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不散的诗 [公木:不散的歌声不朽的诗]

　　文人取笔名,自有俏皮之处。有的拿本名中的一个字来拆解,比如“曹禺”出自万家宝的“万”,“耳耶”出自聂绀弩的“聂”,“公木”出自张松如的“松”。“公木”与“松”,形成完美的镜像对称。
　　镜中的公木,是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歌曲《东方红》的修订者,歌曲《英雄儿女》的词作者,是烽烟里的诗人,他奔腾,激越,置身革命的风暴;镜外的张松如是《老子》、《诗经》的解说者,是杏坛上的讲师,他平实、宽厚,踽踽学问的幽径。无论镜里镜外,弗辨虚实,和合一处,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在滹沱河畔长大,他形容自己童年时的眼界就像冀中平原一样平坦,“既平庸、平凡、平淡,又平实、平阔、平展”。
　　待入学,“五四”风起,他接触“小桥明月凉风”,接触“布尔乔亚”。学业渐进,国家却日益动荡。“七七”枪声响过,“整个华北平原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公木携笔从戎,奔向延安。
　　抵达延安时,公木年仅28岁。他浓眉、粗鼻、阔嘴,浑然“燕赵慷慨之士”模样。公木讷讷不善辞令,但为人热诚恳切,又握着一管妙笔,有人赠他“博士”雅号。“博士”、“博士”,一口窑洞挨着一口窑洞,传了个遍。
　　“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1939年1月,公木第一次见到郑律成。
　　“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正好可以配成一对。”
　　郑律成棱角分明、肩膀宽阔。他由李公朴资助、林伯渠介绍,从朝鲜远道而来,在抗大任音乐指导。两个青年,都未满而立,各自有些腼腆。
　　郑律成总来公木住的窑洞串门子,无意间翻到一首他写的诗《子夜岗兵颂》:一片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阙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蛰……诗写得很美,郑律成悄悄为它谱上了曲儿。他带着浓浓的朝鲜口音把歌唱给公木听,公木深受感动。
　　郑律成说:“你写的诗符合整齐律和对称律,节奏响亮,音韵和谐,有乐感。”
　　两人因此一拍即合,越走越近。
　　由于《黄河大合唱》的成功,郑律成建议二人合作《八路军大合唱》。《合唱》由8首歌组成,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公木不是科班出身,作词常常听郑律成的意见。郑律成说,《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得得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时间、寓整于散,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
　　公木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没有钢琴、风琴,他只在那里摇头晃脑,打着手势,有时绕着屋里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公木静坐一旁,微笑地看着他。
　　郑律成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
　　公木说:“是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没有谁批准,没有谁命令,鸟儿的翅膀硬了,便在空中自由飞翔。1939年秋冬,在行军途中,在集会场合,到处都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
　　有人说:“军歌的重要性仅次于国歌”,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一首军歌表征了一支部队的斗志和责任。《八路军进行曲》在这种背景和心态下创作出来,不但在抗日战场上广为传唱,当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只改动歌词中的个别词句,便为更广大的解放军战士所接受。紧随着进军的步伐,配合着胜利的节拍,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凯歌高奏,响震河山。
　　1988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改革开放初期,一种“精英”理论充斥文坛,说“救亡”中断了“启蒙”,“马列”夭折了“民主”。对作家与诗人来说,革命斗争束缚了“个性自由”,压抑了“主体意识”。
　　有人就此请公木谈谈创作“军歌”的体会。饱经沧桑、故旧凋零的公木,此时却说:“我个人的狭隘经验,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五四”之后,正是革命给予了诗人的生命以意义,给予了诗人的诗篇以生命。诗人的“主体意识”正是在救亡运动中形成的,诗人的“个性自由”正是在革命斗争中实现的。
　　“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规律。逃避斗争,躲进寒斋吃苦茶,到头来却不免于跑进‘大东亚共荣圈’,以致‘人的文学’堕落成‘鬼的文学’,那才是人性的被扭曲,灵魂的被压扁。”
　　
　　我向你哭,
　　向你笑,
　　向你吵嚷,
　　向你议论。
　　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
　　却从没有像爱你这般深。
　　――《我爱》
　　
　　公木生前最钟情的诗是写于1941年的《我爱》,在诗中,像对情人一般,他毫无保留地倾泻出自己对诗的热爱。“吾十有五而志于诗”,这种萌发于少年时代的感情,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诗歌也是他生命中最忠贞的伴侣,无论得意或者逆境,诗抚慰他,充盈他。
　　在延安的900天里,从婉转诉请的青葱少年,到以笔代枪的热血战士,烽火、革命彻底淬炼了他。
　　同在抗大的诗人朱子奇后来回忆:“(公木)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白天奔跑,宣传党的时事政策,晚上在寒冷的窗户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
　　其间,公木参与成立了文艺团体――“鹰社”;置办大型板报――《蒺藜》;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部队文艺》。《部队文艺》刊头四字,由时任军直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题写,它一面提倡“兵写兵”,一面培养“写兵兵”,成为后来“军旅文学”的发端。
　　公木把新诗“从书房和客厅扩展到十字街头和田野”。他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写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之后又有《崩溃》、《哈喽,胡子》、《万纳太太》、《鸟枪的故事》等诗作相继出现。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用公木自己的话说是“涓涓细流”似的高潮,达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高峰。
　　与那个时代的众多诗人不同,公木的作品中抒情诗少,叙事诗多。就像我们从荷马的《奥德赛》中,了解人类童年的古希腊社会;从普希金的《茨冈》中,了解俄皇专制下的农奴社会;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了解安史之乱前的唐社会。在公木的叙事诗中,我们看到了危难关头从中国底层社会爆发的怒吼。
　　正如茅盾在《叙事诗的前途》中所言:“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意义上,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改革。”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公木的书桌上――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公木同志。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5月2日,公木作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文武两支兄弟军队,以鲁迅为总司令和以朱德为总司令的两支兄弟军队,已经冲破反动派的封锁,在这里会师了。”
　　公木暗自自豪:“我是隶属两个总司令麾下的。”
　　数月后,公木从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调转鲁艺文学系做教员,见到院长周扬,笑说:“如今我从朱德总司令麾下调转到鲁迅总司令麾下来了。”
　　青年时代,公木曾与鲁迅有两面之缘,因此作为鲁迅总司令麾下的列兵,入队时间理应提前12年。
　　1929年,考入北平师大第二年,19岁的公木第一次见到鲁迅。鲁迅应邀来大学演讲,他挤在“风雨操棚”的最前排,看得非常仔细。“那双很深很俊利的眼睛,那两撇由于含笑而微微抖动的胡须,那满头不蓬松却茁挺的苍发”给公木留下了终生的印象。磨灭不去的,还有鲁迅先生的这样几句话:
　　为迎接革命,南下厦门;迎不到,追向广州;到广州,革命走了,在革革命;又追向上海,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命;如今又追回北京,已是北平了,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革命。革命已经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
　　公木后来写过一首诗《申请以及关于申请的申请》,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次见鲁迅是三年后,公木已报名入伍,听说鲁迅来了,他相约几位同学前往拜访,与鲁迅座谈近三小时,聊救亡运动,聊文化动态。
　　公木古稀之年作了一篇散文――《永远新鲜的记忆》,回忆道:
　　“那些白胖整洁,修养和营养同样很好的教授们。他们到课堂去上课,等着他们的只是一排排空椅子,学生们都听讲演去了。他们摔响课堂的门,聚拢在休息室里,喷着惶惑与嫉妒的唾沫星,啧啧议论:‘鲁迅又卷土重来啦!’”
　　鲁迅应公木等人之邀,在“风雨操棚”做“论第三种人”演讲,讲完一段,学生还不散,只是鼓掌。“那年月,还没装扩音器,连话筒也没准备,迎着风沙,先生就又转着身再讲了一段,简直是嘶喊了。”
　　
　　真理如同空间和时间一样广大且绵长,
　　不诩把它占有,但要永生不断追求。
　　追求!找到真实的自我――
　　不枉此生最最重大的发现;
　　而真实便意味着无私与无畏。
　　――《找到自我》
　　
　　公木一生,曾遭逢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两次剧变: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少年到青年,他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氛围下生活、学习、探索,自觉或不自觉地吮吸着新文化精神的营养。
　　当时,他曾面临着两种前途的抉择:一是学者之路。西学涌进、新学风起,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无疑为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最好契机;二是战士之路。日寇入侵、民族危难,对于热血男儿来说,显然又是一个报效祖国,“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的重要机遇。
　　公木首先选择了后者,但并没有忘掉前者。
　　第二次文化变革发生在“文革”之后,这场变革不仅是“五四”时期被中断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简单重复和继续,而是一场新的挑战,它把中国文化推进了新的世界文化大融合、大循环的体系之中。
　　此时,公木已年逾古稀,但仍发出“老骥不伏枥,夸父逐日跑”的豪言。有人评价公木是“战士、诗人、学者三位一体”,只因环境不同而各有侧重。
　　早在1946年,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北上的公木,受命与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时任沈阳市市长)创办“东北公学”。其后,“东北公学”改名“东北大学”,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出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公木为首任党委书记、教育长。1950年,“东北大学”易名“东北师范大学”。
　　在东北师大的讲坛上,公木给学生讲惠特曼的《草叶集》,讲“诗经选读”。有学生回忆当时的他“体态魁伟,穿一身黑棉制服。红脸膛,四方面,表情庄重而又带着慈和的笑容”。
　　公木讲解《诗经?召南》中的《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诗中一位男子因心爱的女子嫁给别人,反复咏叹失意之情。公木由此提到他青年时写过的一首小诗《爱的三部曲》――爱人出嫁了,丈夫不是我。唉,抽颗烟吧!
　　两诗比较,加深了同学们对古诗心理刻画的了解。回到宿舍,有的同学还高声朗诵:“唉,抽颗烟吧!”
　　受连番“运动”牵扯,公木此后的人生一波三折。
　　诗人邵燕祥说:“公木生前,不但所写歌词被人随意改动,连身份不也是被人随意改动吗?时而是革命诗人、军歌歌词作者、教育家、老革命;时而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派、牛鬼蛇神!”
　　1961年年底,公木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员,兼代系主任。直到去世,他一直耕耘在吉大的讲坛上。
　　公木晚年潜心学术,每有著述,落款“张松如”,不愿借诗人“公木”的光。
　　他所著的《老子校读》是我国第一部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为底本的校释专著。朱光潜把它作为自己的“案头读物”。旅居海外的学者陈鼓应专程往吉大探访他,又将《校读》前言中的“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奉为自己的译注原则。
　　作为公木“亲而不密”、“面生神近”的朋友,臧克家说:“对于古代经典,我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受教于闻一多、游国恩、张旭、闻在宥这些名家,但连大门也未入,走了创作的路子。谈到经典著作研究,我给公木做个学生也未必及格,‘不知为不知’,这是我的真心话,决非妄言!”
　　解放初,公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全国一批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围绕在他身边,苗得雨、谷彦岩、邓友梅……公木读他们的诗文,逐句逐段地修改。“一旦发现一株新苗,就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评介文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诗坛重新繁荣。公木主动拿出自己六十年代写的一首《蒲公英》和顾城的《蒲公英做了一个梦》作比较,说自己的《蒲公英》概念化,干干巴巴的没有诗意,而顾城的却“美极了!美就美在活泼的想象和生动的联想”,“人们读了它,感到美,觉得愉快”。
　　对于那批“崛起”的青年诗人,他爱护他们,觉得他们“给诗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确乎关系着我国诗坛的前途”。
　　臧克家曾形容公木是个“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
　　1979年的一天,公木在课堂上对着稚嫩的面孔讲到“飞行集会”,讲到延安,他突然哭了,泣不成声。在座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很意外,他们并不知道,这眼泪不是为他们而流的。
　　(5月21日《光明日报》)
　　
　　【人物小传】
　　公木,本名张松如,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1910年5月生于河北辛集,1998年10月30日病逝于长春。
　　1939年公木与郑律成合作,创作出《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于1988年“八?一”前夕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又参与修订歌曲《东方红》歌词,创作电影《桥》、《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曲。1945年10月底,公木随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沈阳,参与创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历任东北大学教育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等职。公木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诗集《我爱》、《崩溃》及文学理论《老子说解》、《商宋研究》、《第三自然界概说》、《毛泽东诗词鉴赏》等4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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