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口政策:生育政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启动之际，也是《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人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人口政策更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已经推行了30年，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结构、性别比例失调等诸多问题。在一个“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代，即将面临的或许是“未富先老”。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否到了一个需要转折的时期？又该如何调整？
　　
　　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过了日本，坐
　　 上世界第二把交椅。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认真地在《外交政策》（2010年1、2月合刊）杂志上发文猜测说，2040年中国GDP规模将相当于全球GDP的40%，远超过美国（14%），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这样一个猜测应该很鼓舞中国人心，中国多少年来说要复兴，至少在GDP总量上我们要复兴。
　　显然以上预言是很乐观的，由于它基本建立在趋势外推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题目是，未来30年会重复过去10年的故事吗？未来30年会怎么走，当然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潜力、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的环境，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变量。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未来30年的人口演化绝对不同于过往30年，它注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与人口的正相关
　　我们为什么特别夸大GDP总量？因为经济总量直接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富裕，人均收入仍在世界100位左右。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国，甚至被人家称为超级大国，被捧为G2，主要原因是我们人口多，使得我们总量比较大，展现了综合实力。其实，谈及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抛开GDP因素，因为人口数目本身就反映国力。假如人口萎缩，即使国民很富裕，这个综合国力也够戗。
　　有的人可能不屑于这种大国情怀，强调更要关注人民的富裕，人均GDP比总量GDP更重要。因为人均GDP即是总量GDP除以人口数目，有人就认为如果能把人口分母减少，人均GDP就上升了。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把复杂事情极端简单化了。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统计分析，把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做了一个相关分析，发现其实两者没有统计相关性。假如把中国各省作为一个经济体，你再做一个人均GDP和人口密度相关性分析，你会发现两者呈现很强的正相关。也就是说，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它越富裕。
　　为什么以上线性思维是错误的？理论逻辑在于，假如没有其他经济要素额外抵补，当人均GDP公式中分母减少时，分子可能减少得更快。因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有效需求对GDP具有主导作用，而人口减少导致的基本消费减少和自发投资减少会引起有效需求更大程度的减少，进而导致GDP减少快于人口减少；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人口减少会导致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降低，导致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从而减少人均产出。
　　同时，现代经济学一般把经济增长归因于五大源泉，即物质资本、劳动数目、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自然资源。而人口变动跟其他四个因素的变动有很强的关联，人口要是减少了，可能就是一损俱损。
　　人口密度下降可能是很多嫌人太多的国人梦寐以求的，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其实，现在欧洲很多地方都在上演由于人口密度下降而导致村庄、城镇消失的故事，扩展的并非悦目的绿地而是破败的废墟。至于人口密度急剧下降所造成公共设施维护不足、局部或全局的公共财政危机，则是更多的人口衰减地方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人口结构失调的风险
　　谈到人口结构题目，我这里主要谈两类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关于年龄结构，现在我国的人口金字塔是个明显倒立的金字塔。这种倒立金字塔显现的问题是年轻人相对过少、老龄人口比例增长太快。年轻人过少首先会带来的就是劳动力短缺。
　　有人以为劳动力短缺是好事，表明我们将告别失业（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工人议价能力。这些说法乍听有理，细究不然。劳动力短缺会最终引致本国投资减少、企业倒闭，使得就业岗位也减少，也就是说人口少未必失业率就低。况且，失业是有结构性的，年轻人短缺并不能削减大龄工人失业，民工荒也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老龄人口比例增长过快既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但也是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有力推进的。与发达国家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们的典型特征是“未富先老”。老龄化必然关系到养老问题。试想世代独生子女家庭，倘若三代共处，一对年轻人就要赡养4位老人；假如四世同堂，一对年轻人甚至要赡养12位老人。即使心存孝道，恐怕也会力所不能及。有人据此提出社会化养老可以解决问题，可严峻的现实意味着这种想法无异于画饼充饥。
　　目前我国能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只有4000多万，而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离传说中的“社会养老”还很远。
　　人口结构的另一个表征是性别比例。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出生100个0至4岁的女孩，相应会出生123.26个同年龄段的男孩。如此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那时，每5个成年男性中就会有一个“光棍”。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以及极端的反社会行为。这无疑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观念、性别筛选技术是人口比例失调的动因和凶器，但政府生育控制政策也显然是一大推手。
　　经过30年的社会巨变，伴随30年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已经进入“低生养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加速”的时代。随着人口形势从量变到质变，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社会风险也在一天天积累，“人口安全”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必须应对的课题。人口演化有其自身规律，并非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的。一种生育模式一旦形成，它将有巨大的社会惯性，改变它需要百倍费力。考虑到人口变动惯性和有关指标显现的长时间滞后性，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就为时已晚了。中国港台、韩国、日本等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当今的焦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面对目前人口的新局面，现在人口政策调整应该已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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