原任岗位。
　　以浙江省为例，四级党委，几乎每级都实现了“一正两副”的配置。浙江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2月中旬，浙江省90个县(市、区)委共减少133名党委副书记。
　　2007年6月16日，浙江省委新班子亮相。在2006年初的省委副书记中，只有省长吕祖善和原政法委书记夏宝龙留任。
　　2006年11月，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进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2007年2月，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担任省政协主席，另一名副书记梁平波则担任政协副主席。
　　省会杭州，2月13日，当地的市委就进行了大调整。原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王金财升任专职党务副书记。
　　原有副书记中，除纪委书记叶明继续留任副书记外，2007年年初还在任的另4位副书记孙忠焕、蔡奇、于辉达、朱报春，除市长蔡奇外，均退出副书记序列。
　　原杭州市长孙忠焕转任杭州市政协主席，朱报春转任市政协副主席，而于辉达则担任杭州市人大副主任。
　　“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提高首位度”。7月27日，杭州的中共党代表们审议通过了《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制定杭州市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规划的建议》。
　　新的杭州市委已正常运作。这已是半年来，这个新诞生的市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常委会之外，党代表们的权力获得更多尊重，面对将会影响全市数年的大型规划，他们获邀分组讨论，对这一建议作出了表决。
　　“这是党委决策的巨大改变――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由主体多元变成了集体一元。”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郭亚丁说。随着全国各地四级党委换届的顺利结束，新的体制正在探索中逐步建立。
　　
　　副书记的感受
　　而随着机制的调整，另一种担忧也出现了。
　　浙江省委党校一位教授对记者表示，在以前，常委和副书记，副书记和书记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相互间的交流仍能畅通。副书记职数减少后，常委、副书记和书记之间拉开了距离。
　　这位教授认为，在“一正两副”模式下，身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对常委的晋升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旦失去合理制衡，书记可能会越过两位副书记直接对常委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党委书记权力更大、更集中的局面。
　　“这确实很值得研究。”郭亚丁对记者说。按要求，换届后，常委班子可设一名专职副书记。可是“专职副书记”的责任界限，中央文件里只有一句话，“可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其他工作”。由于没有更多细则，在实际执行时，专职副书记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浙江金华某县一位留任的专职副书记承认，“减副”前，他分管政法委，职责明确，换届成了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后，却变得困惑。“好像什么都能管，却什么都管不了。”
　　“协助书记处理县委日常事务”，这在过去是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职责，如果副书记来管，很容易沦为正职书记的“专职助理”或“大秘”。
　　而“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又缺乏明确的职责范围界限。自己能否接受委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记的个人意志甚至是私人关系，随意性增加。
　　这名副书记对记者表示，在同事眼里，自己成了党政正职之外排名最高的“第三把手”，比降为常委或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任职的同事幸运不少，但他却感觉自己的位置有些尴尬。
　　一个例子是，作为经济发达的著名县级城市，该市书记经常外出，这也给他出了道难题。按规定，书记出差时，作为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应代书记处理党务，但他却觉得很难这样走，“担任副书记的市长比我排位靠前，总不能我主持吧?”
　　《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西调研时也发现类似情况，该刊发表的文章称，“在新的分工下，有相当部分的专职副书记成了‘书记助理’，与党委秘书长、县委办主任干的活差不多;有的专职副书记成了‘打杂书记’，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管。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理解为什么事都可管可不管，显得有些尴尬。”
　　郭亚丁曾接触很多党政官员，他承认，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肯定存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别”情况，可以通过“重大问题由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等程序性的配套制度完善。只要对权责清晰界定，在制度上进行规范，问题就应能解决。
　　
　　副书记们流向哪里
　　郭亚丁和多位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党委“减副”，直接压缩了县乡两级基层干部升迁的空间，是否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乡镇一级，以从政为职业的人很多，减少副书记，就等于减少了他们的希望。”
　　已转任县级市政协主席的李杰(化名)完全同意郭的看法。今年1月，他刚刚从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李杰举例说，按制度规定，如果他坚持不退，一旦升任县委书记，就能成为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属副厅级干部，退休时一般会享受正厅级待遇。而一旦转任县政协主席或人大主任，退休时一般只能享受正处级待遇。
　　“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退。”李杰说，无论是从政治前途还是退休待遇考虑，他都曾心有不甘，但换届前，上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我们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这对李杰有所触动，他说，这符合升迁规律，自己毕竟已经52岁了。
　　和他一样，另一位转任人大主任的副书记，也已超出50岁，已无升迁机会。“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也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李杰说，县级以上被“减副”后的副书记，往往年龄都已过大，除部分适龄的干部被交流外，大部分或转任人大政协，或直接退休，“减副”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换届后被“减”掉的县镇两级副书记们，往往正是年轻的干部，且都是从相对优秀的干部中选任，在业已饱和的人事下，很难再进行安排。
　　为了缓和矛盾，各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安抚这些尚年轻的乡镇副书记们。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由于中央只要求党委班子必须“一正两副”，但对县直机关设多少局长并无刚性要求。除部分副书记升调转任人大、政协外，大部分副书记们最后都得以升调，改任县直各局的副局长。
　　这是一种相对使用比较多的办法，“我们这被减掉的3个副书记，除一个调任别的乡做副乡长，其他的都当了副局长。”浙江温州的一名镇长说。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加“括号”的方式，安抚被“减”掉的干部。“被直接减掉的副书记，县里一般都会给他加括号，注明享受‘副科级待遇’。”这名镇长说。
　　关于“减副”的敏感性，在省一级党委同样存在。要求匿名的浙江省委党校一名教授说，按规定，党校校长往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但这次浙江省委党校的校长，却由分管组织部的省委常委兼任。而坊间之前则认为，这位常委应该成为省委副书记。
　　7月10日上午，新校长走马上任。在省委党校副处、副高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当着在座教授们的面，省领导当场和新任党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现在享受副书记的待遇啦。”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改革必须考虑受损者的利益，具体到此次地方党委换届，政策设计者也确实充分考虑到了受损者的利益，为副书记们保留了尽可能大的体制内利益。
　　也有人指出，应该尽量避免其他机构的膨胀，比如政协的副职可能因执政党“减副”而增加，比如一些政府机构的副职依然很多，国务院个别部委的副职甚至高达十几个，政府的“减副”确实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这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深层调整。
　　“改革方向已不可逆转，”上述浙江省委党校的教授说，“先是常委会，然后是全委会。先是党内民主的扩大，再转向更大范围的民主。这一定会成为潮流。”
　　（8月2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
　　
　　专职副书记体制留下的难题
　　
　　记者日前在广西调研中发现，“减副”实现了“一正两副”后，由于只设一名专职副书记，而对这名专职副书记的分工尚未有明确界定，导致各市、县(市、区)党委对这名副书记的定位差别较大。
　　在新的分工下，一些专职副书记成了“书记助理”，与党委秘书长、县委办主任干的活差不多；有的专职副书记成了“打杂书记”，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管。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理解为什么事都可管可不管，显得有些尴尬。
　　一些市、县出现新的党政分工重叠问题也引起关注。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主要是实行党委常委分工负责制，通过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等方式，解决党政分工重叠的问题。但由于理解不同，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一些市、县认为，党委也应该管一些重要的工作，于是有的党委常委联系农业、农村及计生工作，社会稳定也还是党委、政府各有1名领导来管；有的县认为常委分工负责制，就是对全县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管，于是沿袭过去的做法，把政府方面的工作全部分摊给各个常委，这就造成了实质上的重叠。
　　再有，如何在新体制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在探索中。实行新的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党委班子不兼职成员不再直接管理具体的经济事务，一些干部担心会削弱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有些干部还担心“减副”容易造成权力向书记集中。谁在“一把手”面前说“不”？对“一把手”的监督会不会弱化？
　　长期以来，尽管一直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是“一把手”全权负责，“八个副职不如一个正职”。即便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一把手”不民主，照样可能越过两位副书记直接或间接对常委施加影响，使常委按照自己的意图办事。
　　面对目前的探索，一些干部希望上级领导机关能给出一个明确说法。同时，他们接受采访时建议，按中央有关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建设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王勉)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7年4月文）
　　
　　“减副”应为预算改革开路
　　
　　回顾已经完成的党委换届，最大的亮点当属减少副书记职数，形成“一正两副”的新模式。“好事”的时评家甚至计算出，一级党委只要多一名副书记，一年就要多支出30万元。从而说明裁减副职可以节省财政开支减轻纳税人负担。
　　然而，一些公共财政学者和公共预算学者提醒说，节省的开支在预算大盘子里不过杯水车薪，并不是说他们不看好“1＋2”模式，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让他们心跳加速的议题。他们关心的是，“减副”会否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态势，党委已经带头精简副职了，接下来政府会否精简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和副镇长职数？
　　宪法以及1994年预算法赋予人大的预算权力主要由党委和政府构成的“行政预算体系”来行使了，直到1999年部门预算改革之前，人大并没有介入预算领域。1999年以来，“钱袋子的权力”在各级人大逐渐兴起，然而人大很快发现，原来由党委和计划委员会控制的资金分配权力已经“零碎化”到各个分管领导和各个部门，预算权力呈现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色彩，监督不易也。
　　以省级政治为例，一名公共预算学者截取了一个省级样本，在那里有近20名分管领导，他们是省委常委和副省长，每个领导周围都围绕着一些党政部门，即他们的政策领地，各个领导在自己的政策领地拥有几乎排他的“预算权力”。学者称之为预算中的“多支笔”现象。同时，这些政策领地事实上成为分管领导的“选民”。
　　这是行政首脑与副职分享权力的结果，即将一些支出的决定权下放给分管各个领域的副职，某些资金被独立出来作为这些副职的专用资金。如果分管领导要支持某个部门的某个项目，他可以“批条子”给部门，部门就可以凭着它去财政要钱，财政就从各个分管领导人的“盘子”里将分管领导同意的资金拨付给部门。这就是中国地方预算中非常普遍的“批条子”的现象。由于这是无约束的权力，为贪污浪费现象埋了下伏笔。
　　有关学者的调研报告记录了公共预算实践者这样的观点，“目前的部门预算改革是规范部门的行为，但是，如果不规范政府的行为，不规范各个领导的行为，部门预算改革是很难成功的。只规范部门的行为而不规范政府和领导的行为，就会把各种矛盾下放到部门，让部门左右为难。”
　　显然，这是一个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受约束的过程。预算从来都是政治过程的中心，预算改革事实上也就是实施行政和政治控制。公共预算学家对“1＋2”模式的解读也因此与众不同。
　　公共政策学者更为此设计出一条路径：给行政首脑设置一个决策咨询委员会，为其配置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从而弥补裁减副职后留下来的决策真空，因为目前“主持全面工作”的行政首脑，决策过程严重依赖于控制着各个政策领地的副职的专业知识和信息。唯其如此，“减副”改革才会顺利过渡云云。
　　未来若干年内，如果改革按照上述公共政策学者设计的路径行进，裁减副职，这将意味着中国预算改革面前的最大一块石头被搬走了。减副，为预算改革开路――这是公共预算学者喊出的口号。（陈才安）
　　 (摘自2007年5月《南风窗》)
　　
　　延伸阅读
　　四级党委换届 六大亮点纷呈
　　
　　6月28日，新当选的山东省委常委集体亮相。至此，从去年10月开始的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工作已全部结束。综观这一轮地方四级党委大换届情况，被媒体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地方领导官员大换班”可谓亮点纷呈。
　　
　　亮点1“一正两副”成为模式
　　2006年10月，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两区四省”成为首批完成地方各级党委换届的省区。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四省在党委书记副书记职数上都实现了“一正两副”，省级党委常委职数都处于11～13人的范围内。
　　不仅仅是前述四省，这次换届各地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减少副书记”。换届后的全国31个省级党委除西藏、新疆保留4位副书记、内蒙古保留3位副书记外，其余各省、区、市党委副书记职数均为两人，其中一人兼任行政首长，另一人为专职副书记，“一正两副”模式成为地方党委领导机构的主要形式。
　　
　　亮点2 纪委书记退出副书记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一正两副”模式中，以前兼任党委副书记的纪委书记亦在被“减”之列。换届后，大部分省区的新任纪委书记都不再兼任常委副书记，而是省委常委。党建专家指出，这一变化具有积极意义，将从更大程度上保证纪委常委会的独立性。
　　在纪委书记退出副书记序列的同时，中央加大了纪委书记异地调职的力度。2006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马志鹏担任北京市纪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臧献甫同志担任天津市纪委书记，中纪委常委沈德咏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加上之前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徐敬业调任重庆市纪委书记，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均由中央“空降”。不仅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年一年，就有15个省、区、市纪委书记出现变动，其中由外地调任的纪委书记达到10个省份之多。
　　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对纪委书记排兵布阵，有利于扭转地方纪委反腐力度疲弱的局面。
　　
　　亮点3 班子年轻化“50后”成中坚
　　在这次换届中，一批50岁上下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走上省委书记、省长的重要岗位。换届后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乐际今年只有50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从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周强今年才47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长。
　　根据初步统计，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98位党委书记、副书记的履历表中，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居多，达56人，所占比例为57%。其次，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有39人，约占40%。省级党委领导班子呈现出“456”的三级年龄梯次格局：即40岁出头、50岁开外、60岁上下，老中青三代合理搭配的班子初步形成。据统计，目前各省级党委一把手的平均年龄为58.39岁。
　　
　　亮点4 七成官员有社科背景
　　引人注目的是，98名省级党委领导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达到59人，所占比例为60%。如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法学博士）、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经济学博士）、吉林省委书记王珉（机械制造专业博士）、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法学博士）等具有博士学位；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工学硕士）、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经济学硕士）等有硕士学位。
　　与此同时，在98人名单中，有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超过七成。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类专业。有专家指出，新一轮调整后的省级地方领导正在实现从革命家、工农干部到技术人员再到社会管理人员的转变。
　　
　　亮点5 扩大党内民主成换届主线
　　把扩大党内民主贯穿于换届工作的全过程，是中央对地方四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各地紧紧抓住提名、考察和选举等关键环节，对换届中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进行筛选、考核、评价。
　　
　　亮点6 16省统战部长升常委
　　在31个省级党委换届选举中，已有多达16个省份的省级统战部长被晋升为省委常委。分别是：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河南、河北、山西、湖北、湖南、西藏、云南、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
　　有关人士表示，统战部与组织部、宣传部同是党的主要工作部门，在实施政治领导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随着社会阶层多样化，开拓统战新资源以及如何处理与新社会阶层的权力关系，成为中央当前必须面对的重要政治课题。
　　 （7月18日《新京报》)

相关热词搜索：换届 党委 党委换届　减“副”显著 党委换届 地方党委换届副书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