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现在要说话】广西区党委大院现在住的是哪些人

　　117位党委发言人24小时开机,南京的“新官们”集体走马上任。以此为标志推行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走到前台“发声”的信号 　　 　　2009年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宣布,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将是2010年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认为这将是明年新闻发布工作的一个亮点。”他说。
　　国新办的表态,表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首次提出的“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将比预料中更快地进入实际操作层面。
　　王晨讲话之前,多个地方党委的密集试水,已为制度的全面推行铺平了道路。
　　2009年12月29日,中共南京市委召开首次党委新闻发布会,市委和各区县、部门党委的117名新闻发言人在会上集体亮相。
　　12月22日,中共贵阳市委借召开全委会的机会推出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10月26日和11月11日,中共眉山市委、长沙市委也相继召开党委新闻发布会。
　　地方党委新闻发言人的高调亮相,使中共新闻发布制度逐渐浮出水面。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我国制度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有助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了人民群众获得对党的重大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的渠道,使权力的运行能够放在阳光下,是党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党委“有话说”
　　2009年12月29日上午,42岁的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劲松一身西装出现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成为2009年年末公众舆论瞩目的一个亮点。
　　曹劲松被瞩目缘于他的另一个身份 “南京市委新闻发言人”。根据中共南京市委最新出台的《关于建立和规范党委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见》,市委及各部门党委将不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及公众介绍政策、通报情况、说明立场,实现党内决策与公众意愿之间顺畅高效的沟通。
　　当天和曹劲松一同亮相的,还有各区县、部门党委的117名新闻发言人。“重大决策、重点工作、重要规定、重要会议、重大事项事实情况和处置措施,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态度及处理意见,对新闻媒体有关报道的回应和澄清等都是党委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曹劲松说。
　　同一天,王晨也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要推动党中央的各个部门和各地省(区、市)的党委加快制度建设,加强信息发布,通过发布会、提供新闻采访服务等多种形式来发布党务信息。”王晨如是说。
　　会后,参会的中外记者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小册子――上面用中英文印着中央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等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系电话。
　　这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首次由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央部门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信息。目前,党中央部门已有中央纪委、中央统战部、中央外联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等部门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与国家部委不同,中共中央的部门在外界看来始终被“神秘感”所笼罩。“此次公开党中央部门电话并推行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中共走到前台‘发声’的信号。”江苏省委党校党建部教授刘长江说。
　　刘长江在接受采访时还说,现实中,一些涉及权力寻租、滥用等有关干部和其他有关党的政策等问题,是政府无法解释的或者不敢轻易解释的,必须由更核心的部门及时出面解释。
　　
　　地方试水
　　在南京之前,眉山、长沙、贵阳等地党委已先前后试水。
　　2009年10月26日,中共四川眉山市委推出了新闻发言人。2009年11月11日,中共湖南长沙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改革军转干部安置办法的有关情况。2009年12月22日,中共贵阳市委也推出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曹劲松看来,地方试水的直接背景是十七届四中全会。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在谈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时,首次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事实上,中共中央对于推进党务公开和民主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年,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通报或向全党通报。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一般应当向下属党组织和党员通报,根据实际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2006年,国新办首次公布党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的电话。截至2009年底,已有中纪委等5个党中央部门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亦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后撰文强调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
　　显然,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及中央高层相关言论得到了地方的“响应”。
　　在政情人士看来,党务公开经过党内尝试以后,用新闻发言人的形式推向社会已是一种必然。
　　然而,迅速推出的地方党委新闻发布会,带有明显的演习意味。
　　中共眉山市委新闻发言人宋仕祥在眉山市委新闻发布会上,在30分钟内念完了8000字的稿子,中途没卡一次壳。“他的语速已达到260字/分钟左右――这可是播音员播音的语速。”一位参会的当地媒体记者说。
　　而南京市江宁区在2009年12月30日举行的首场党委新闻发布会,演练意味也同样明显。不仅市委新闻发言人曹劲松现场指导,来自南京各区县、部门的115位新任党委新闻发言人也被邀请观摩。“首演”的江宁区委新闻发言人张思明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亦坦言“一切都还在学习中,发言稿练习了多遍,还是很紧张”。
　　湖南长沙市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有些像是“我说你听”的宣讲会。
　　“没有记者提问环节,整个发布会只用了约一刻钟。”参加会议的记者说。
　　
　　照搬政府发言人制度?
　　“党委都没搞过发言人制度,没有直接经验可以借鉴。”眉山市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新闻发布制度起草负责人之一的阳运良说,“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查找,发现国内各级党委至今也都还没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一度无从下手的起草组工作人员灵机一动,以原有的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为蓝本,在两周内就建立起了这一全新的制度。”
　　“真正讨论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我还没做好准备就不经意当上了党委发言人。”45岁的四川洪雅人宋仕祥,用他带着浓厚四川方言的普通话说,“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为参考,是地方党委匆忙的应急之举,但也不失是一种明智选择。”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第一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年后,“非典”疫情袭击中国,使政府和公众都充分认识到了信息公开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一直局限于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迅速覆盖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
　　2008年以后,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各类名目的“发言人”、市长热线、官员博客、网络发言人等等。
　　在地方政府看来,政府在新闻发布制度方面的探索可以给党委新闻发言人提供借鉴,甚至可以直接套用。
　　不仅制度上模仿,有的地方党委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干脆交由同一人担任。
　　南京市委新闻发言人曹劲松说,目前他一人身兼党委新闻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新闻发言人,同时,他还担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党委发言人的制度探索层面,《中共眉山市委新闻发布制度》较为完备。但对比之下,这份不足千字的文件与此前公布的《眉山市政府新闻发布制度》,除在发布主体和发言人不尽相同外,其余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眉山市党委发言人制度走的是一条先推出后修订的道路,没有人指导,就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阳运良说。
　　相比之下,南京市委的制度亮点在于不仅设立了与媒体的互动环节,还提出了党委新闻发布的“问责制度”。2009年12月29日,南京市委公布了117名党委新闻发言人的办公和移动电话,并且规定,党委新闻发言人拒绝接受公众询问将被“问责”。
　　但即使是问责机制这样的亮点,政府部门也已尝试在前。早在2009年9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出台《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办法》中规定:行政机关新闻发布不积极、造成工作陷于被动,情节轻微的予以通报批评,“不作为”、“不及时”、“不规范”、“不准确”等情形严重的,将启动“问责”调查并依法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党委新闻发布会的“边界”
　　宋仕祥在当天发布完新闻后,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因为记者提的10余个问题都是针对各部门的。”
　　“党委的工作的确不如政府工作那么具体,党委是解决方向、路线问题的。”宋仕祥在接受采访时说,党委发言过“虚”,公众不感兴趣,过“实”,又容易造成与政府发言人职能的重叠与冲突,甚至走入党政不分的误区,抢政府的话筒。
　　如何让公众觉得言之有物,又避免与政府发言人的职能重叠和冲突,这是对制度设计的考验,也是对发言人自身素质的考验。
　　“对于公众来讲,很多党委工作并不虚,比如干部管理、反腐倡廉等都是公众希望了解的党务工作。”刘长江说,如果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设计,党委发言人可能成为群众了解、监督干部考察任免的一个重要窗口,将有力推动干部管理体制的完善,推动干部考察和任免的透明化、合理化。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虞崇胜教授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推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能够使党的主张、意向和重大政策透明化,便于党和普通党员、群众的沟通。但他同时表示,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要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区别开来,厘清两种发言人制度的关系,使两种制度形成互补并协调起来。
　　一位名叫“我是眉山人”的网民甚至建议:先发布一下公众关心的信息,比如选人用人的过程,干部考察的过程和结果,常委每年考核得分情况等等,“敢于公布这些才算牛”。
　　发言人的自身素质也是保证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流于形式的重要因素。刘长江提醒,党委发言人切忌空话、套话、官话,否则,党委发言人不仅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将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作秀”。
　　刘长江还建议,规范要区分党、政两个新闻发言人,应适时出台“推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党务信息公开条例”之类的党内文件、条规,使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顺利对接,协调并进。
　　曹劲松向记者表示,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深化党务公开,加强各级党委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与联系的重要渠道,是确保党务信息传递更加及时、准确、全面、有效的制度化保证。党委新闻发布会在媒体的参与下,要成为党委与人民群众联系和沟通的“连心桥”、“立交桥”,成为各级党委主动了解社情民意、接受社会监督、改进自身工作、塑造党的形象的重要途径。
　　显然,与日臻完善的政府政务公开相比,党务公开给公众更多的还是一种美好愿景。
　　
　　“向人民说明中国”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认为,地方“试水”应当鼓励,但党务公开应主要集中在中央和省级两级党委。
　　在中央层面,一些党的部门已设立发言人,有的还建立例会制度。
　　据《望》新闻周刊报道,李希光、尹韵公等专家建议,进一步在最高层设立中南海新闻发言人,展示我国信息公开的姿态,保证中央的声音可以准确地传达给新闻媒体,切实提高我国“新闻执政”的能力。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于1983年2月,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发言人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
　　在国务院,外交部在1983年最先设发言人和召开例会。而在中共中央部门中,则是与国台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中台办率先垂范。国台办现任新闻局长、发言人杨毅表示,台办2000年9月起已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形成例会制度。杨的前两任发言人张铭清和李维一,在台湾颇为知名。
　　被喻为“党的外交部”的中联部,也较早设立新闻发言人,并首设“公众开放日”。2003年9月25日,中联部更成为第一个亮相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时任副部长蔡武向媒体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情况。两年后,蔡武接替赵启正,出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2005年7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狭小的发布台迎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会主题为介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情况,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还回应了其他敏感问题。
　　2005年和2006年两年,许多党的中央部门和机构都亮相国务院新闻办。一个重要背景是,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年9月召开)提出“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务工作透明度”的要求。而自2004年起,每年年底的最后一次例会,国新办都会专门介绍中国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展情况,并形成惯例;党务公开每每成为舆论焦点。
　　到了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公布了7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国新办主任蔡武将党的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形容为“质的飞跃”。
　　接近国新办的一位人士表示,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进路径有相似之处:新闻办“搭台”,请各部门“唱戏”,然后,各部门开始构建自主新闻发布机制。
　　“许多部委发言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公开比不公开好很多,而且获得的正面评价超出他们的想象。”这位人士说。丁柏铨也表示,他主要向学员强调新闻发言人应具有的理念,遵循新闻规律,要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特别要善待媒体的批评。
　　一些部门和发言人甚至更高层级官员表现活跃,中央统战部前发言人庄聪生几次上“人民网”与网民互动,而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公开说明与达赖代表谈判内幕,多次接受媒体专访、主动澄清相关传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和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都是国新办的常客。
　　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具体要求,并在2009年国新办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中成为最大焦点。
　　在这次发布会前,中央档案馆主动要求到国新办“挂号”,使得已建立发言人制度的中央党的部门再增1个。发言人郭嗣平表示,“档案利用是一项宪法权利,而很多百姓并不知道。”以往他们通过《党的文献》等渠道公开一些信息,而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后,公开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无论党的部门,还是政府的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心由对外宣传,开始转向对内开放,不仅“向世界说明中国”,也“向人民说明中国”。喻国明注意到,2009年,温家宝总理打破惯例,接受国内新华社记者专访。
　　2005年12月,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也表示,早期的新闻发布制度确立时,“主要是应对国外媒体记者的关注,国际社会的关注”,“现在的新闻发布制度,不仅仅是面向媒体,特别是应对境外媒体,而且是国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中应有之义。”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2期、1月14日《南方周末》和1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
　　
　　访谈
　　“和媒体沟通是党委、政府应尽的责任”
　　――对话南京市委新闻发言人曹劲松
　　
　　投诉电话“也是职责之内”
　　记者:这次南京设立党委发言人,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去年12月底,你们曾组织有关培训?
　　曹劲松:市委朱善璐书记专门有要求,党委发言人制度一定要在12月建立起来,同时要召开市委和区县委的新闻发布会。在12月29日推出党委发言人的同时,我们举行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包括两个环节的培训,一是理论和能力素养。二是实践操作,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叶皓部长对大家进行辅导,以两场新闻发布会作为案例教学。这两场发布会,一场是南京市委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我是发言人;第二场是南京市江宁区委发布会。
　　我们公布了所有区县和部门党委发言人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在现在的通信条件下,仅有一个座机是不够的。
　　记者:现在打你手机的人多吗?据说有些电话并非采访,而是投诉?
　　曹劲松:比较多。投诉的电话也打到党委发言人的手机上了。我觉得这也是职责之内。
　　党委发言人是一种制度安排,最终目的是保持党委和党员、群众之间的联系畅通。有些投诉可能不是我的答复范围,但是我们可以做好向导,或帮助他联系,或者告诉他通过什么渠道、找谁联系。这种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党委发言人制度推出以来的反响如何?
　　曹劲松:社会认同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也有质疑和建议性的报道。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零距离》节目的记者,模拟市民电话暗访了南京市环保局党委发言人。他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只是话语和沟通方式上不太妥当。
　　这个发言人那天给我打了50分钟电话,主要讲体会,包括单位内部工作支撑机制也没有完全到位。我们也谈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这些投诉电话都要党委发言人答复?很多发言人都是兼职,他们怎么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
　　我也告诉他,如果这件事对你触动比较大,恰恰说明这种工作机制本身的意义所在。
　　记者:如果发布会上遇到突发情况,比如有人问,某个媒体曝过光、受过处分的部门负责人,又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任职,怎么办?
　　曹劲松:实事求是,知道什么说什么。他在什么岗位上就在什么岗位上,原因和过程,我们目前不了解,假如你感兴趣,我们可以先去了解,然后再来交流沟通。一定要坦诚,不要去搪塞,也不能用所谓技巧性的方式回答。
　　记者:您说发言人是“制度人”,代表整个部门的形象,是否提倡发言人个性化表达?您自己有没有做过尝试?
　　曹劲松:有。如南京2009年“4?18”抢劫案,仅48个小时,我们就抓到了嫌疑人。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我第一次尝试用简洁的开场白:“抢劫犯抓到了!”实际上这是一句省略句,为了强化这个事件的效果,把核心信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这也符合新闻原理。我看媒体报道,有人给我加了个“被”,也有加了“抢劫嫌疑犯”。
　　记者:你曾经担任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这对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也挺有帮助?
　　曹劲松: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我一方面代表政府向媒体提供信息,另一方面又代表媒体追问政府相关部门。我是喜欢追问的。有一次关于环保标志“黄标车”和“无标车”限行问题,市政公用部门说,公交车和出租车都已达标。我就追问,为什么老百姓反映有黑尾巴的公交车?它们是如何达标的?我认为他们应该讲清楚。
　　记者:这些部门事后有没有找你抱怨呢?
　　曹劲松:没有。南京政府部门的媒体意识还是非常高的,被追问之后还是愿意回答的。
　　
　　“没有审稿要求”
　　记者:你们的步子准备迈多大?
　　曹劲松:我们现在想先见到实效,不是为了建制度而建制度。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些工作机制不支撑,如我们确立某个局党委发言人,但他有行政工作,又没有建好辅助团队。
　　记者:南京市委新闻发布会由谁来通知?南京市以外的媒体也可以来参加吗?
　　曹劲松:由市委宣传部通知。第一,会在南京市门户网站上提前一天预告发布会时间、地点和议题。第二,我们有一个短信平台,包括新华社等中央媒体,以及《东方早报》等外地媒体,只要和我们有日常沟通,都会短信通知。如果你需要,我们也把你们加入短信平台,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发布会,每场都通知。
　　记者:以后还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况:我去采访某部门,他会说你先去和宣传部联系,宣传部同意了你再来。
　　曹劲松:应当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低了。我觉得和媒体沟通不单是宣传部门的责任,也是党委、政府应尽的责任。党委和政府公务人员,首先要学会面对媒体和公众,而不是躲藏。这也需要转变观念,从过去“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转变为“边做边说、边说边做”。
　　我做政府新闻发言人,曾总结了四个“说”:第一要说明大事,第二要说细实事,第三要说透难事,第四要说清坏事。我觉得这“四说”也适用于党委发言人。
　　记者:对新闻发布会成功与否,有没有评价标准?
　　曹劲松:对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我们有三个评估指标。第一是到会媒体数量,这几年每次发布会平均26.5家;第二是记者提问数量,2009年平均每场发布会10个问题,包括网络在线的提问;第三是报道数量,主要统计平面媒体报道,头版报道率超过60%。
　　记者:现在有了市委发言人之后,新闻管理方式是否受到影响?市属媒体如果采访市委发言人是否要求审稿?
　　曹劲松:没有审稿要求。随着发言人制度的推进,原来以审稿为主的管理方式,要发生一些变化。发言人更多应该通过语言去和媒体做沟通,把想表达的内容,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大家接受。
　　这也是西方的管理方式。我在北美考察时问他们:媒体报道错了怎么办?他们说,和媒体沟通,指出报道错误。一般媒体都会主动承认错误,把报道不准确的地方还原。希望我们的媒体也有勇气去还原自己首次报道不准确的东西。(鞠靖、苏永通)
　　(1月14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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