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复兴的中国道路之新起点 通往民族复兴的道路是什么

　　 　　“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兴旺发达，朝气蓬勃，富有活力。”10月23日，《人民日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题发表社论。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现在，火炬已经交到执政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手中。
　　然而，正如执政党的领导者所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从过去来看，这场改革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从现实来看，转型也没有一蹴而就的可能。
　　而在十七大会议上，我们读出了执政党的决心，那就是改革和转型已到中流击楫的阶段，停顿与倒退没有出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则是执政党在这一新起点上的基本纲领。
　　胡锦涛说：“我们一定紧紧地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同样引人瞩目的是，新鲜血液正在不断加入执政党的行列。30名从各地精选出来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代表，出现在党代表名单中，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也进一步年轻化。
　　
　　年轻了
　　
　　在10月22日新一届政治局九常委的记者见面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介绍其他8位常委时说：“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
　　谈到对新一届中央委员和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印象时，所有接受采访的专家都用了“年轻”这样的字眼。
　　数据显示，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的9位同志中，6位在60岁以下，其中4位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4位同志中，两位生于上世纪50年代。
　　在中央委员层面，年轻化也成为一道亮色――50岁以下的为75名，其中45岁以下的22名。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告诉记者，不要简单地看这些数字，这些数字是一个结果，要全面理解这些数字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实际上，领导干部年轻化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叶笃初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将帅级的和部长级的高级干部大量进入晚年，因此包括邓小平、陈云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要培养年轻干部，要使干部队伍年轻化。
　　为了印证当年党员队伍老化的严重程度，叶笃初又提供给记者两组数字，一组数字显示，1949年底，中共党员人数约450万人，25岁以下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6.6%。另一组数字来自《人民日报》1984年的一篇社论：1983年，全国25岁以下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仅为3.34%，上海地区则为2.25%，河北遵化县的比例就更少了，仅为1.36%。
　　有了党员队伍的年轻化才有党员干部的年轻化，党员队伍年轻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干部队伍年轻化势在必行。叶笃初引用了《邓小平年谱》中1981年4月19日邓小平的一段讲话：“我要说一个问题，找些年轻人，慢慢带出来，这是个长远的战略，是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如果在三年内不能逐步解决，那么再过五年我们的干部队伍就要发生很大的危机。”
　　此后，20多年的努力成果渐显，2002年十六大选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为55.4岁。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同志。50岁以下的占1/5以上，还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
　　事实上，十六大以来，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增添新鲜血液，正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此次，在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时，中央就强调，要着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领导干部，并对推荐预备人选的年龄提出具体要求。
　　在酝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方案时，中央再次强调，着眼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大胆起用优秀的比较年轻的同志，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加快成长。尤其要充实一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年轻同志，以形成合理的梯次结构。
　　“党中央一系列具体部署和积极稳妥的制度安排，为这样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同志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一文写道。
　　“青老结合，代际继替，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就是这么来的，现在我们看到了结果。年轻化使这个党充满活力。”叶笃初说，“更重要的，年轻化已经形成制度性的运作了。制度逐渐发挥作用后会变成习惯，变成社会风气，甚至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年轻化与知识和朝气相呼应
　　
　　与年轻化相呼应的是知识化和专业化。专家们发现，高学历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局常委中首次出现了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官方简历显示，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
　　另外，在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中，还有两位博士，一位是李源潮，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另一位是刘延东，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据统计，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9名。
　　学科背景也在呈现多样化局面。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全部是工程师，新一届常委则出现了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而在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中，专业分布广泛。除了李源潮和刘延东外，王刚是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王岐山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张高丽是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毕业，张德江是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毕业，薄熙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文学硕士。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的精神现在仍然有效，并且程序化了。”叶笃初说，现在，在省部级干部中，能说外语、能看外文书的已经很多了，“其实这也是与年轻化相联系的，年轻化不是孤立的生理现象，而是与知识和朝气相呼应的，年轻化当然也必然要求知识化和专业化。”
　　不过，叶笃初同时提出，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知识包括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用哲学语言来讲，就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叶笃初说：“有些知识是绝不能从书本得来的。你看我们很多高级干部的经历，普遍都做过知青，在陕北，在山西，甚至更边远的地区工作，一步一步从地方做起。”
　　“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背后是整个党的知识水平的提高，是全党向学习型政党的发展。”叶笃初说。据中组部的数字，截至2007年6月，全国党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2279.7万名，占总数的31.1%。与2002年相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增加660.6万名，增长40.8%。
　　“整个党员队伍素质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也自然水涨船高。”叶笃初说。
　　
　　时代的需要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都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有熟悉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同志，有女同志，有少数民族同志。”《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一文说。
　　竹立家从政治局委员的简历中也注意到，他们的工作经历的构成更为合理了：“有部委的，也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
　　由于工作的原因，竹立家接触过一些高级干部，“总的感觉局级以上，包括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个人素质很高，一方面学历结构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吸收知识的愿望非常强烈。许多学员，一谈发展，话题就非常多，证明新一代官员个人进取的意愿很强。”
　　国家行政学院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竹立家说那时候来学院培训的经常是工作任务不重、年纪大的一些干部，个人进取心也明显要弱一些。
　　虽然结构更为多元，不过叶笃初说，综合来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必须恪守人民利益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目标，作为自己的信念。”
　　竹立家指出，是否能够严格执行党的思想路线是党选拔高级干部的首要考量。十六大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论创新，成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班子建设的新重点。自十六大次年的2003年以来，中央每年都要召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参加专题研讨班，历次主题先后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学习《江泽民文选》，其中有三个都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一文指出，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全面运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是这次“两委”人选考察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央明确要求，要考察人选能否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具有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能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围绕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开展各项工作……”
　　在叶笃初看来，新一批领导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是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另一方面则是时代的需要。“这是唯物史观，不像有人以为是天赐的、碰运气的。”
　　“另一方面，只要这种条件具备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就会用自己的本领显现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叶笃初说。
　　
　　经得起风浪考验
　　
　　如果考察十七届中央委员的履历，可以发现团系统任职的经历是很多人的特点。共青团历来被称为党的后备力量和生力军，共青团干部―直被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得到重视和培养。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在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各条战线早就涌现出大批精英人物，相对政坛而言，共青团涌现一批政坛精英也是自然的。
　　中央委员作为政治家集团，强调的是治党、治国、治军三个方面。从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组成人员看，基本结构大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党政首脑、中央部委首长和大军区职领导骨干。主体是省部级和大军区职领导骨干。比如在204名正式中委中，约有40名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武装警察部队，约占全部委员总数的l/5强。实际上．在正式的中央委员中，只有30名左右有团系统任职的经历，他们多是执掌一省党政的领导干部。他们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团系统的任职锻炼。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们大多是经历了在中央部门或地方施政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走到今天。
　　根据新华社的通讯文章，在十七大人事变更中，中央强调的选人标准是包含丰富内容的。这同样也适应于政治局的新面孔。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人选的素质要求第一条就明确强调，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这一点和十六大时期也是一以贯之的。
　　比如北京市市长王歧山，被认为善于处理危机。1997年底，他调到广东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主要是以金融专家身份负责处理广信破产、粤海企业重组。2003年4月22日，北京发生SARS危情，市长解职，在海南工作仅5个月的王岐山被急调回京，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上任后第19天，北京SARS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又如2004年4月，江苏“铁本”事件爆发，当天，作为地方主政一把手，李源潮主持省委、省政府全面展开对经济过热的整肃和治理工作。后又出了省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被“双规”的事件，江苏三大国资公司一把手全部落马。今年江苏爆发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只要能把太湖治理好，“哪怕GDP下降15%”，这是李源潮在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会议上所表达的决心。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人选的素质要求还提到坚持正确政绩观。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定位在是否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
　　十七大期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当时谈得最多的是民生话题。他表示，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从解决重点民生问题人手。2004年到辽宁担任省委书记后第三天，李克强就来到阜新，到最困难的棚户区居民家中去看望群众。李克强加快了辽宁棚户区改造：“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棚户区改造。”辽宁两年共拆除棚户房1212万平方米，动用了上百亿元资金，涉及棚户区居民100多万。由于各种原因，2004年以前，18年时间也只改造了74万平方米。
　　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省份的党政领导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图在于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年轻化是一个趋势，但“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这个底色没有变。政治上可靠―直是第一位的。只是十七大又增加了坚持科学发展、能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工作等更加细致丰富的考察内容。
　　（综合10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之《通往复兴的中国道路之新起点》，《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44期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亮相》，《南风窗》2007年11月上《新政治家集团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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