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专业 垃圾专业【权威展望2010年国际政治前景】

　　在总结2009年时,中国外长杨洁篪用了“危机之年”、“变革之年”两个关键词,并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以应对金融危机为主线,以多边峰会为重要平台,以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动力,大力统筹国别和领域外交,各项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2009年,世界舞台异彩纷呈,大国互动备受瞩目,世界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已初露端倪。2010年,这些变化和趋势能否延续或发展?
　　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朝核、伊核、阿富汗反恐、索马里海盗……依然会是2010年全球目光瞩目的焦点。每一个热点问题的背后,都有国家和民族利益驱使,也是地缘政治因素使然,犹如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牵动着每一个国家的神经。这些问题将在新的一年里走向何方?
　　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且听一听中外专家的意见。
　　
　　多重“G”组合催生世界新格局
　　
　　多边组合谋求主动
　　“预计2010年新兴大国仍将保持上升势头,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形成合力,与西方世界周旋。”
　　
　　斯瓦兰?辛格:2010年将是国际政治关系发展的重要一年。进入2010年,我们开始意识到,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发展。比如说,过去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情应当是全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而这也必然影响到国际政治走向,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同时它们之间也在不断加强合作,并适应承担起大国的责任。这一趋势在2010年将得到深化与发展。
　　徐进: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的世界经济仍将处于恢复阶段。就业和贸易问题仍将是各大国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因此,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特别是贸易纠纷数量会有所增加。2009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相当“抢眼”,预计2010年新兴大国仍将保持上升势头,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形成合力,与西方世界周旋。
　　李东燕: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一大特点是: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处于非常活跃、不确认的多边组合中,各方都试图在新的组合中谋求主动和有利地位。2010年,这种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动会更为活跃,竞争与合作都十分明显,也存在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走到一起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与安理会“争常四国”(日本、巴西、印度、德国)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
　　罗伯特?卡根:白宫没有试图扭转美国衰退的趋势,而是着力于据此进行外交政策调整。根据他们的观点,新的战略需要与世界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相适应,而非试图遏制这些大国的雄心。这种适应转过来要求美国与二战后的盟友保持一段距离。奥巴马政府口头上说要实行“多边主义”,但其意并不在于围绕老盟友制定其外交政策。反之,美国政府寻求与全球大国合作创建一种新的“国际结构”――二十国集团(G20)的世界。
　　邵峰:2009年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化的一年,大危机必然带来大变革。2009年G20成为全球经济的议事中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份额得以提高;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得到世界空前关注,气候变化需要全球治理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使2010年西方经济形势好转,G8和G20的关系仍然很微妙。
　　徐进: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顽固坚持态度不友好和资金不友好政策,那么只会换来全球环境继续不友好的后果。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是自己给自己动大手术。想通这一点,2010年的改革成效也就可以预知了。G8和G20的关系如何定位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G8先开会定调,再把方案带到G20,那就表明这八国仍是世界经济的主宰,当年凡尔赛和会就是这么开的。问题是G20中的那12国能答应吗?不过,G20也有自己的难处。成员多了,众口难调,妥协后的共识难以彻底落实。
　　丘弗林:当今世界是多极化的,没有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能够单独解决世界上的问题,能够领导世界。只有依靠共同的努力,才能取得积极的结果。如果能够在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同的国家才能够协调立场,以便解决复杂的问题,包括安全方面的问题、应对重大挑战等。我很赞同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的代表聚首,商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策,这种政策至少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多边机制侧重经济
　　“当前的全球治理发展越来越强调透明、参与及效率等特性。相应地,倘若忽视了这些特性,全球治理的发展必将迎来一定的阻力。”
　　
　　李东燕: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领域,联合国都试图发挥积极作用,作用不可替代。此外,G8、G20、“金砖四国”及其他一些多边集团表现十分活跃:G20共商全球治理,“金砖四国”召开了首脑会议,“基础四国”在哥本哈根显示团结。这一现象引起人们对未来国际关系格局以及这类全球多边“G”组合发展前景、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各种预测和猜想。有关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组织、创立新的全球治理机构的各种建议也不断被提出。这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挑战的需要,也是当今全球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体现。在新的一年里,这种势头会更明显。
　　丹尼尔?考夫曼:良好的治理关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但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却未能将采取一致行动改善治理和反腐败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对过去十余年间全球治理指数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良好的治理对于发展有着坚实、积极的影响。我们主要从民意和责任、政治稳定和消除暴力、政府效能、管理质量、法治、控制腐败等基本方面界定全球治理指数。通过对全球治理指数的研究,我们发现,改善治理有助于与贫困进行斗争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良好的治理并不是富国的专利;哪里有改革的意愿,哪里的治理就可能出现改善;有深远意义的治理改善能够也确实已经出现。然而,总体而言,在过去十余年间,没有证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治理改善。必须说明的是,对治理的衡量是困难的,所有的所谓标准都可能是不准确的,因而对相关数据的解释必须格外谨慎。
　　斯瓦兰?辛格:我认为,如今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调整,而且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多极化格局的趋势越发明显。在过去20年里,各方一直在就全球治理问题进行争论,包括一些国际组织的改革问题,其中争论的核心问题则是联合国改革问题。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如今公民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促进各国民间关系交往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跨国公司及个人也在这一过程中适当地发挥着作用。可以说,全球治理的发展逐渐给包括上述行为者或公民社会等提供了参与的空间与机会,同时这也确保了发展方向是符合这些利益攸关者的考量。当前的全球治理发展越来越强调透明、参与及效率等特性。相应地,倘若忽视了这些特性,全球治理的发展必将迎来一定的阻力。
　　李东燕: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国际组织2010年仍然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问题领域继续推进,已有的“G”组合将保持联系,寻求进一步改进和创新。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作用显然会与日俱增,这是带动更多非正式多边“G”组合出现的主要动力,这种势头还可能会刺激更多新的“G”组合形成。因此,联合国大框架下各种“G”组合竞相崛起,百花齐放的势头会更加明显。在这一背景下,2010年还会面临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和建设的更大推动力,新的方案、新的谈判会被启动。
　　埃贝哈德?桑德施耐德:寻求全球共治的主要困难仍然在于,各重要大国的利益不同。尽管“多极世界秩序”这个概念几乎已经家喻户晓,这样的秩序至今也只呈现出一些雏形,而且这一秩序将带来的结果是,多极互相争权夺利。我们必须适应在寻求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多极之间本身结盟多变而不定的情况。世界大国将努力通过协调与合作解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但大国之间也将不时表现出利益上的对立,因此也可能出现冲突。人们希望,它们会感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压力并认识到,所有各方都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且也应看到,合作带来的收益最终要大于冲突造成的损失。
　　
　　多边态势难以逆转
　　“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实业中心,美国在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有现实的重大国家利益。”
　　
　　邵峰:2009年,大国关系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一超多强”格局虽然得以维持,但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势力的相对削弱和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多强”的数量增多,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得到比较大的提升,G20的机制化是其主要体现。其二,中国的影响力明显上升。2009年1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后首次与胡锦涛主席进行的电话交谈中说,“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有种说法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中美关系将决定今后世界格局的走向,但中国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否定了G2和中美共治的说法。
　　罗伯特?卡根: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有可能标志着与二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挥别,并开启一个新的美国外交政策新时代。旧的美国外交战略有三大支柱:军事和经济领先地位,在军事和政治上结盟的全球网络以及开放的贸易和金融体系。奥巴马和他的外交团队看起来摒弃了其中的两个支柱。与追求完全的美国领先不同,相对于其他大国,他们正在寻求应对不可避免的衰落。他们将自己视为“后美国时代”的设计者。特别是在与中国打交道之时,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明显处于下风。
　　李少军:国际金融危机和两场战争的泥潭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与影响,奥巴马政府实行的新政明显表现出了多边主义态势。当今大国所面对的主要是全球性问题,这类问题不能再经由强权政治的模式解决,而需要进行全球治理和多边外交谈判。对美国来说,未来一年对外政策主要涉及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反恐以及与之相关的两场战争问题,以朝核和伊核问题为主的核不扩散问题,以气候变化谈判为代表的全球治理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和中东和平问题等。其中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前四个问题。
　　丘弗林: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出现严重的经济矛盾。美国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对一系列中国产品设置关税壁垒。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实业中心,美国在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有现实的重大国家利益。为了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需要采取灵活的妥协政策。假如美国拉拢某些势力并构筑反华阵线,这不仅对世界安全无益,也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
　　李少军:中国作为国际金融危机中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大国,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必然居于显著地位。中国与美国密切的经济关系,决定了双方在新的一年里必须进一步开展合作。美国海外军事行动重点东移,未来集中力量解决阿富汗问题时,需要中国的进一步合作。在朝核与伊核问题上,美国也都需要中国扮演重要角色,推动相关谈判进程。在气候变化的治理问题上,中美两国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这是未来一年中美间主要的互动问题,中美关系会表现出以密切合作为基调的总体走势。尽管双方在汇率、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会有争吵,但大方向不会改变。
　　
　　多边博弈充满变数
　　“这个世界不那么容易被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世界,旧的挑战依然存在。随后的问题便不是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而是如何防止美国衰落。”
　　
　　罗伯特?卡根:奥巴马政府可能不相信大国关系需要“零和”游戏,但在世界有争议地区,美国向以前对手的倾斜势必以牺牲老朋友为代价。如果一个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要求西方尊重它的势力范围,那可能没有“双赢”的解决办法。或者是俄罗斯的影响增大,或者是俄罗斯寻求特殊利益范围的雄心受到牵制而引起反弹。的确,当奥巴马政府开启“接触新时代”时,人们会问奥巴马外交团队是否承认其已经失败。奥巴马政府将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不那么容易被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世界,旧的挑战依然存在。随后的问题便不是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而是如何防止美国衰落。
　　丘弗林:去年俄美两国决定共同努力,以实现两国关系“重启”。但从目前来看,成果很有限,暂时还没有实现“重启”。比如,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美总统奥巴马均有意愿就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达成一致,但由于俄美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即便俄美能够就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条约文本达成妥协,美国国会也未必会批准新条约。又比如,俄美在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分歧也没有得到化解。美国仅仅是推迟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设施,但并没有放弃这一计划。美国正在向波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此外,美国还打算构建海基反导系统。
　　徐进:如果2010年的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70美元以上的水平,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就有保证,那么它将继续推进针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强硬外交政策。近两年的事实证明,当俄罗斯对美采取强硬措施时,美国反而会采取安抚行动。2010年,奥巴马将面临繁重的国内任务并继续进行反恐战略调整,对俄强硬不是其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
　　丘弗林:美国的对俄政策妨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国在原苏联地区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至今仍在扶持反俄力量,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同时加强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原苏联地区制定了一套方针政策,其目标是为了阻止原苏联国家的重新一体化。这些政策的基础是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通过的一揽子文件。如今奥巴马政府中有许多人参与过这些文件的制定,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这种政策。在经济方面,俄美有可能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其前提是美国不阻止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不鼓励奉行把俄罗斯与中亚能源产地隔绝开来的政策。
　　薛力:随着萨科齐、默克尔等“亲美势力”的权力得到巩固,美欧关系在2010年将进一步改善,有可能在伊核问题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并在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美日同盟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动摇,但双边关系将会有所松动,尤其是在日民主党执政时期。日本民主党政府更加重视亚洲,并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拒绝按照美方的意愿于2009年底前就“执行新协议”做出决定,希望能更多照顾冲绳人的意愿,把新机场修在距离海岸更远的海面上。日本民主党表示将与执政联盟内的其他政党今年5月就此做出决断。
　　斯瓦兰?辛格:奥巴马入主白宫已逾一年,美国也将继续寻求增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由此,美国与中印两国之间继去年的高层交流之后,多方互动在2010年仍将继续,特别是美印两国之间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也将继续,这必将影响今年国际政治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发展。
　　(外国专家部分由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温宪、驻俄罗斯记者张光政、驻德国记者刘华新、驻印度记者廖政军采访、整理)
　　
　　【本期专家】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室主任)
　　邵峰(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
　　李东燕(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室副主任)
　　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
　　徐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室博士)
　　丹尼尔?考夫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丘弗林(俄罗斯通讯院士)
　　埃贝哈德?桑德施耐德(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
　　斯瓦兰?辛格(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
　　罗伯特?卡根(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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