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现在还有共产国际吗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提供，这为很多人所知晓，但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欠缺，对于这些问题，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本文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对这些问题作出阐释。
　　
　　中共曾拒绝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在中共筹建时期，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之一李汉俊就曾拒绝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记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马林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李汉俊回绝了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
　　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还有陈独秀，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于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跟陈独秀会谈，一次，陈独秀曾向他解释力主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独秀等人改变对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态度，是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情。1921年8月中旬，陈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从广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连同当时正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后来在《回忆马林》一文中，这样记述了当时马林所作的努力：“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张国焘则在《我的回忆》中如此描述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形：“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主要方式
　　
　　有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忆材料中也有佐证：“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
　　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
　　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比如，1922年4月，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曾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目前，笔者还没有掌握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献资料，但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构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页）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如何评价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首先，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中共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其次，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常常出现滞后或延误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将珠宝和钻石等贵重物品兑换成现金耗时过长，再者是工作人员之间的衔接不畅。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说到共产党，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你知道吗，格里沙，遗憾的是，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也许对其他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
　　第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没有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比如，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反映了这一努力：“……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够”字-作者注）自行筹款”；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汉口江岸以及郑州和长辛店等地的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在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受难工人及其家属的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中就说：“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第四，莫斯科对中共提供经费支持，固然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阐述的一番话就充分反映了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显而易见，此时苏俄领导人是将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法宝，也正是从世界革命这一根本战略规划出发，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然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并没有在西欧各国获得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所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受了严重挫折，这迫使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战略，开始重视亚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在探索和寻觅中国革命盟友的艰难过程中，苏俄领导人曾长期轻视诞生时间不长、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后来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援助，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是比较少的，共产党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抱怨说，仅仅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这里明确地反映出莫斯科对中共的轻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而对后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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