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战士_用生命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忠诚战士

　　“严师之美，学高德鸿”。这是南京政治学院的学生们对其博士生导师严高鸿的评价。 　　他是学院“首届名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思维学学科带头人之一，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
　　只是现在，学生们再也无法聆听他的教诲――2010年12月18日，他在博士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上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长眠于南京市雨花台“功德园”肃穆的墓地。
　　清明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友和弟子们怀抱一束束菊花静静地立在墓前，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
　　严高鸿匆匆地走了，但在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的花名册上，却永远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在人民军队行进的行列里，向我们走来了一位挺立潮头的时代先锋。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严高鸿一生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乐此不疲地奉献在传播真理的崇高事业中
　　
　　严高鸿的人生课题，可以说始终在抉择中进行：
　　1978年夏末，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了3年的南京军区岱山守备区宣传科干事严高鸿，相继收到两份调令：一份是南京军区调他去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职；一份是筹建中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调他去当教员。
　　走仕途，还是站讲台？人生紧要处的关键一步，严高鸿该如何抉择？周围的人都劝他走仕途，从此平步青云，但是严高鸿却决定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送别的座谈会上，严高鸿动情地说：“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们的国家更需要理论的滋养。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向广大官兵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
　　带着理想也带着使命，严高鸿于1979年2月，走进紫金山下的这所我军高等政治院校。怀着对理论教学的无限热爱及刻苦钻研精神，严高鸿很快在教研室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集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于一体的“打通关”教员，摘取年轻教员中的“四个第一”：哲学专业第一个登上讲台，第一个介绍授课经验，第一个由讲授单章节内容到讲授整本教材，第一个在核心期刊《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
　　凭借着努力和聪慧，严高鸿冲到了学院人才方阵的最前排。1983年，哲学教研室副主任职位空缺。在学院考察和民主测评中，严高鸿一直名列前茅。如果当选副主任，就意味着从正营职直接跳到正团职。但领导认为，严高鸿是学术型人才，不宜过早走入行政岗位。
　　面对升职受挫，严高鸿安之若素，他继续认真备课，在讲台上依然充满激情……
　　上世纪90年代初，严高鸿因表现优异接到深圳大学的邀请，请他到该校哲学系担任主要教学工作，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当时正值“下海热”，严高鸿不少地方朋友经商发了财，身边也有一些人脱下了军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许多人劝他：“深圳是经济特区，待遇又好，去了也是当老师，照样能教学生啊！”但严高鸿不为所动，他说：“部队培养了我，咱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再说，这身军装穿了20多年，舍不得脱啊！”
　　 2008年，在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严高鸿在题为《三十年不变的忠诚和追求》的演讲中坦露心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这一代人恰逢改革开放，在可以有很多机会选择的情况下，我也有过感慨，有过困惑，甚至有过动心，但终究凭着对教学工作的挚爱，对南政院的一份特殊感情，始终未能割舍与三尺讲台的情结。”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生开题，已无法更改，能否后天去八一医院查一下？添麻烦了。”这是严高鸿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
　　在严高鸿去世前的一周时间里，他的胸部和背部疼得厉害。在八一医院工作的毕业学员何进，得知严教授的病情，专门协调安排他12月18日前去检查。可为了当天的论文开题报告，白天忙于繁重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工作的严高鸿，已连续几个晚上审阅论文到深夜。
　　18日7点45分，严高鸿第一个走进答辩会场。答辩开始后，严高鸿一边凝神细听学员的论文陈述，不时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并对博士生刘大勇的论文进行长达15分钟的讲评。
　　10点半左右，严高鸿高昂的头突然低垂下去，呼吸变得异常急促，被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这位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阵地31年的忠诚战士还是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岗位……
　　噩耗传来，人们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老院长毕文波扑在他的身上号啕大哭，85岁高龄的姚子?老教授硬是让家人用轮椅把他抬到灵堂前，送严高鸿最后一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之一，75岁高龄的胡福明教授，在向遗体告别时泪水横流。追悼会那天，来自全国近百家高校和学术团体送来的花圈摆满了灵堂，学院各个班级的师生全体起立，在教室里默哀致敬。
　　战士的最高荣耀是倒在战场上，教师的最高荣耀是倒在讲台上。“宁肯透支生命也不拖欠使命”，严高鸿实现了他的铮铮誓言。
　　
　　“远离名利，但不远离现实。”严高鸿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斗志昂扬地冲锋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严高鸿是位造诣深厚的学者和诲人不倦的教授，但他更把自己当成一个战士，一个随时准备在思想理论战线向一切思想迷雾、歪理邪说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战的战士。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哲学界，一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凸现出来。这是一场理论战线的学术之争。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熟知世界近现代思想史的严高鸿敏锐地意识到，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纯洁性的大问题，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反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撰写文章对当时的一些权威学者错误地解读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很快发表，随后入选了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讨会”，并作了20多分钟的大会发言。
　　严高鸿虽然身在大学校园，但他就像一部不停高速运转的雷达，扫描五洲风云，洞察社会态势，一旦锁定“敌情”就立刻出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适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时跌入谷底。国内外掀起一股所谓“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社会主义乌托邦论”的思潮，“马克思主义还行不行”、“社会主义还能走多远”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疑问。如何有力回击这股思潮，帮助人们度过“信仰危机”，让社会主义的旗帜始终高扬！严高鸿斗志昂扬，挺立潮头，在“西风”呼啸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在学院党委的支持下，严高鸿和同事们及时开设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系列讲座，并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有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受到曲解和功利性解读，已担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的严高鸿又及时在学报上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专栏，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与科学内涵。
　　“别人有宝剑，我有笔如刀。”严高鸿始终与真理同行，站在时代的潮头，用他的笔揭露谬误和险恶。
　　世纪之交，“法轮功”邪教和伪科学沉渣泛起，所谓“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严高鸿作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决心要以学报为阵地向这股思潮发起进攻。他们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开设“坚持唯物论、反对伪科学”专栏，并千方百计约请了反对伪科学的斗士、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就“法轮功”邪教和伪科学问题撰写文章。当这组文章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发表时，正值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之际。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为此专门通报表扬：“可以展望，这家学报的办刊经验将在学报界产生先导性示范效应，使高校学报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杂志’。”
　　有段时间，在同行眼里，《南京政治学院学报》有些“另类”：和一些地方性纯学术刊物不同，《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大量发表时事政治论文。严高鸿的解释是：“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远离名利，但不远离问题；远离浮躁，但不远离现实。政治学院的学报，首先要讲政治，要与党的创新理论的步伐保持一致。以前讲‘政治家办报’，现在我们也要‘政治家办刊’。”
　　作为学报主编，严高鸿对办刊提出了“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的要求。无论文章的作者是谁，只要不符合舆论导向、质量达不到标准，他坚决不发。就在他去世前的几天，朋友推荐了一篇论文，文章提出了一些盲目示强的主张。他对编辑部的同志说：“我们的国家富了，军队也强大了，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学报不能发表这类用西方思维解决我们问题的稿件，这类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正如他的学生们在追思的文章中写的那样：“老师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知道他的一生都在冲锋陷阵。不过，他的武器不是刀枪，他的武器是笔，是思想！”
　　正是靠着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高鸿主编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在13年间，先后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躬逢盛世，就当报效盛世。”严高鸿一生追求卓越，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大踏步走在党的理论创新队伍前列
　　
　　严高鸿始终把个人事业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学得执著、悟得深透、信得真诚、用得自觉。南政院院长蒋乾麟这样评价：他是一个做学问的高峰，是育人才的高峰，是办杂志的高峰。
　　1989年8月，我国理论界权威期刊《哲学研究》第四期发表了《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论》一文，其作者正是严高鸿。
　　文章指出，自然环境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一论点的提出，颠覆和修正了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的基本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我国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的观点被学术界有的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
　　文章起因于严高鸿的一次社会调查，他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各行各业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可是一个隐忧是对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破坏。他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可原有的权威理论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样轻描淡写，显然与现实的发展不符。
　　带着对真理的追求，年轻的严高鸿开始大胆探索。他发现马克思在论述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时，未使用过“地理环境”这个概念。通过长达半年的深入思考后，严高鸿用一周时间写出了此文。严高鸿通过论证指出，应以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环境”概念取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概念，重新诠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这一结论对于完整准确地解读唯物史观的原理，充分理智地提升环境保护意识，显示出很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严高鸿不仅在创新理论研究上出成果，还随时注重用理论研究成果指导实践。过去，严高鸿家乡安徽省广德县，遍布着大量四小企业――“小煤窑、小化工、小皮革、小冶炼”。虽然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为此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却很大。有一年春节，一个小煤窑的老板宁其斌拉着严高鸿教授问：“我想办个造纸厂，你看怎么样？”严高鸿沉思一下说：“虽然这样见效快，但与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悖，恐难做长久。咱们广德是全国著名的竹乡，竹加工是绿色经济，你不妨成立个环保企业。”宁其斌颇受启发，最终办了一家竹木制品公司，产品远销海内外。
　　严高鸿就是这样自觉肩负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与党风雨同舟。他常说：“躬逢盛世，就当报效盛世。”他一生追求卓越，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大踏步走在党的理论创新队伍前列。
　　1991年的早春，海湾战争打响，全新的战争观念和作战样式，引起了严高鸿和他的同事们的强烈震撼和深深思考。
　　作为我军政治理论和哲学研究专家，严高鸿明白研究现代战争的战役战术不是自己的工作范畴，可是，任何战争都是由思维着的人来进行的，而这思维与战略息息相关。那么，现代战争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有什么共同规律，各国又有什么不同特点，我国的军事战略思维又该如何定位？严高鸿苦苦思考着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纳入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思维学的视野。博士生导师、南京政治学院原院长毕文波研究军事思维学多年，他和严高鸿一拍即合，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牵头开始了军事思维学学科建设的新工程。
　　2000年，军事思维学列入全军军事科研工作“十五”计划课题。2005年，由毕文波、严高鸿主编的《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并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一届“军事科学版精品名著奖”。2010年，军事思维学研究又出新成果，还是由毕文波、严高鸿主编的《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出版。此书面向军事战略思维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拓展和深化研究，进一步揭示当代军事战略思维走向和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为贯彻执行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此过程中，南政院开设了《军事思维学》、《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善于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深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和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高素质人才。
　　几十年来，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考验面前，在改革开放利益关系调整时，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军事斗争大势中，严高鸿的眼光始终盯着重大现实课题，将自己的信仰和生命一起镌刻在了坚守的阵地上。
　　新世纪初，我国国家安全经受着考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有人主张“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严高鸿很快写出了《新时期必须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一文。文章鲜明地指出，要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很快，文章就被《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全文刊发。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遗憾离去。”严高鸿牢记神圣使命，30年如一日，呕心沥血，教书育人
　　
　　“高尚的师德，是对学员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 教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千千万万‘举旗人’的培养，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严高鸿就是南京政治学院师魂的化身。”学院政治委员程建国如是说。
　　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党的思想传播者、实践者，如何培养新时期我军“生命线”的举旗人，始终是严高鸿关注的重中之重。在严高鸿的心里，每一个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甚至比自己的孩子更加重要。2009年4月，儿子婚礼在即，为了指导学员张琳琳的博士论文，严高鸿几乎无暇顾及儿子的婚礼。儿子婚礼当天早晨，他还在忙着修改论文。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批注……每次捧起严老师指导修改的手稿，张琳琳都能感受到一阵阵暖意。
　　严高鸿不仅呕心沥血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他尤其注意身体力行，教导学生端正学风，走正人生之路。大家说严高鸿这张“名片”后面蕴含着的是高洁、自持和正气。这方面，他在主持学报工作的13年里最为突出。
　　学报编辑周峰调到学报时才本科刚刚毕业，面对团队内的如云高手，压力很大。2009年12月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却拿不出几篇像样的学术成果，很是着急。
　　怀着忐忑的心情，周峰把一篇刚写完的论文寄给了国内某核心期刊。没想到，两天后那家杂志就来消息了：准备在新年第一期用稿，附带条件是需要1500元的版面费。周峰有些心动了，这家杂志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低，如果有一篇这样的成果，绝对是可以撑撑台面的。但这件事到底靠不靠谱，他有些拿不准，于是就去找严主编商量。听完周峰的事，严高鸿抬起来头,话语里既是责备也是期望：“小周啊，这样的文章就是发出来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还年轻，可不能因为一篇文章留下污点啊！”听了这一席话，周峰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回去以后，他马上回绝了那家杂志。
　　“甘为人梯架金桥，愿做春泥护桃李。”这是学子们为他们的恩师严高鸿教授撰写的一副挽联。短短十几个字，概括了严高鸿教书育人的最重要品质。
　　2010年12月21日晚，严高鸿的灵堂前聚满了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学生。人群中，一个叫沈根华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他踉跄了几步重重地跪在灵堂前，“导师，我舍不得您走啊……”，沈根华痛哭着，不住地向严高鸿的遗体磕头，情绪几近失控。
　　沈根华是2006年进入南政院博士后流动站的。根据要求，沈根华需要带着课题，可沈根华手上一时没有研究项目。正在他为此犯难时，严高鸿将一个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这原本是学院赋予严高鸿的。
　　这一领域对于沈根华来说是陌生的，他心里有些没底。为了给这个年轻人树立起信心，严高鸿亲自担任课题主持人，参与到课题的设计工作中。经过精心准备，他们立项的《和谐理念论》申报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之后，严高鸿又带着沈根华跑遍了南京知名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从卷帙浩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整理出几大捆有关和谐的资料。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和谐理念有了新的论述，严高鸿总是会立刻找来沈根华一起研究……正是靠着这种劲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20余万字的书稿便打磨成形。又经过严高鸿反复修改，书稿最终送到出版社准备付梓。
　　哲人已去，风范长存。严高鸿的身影深深镂刻在人们的脑海里，严高鸿教授为之奋斗终生的壮丽事业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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