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 如何理解四个伟大的内在逻辑联系

　　摘要：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风云迭起、动荡加剧，成为朝核危机的又一场续曲。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朝核问题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冷战、爆发、升级和僵持固化四个阶段。朝核问题是冷战遗产、安全保障和朝鲜国家发展战略三位一体的宏大工程。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朝鲜依然愿意选择在关键时刻做出重大让步。但从长远看。朝鲜核战略已经明显呈现双轨化倾向。未来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将受朝核问题的发展、美国的对朝政策、朝鲜国内政局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等要素的重要影响。中国与朝鲜半岛利益攸关，在朝鲜半岛新一轮危机到来之前应该调整好外交政策，做好应对。
　　关键词：朝核问题　核武器　朝鲜半岛安全形势　中国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3－0050－57
　　
　　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又开始出现剧烈反复。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致使46名官兵死亡，成为韩国海军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之后美韩组织多次联合军演，矛头直指朝鲜。同年11月23日，朝韩发生“延坪岛炮战”事件，成为朝韩自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首次互相炮击对方控制领土的最大军事冲突事件。
　　朝韩对抗是朝核危机的又一续曲，不仅抬高了六方会谈复谈的门槛，使半岛无核化难度增大，也日益彰显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脆弱性。人们心中多存疑问：朝鲜半岛局势为何总是反复?未来半岛局势将如何发展?面对这些变局中国又应做怎样的政策应对?本文将通过梳理朝核问题的发展历程，进而探究朝核问题的内在逻辑，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朝核问题的发展历程
　　
　　朝核问题是国际政治中涌现出的一个顽固问题，现阶段它已然成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大扰动因子。纵观朝核问题的发展历程，以朝鲜核能力的突破、核心理的转变以及国际社会应对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标志，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朝核问题冷战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末)
　　冷战期间，朝鲜的核研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此时美国在韩国秘密部署战术核武器，为应对这一威胁，朝鲜开始开展核研究。这一时期朝鲜的核技术，基本依赖于苏联的援助。经过60年代的发展，朝鲜创建了宁边原子能研究基地，并建设了一批辅助设施，培训了急需的核技术人才。第二阶段以1979年动工兴建的宁边5兆瓦石墨核反应堆为标志，这一阶段朝鲜的核研究开始国产化。同一时期，朝鲜还建成了矿石加工厂和燃料棒制造工厂。5兆瓦石墨反应堆于1986年投入使用，该反应堆的乏燃料棒可被用来提取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钚。几乎与此同时，在1984至1985年前后，朝鲜在宁边开始建设一个发电能力介于50－200兆瓦之间的大型核反应堆，并计划于1995年竣工。
　　随着朝鲜核能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开始密切关注朝鲜的核项目。在外界压力下，朝鲜于1985年12月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但却没有在规定的18个月内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保障监督协定。此后，美朝双方争议不断，致使保障协定的落实又被拖延了数年，直到1992年1月朝鲜才与IAEA签署该协定，接受核查。在此期间--朝鲜的核开发一直处于没有有效监管的状态之下。大部分核武专家认为，在此期间朝鲜通过规避检查等方式千方百计地争取完成了关键的钚材料提取工作。
　　
　　(二)朝核问题爆发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2000年底)
　　冷战结束初期，由于苏联解体而造成的核武器可能失控，核技术和核材料扩散，以及核门槛国家增多的趋势，使防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依据卫星照片认定朝鲜正在秘密进行核武器研究，违反了NPT的有关规定，要求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所谓朝鲜“核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经过反复交涉之后，1992年1月30日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核安全保障协定》，同意该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1992年5月到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申报的核设施进行了6次不定期核查，但是朝鲜申报提取的钚数量(少于100克)与IAEA的验定结果存在相当出入。此时美国提供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没有被列入核查范围的两个可疑地点极有可能藏匿着核废料，为此IAEA要求对此进行“特别检查”，但遭到朝鲜严词拒绝。随后双方矛盾激化，朝鲜在1993年3月12日宣布退出NPT条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爆发。
　　1994年6月17日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访朝，才使核危机局势有所缓和。1994年10月21日，美朝双方终于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是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两国各有所得：朝鲜得到美国安全和经济上的保证，美国则得到朝鲜冻结核计划并最终拆除石墨反应堆及其相关辅助设施的承诺。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解除。但是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这么简单。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国并没有如约提供对朝鲜的经济援助，轻水堆的建设也异常迟缓，朝鲜对此大为不满。1998年，金仓里可疑地下核设施事件导致朝核问题波澜再起。之后直到1999年10月《佩里报告》出台并提出对朝“一揽子接触政策”，美朝关系才又出现好转。
　　总之，在第一次朝核危机冲突持续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朝鲜一直在观望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调整的诚意，但结果差强人意。
　　
　　(三)朝核问题升级阶段(2001年初－2008年底)
　　2001年2月，极具保守主义倾向的小布什上台执政。上台伊始，小布什政府重新评估了上届政府的对朝政策，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朝鲜接触政策是软弱的，不可思议地帮助朝鲜走出了即将崩溃的困境，应立即停止对朝鲜的单边援助并控制美朝和解的进程”。“9?11”事件爆发后，布什政府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国”名单并将其作为7个实施打击的国家之一，出台了对朝遏制政策。由于美国不顾及朝鲜的感受，对朝强硬政策一直没有改变。2002年10月朝鲜向来访的美助理国务卿凯利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器研发计划，继而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导致朝核问题陡然升级为第二次“核危机”。
　　为了缓和地区局势，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政府于2003年发起召开了六方会谈。朝鲜虽然并不愿意通过多边框架来解决朝核问题，但还是为第一次六方会谈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交了详细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美国并没有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只是坚持朝鲜“先弃核”，以“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方式(CVID)消除核计划，然后再谈提供援助、解除制裁和安全保障问题，典型地反映出布什政府决不对朝“错误行为予以奖赏”的强硬立场。直到第三轮六方会谈时，美国才提出详细方案。但美国的让步依然非常有限，并继续以“CVID”三原则向朝施压要求朝鲜仿效“利比亚模式”，加之后来美国在曝光的韩国核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以及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初期发表对朝强硬言论等因素，朝鲜对六方会谈和布什政府逐渐 失去信心。2005年2月朝鲜公开宣称拥有了核武器，朝核危机明显升级。
　　在朝鲜核心理发生根本转变后，朝鲜的核活动开始极具危险性。2006年7月5日，朝鲜先后向日本海试射了7枚导弹。随后在10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一般而言，成功实施核试验是一国掌握核武技术的明确标志。朝鲜的这一“悍然”举动，令之前国际社会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同年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谴责朝鲜核试验的1718号决议，并决定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朝鲜半岛局势陡然紧张，又爆发第三次朝鲜“核危机”。
　　朝鲜核试验后，迫于国际社会和国内政治压力，小布什政府在2007年对美国对朝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美朝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但是这种策略性的改变已经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之后小布什政府在处理朝核问题上缺乏创意，并且外交步伐缓慢，只能将残局留给下一任政府。
　　
　　(四)朝核问题僵持固化阶段(2009年初至现今)
　　美国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朝鲜依然执着于通过制造“突发事件”来创造“美国窗口”。2009年4月5日，朝鲜发射“银河2号”卫星(“大浦洞一2型”导弹)，4月14日宣布“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也将不再受制于任何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更有甚者，朝鲜在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核实验。
　　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国际社会似乎已经无计可施。6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制裁朝鲜的1874号决议，但几小时后朝鲜便发表了强硬的对抗声明，使制裁法案全面折价。更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对朝鲜的举动似乎也无动于衷。奥巴马政府除了例行的“决心宣誓”外，并没有对朝采取更多实质性的举动。实际上此时奥巴马政府已经被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改革等事务弄得焦头烂额，很难再有过多精力关注朝鲜半岛事务。而之后朝鲜也开始着手建设第三代领导体制，出于工作重心的考虑，亦暂缓在朝核问题上过多“较劲”。到目前为止，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已停滞两年有余，围绕朝核问题的国际局势进入止步不前的僵持状态。
　　2010年以来，“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战”事件重新打破了朝鲜半岛的平静，国际社会再次将目光关注到朝核问题上。中国借机提出了重启六方会谈的提议，但是各方对此反响不一。随着2011年3月利比亚战局的开启和奥巴马准备下一任总统竞选连任，美国将很难在对朝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调整。同时伴随这一进程的是朝鲜核武技术的日趋成熟，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状态――“朝鲜半岛有核化”正在逐渐成型并得以固化。
　　
　　二、朝核问题的内在逻辑
　　
　　面对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巨大压力，朝鲜为什么还要执意逆流而动?而在突破核门槛，艰难获得核武器后，朝鲜为什么又公开宣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弃核武器?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朝核问题的内在逻辑，来解开这些疑问。
　　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意愿从根本上说是要追求最高层次的国家安全。一个国家的生存和根本利益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又缺乏其它有效的保护手段时，就容易走上核武化之路。这正是朝鲜努力发展核武器之逻辑的真实写照。
　　在自冷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朝鲜一直处于险恶的国际政治丛林中，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朝鲜战争的惨烈使朝鲜至今依旧不敢忘怀。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致使朝鲜对自己的威胁感知再度升至极点。自1976年开始，美韩开始举行年度性“协作精神”联合军演，其中包含针对朝鲜的使用核武器的训练，亦成为刺激朝鲜进行核武装的一个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传统区域安全结构再建的历史经验在东亚没有得到重演，换句话说，大国在巨变后的地区安全结构中重新对小国的安全利益承担义务的格局并没有在东亚出现。中俄两国不但没有在朝鲜驻军，而且也没有为其提供任何核保护伞。这使朝鲜在安全上更倾向于发展独立的战略核武力量，而不是依赖于与中俄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这样在东北亚各大国彼此调整了双边关系并重新达成战略平衡之后，朝鲜却游离于这种体系之外，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孤家寡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强化了朝鲜关于核武能力重要性的认识，更让朝鲜意识到要打“核牌”就必须拥有过硬的实力。这一经验，在2011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中得到再次验证。
　　重新审视朝核问题的发展历程，我们得到诸多朝鲜核心理渐变的有益提示：在与美国的“耐力博弈”中，朝鲜经历了一条“冷战一争取、爆发一观望、升级―失望和僵持―等待”的心理蜕变之路。具体来说，在冷战阶段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一阶段中，朝鲜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等措施延滞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项目进行核查，从而争取完成关键的钚材料的提取工作。据有关专家推测，在这一时期内朝鲜可能提取了40－50公斤足以制造5－10枚核弹头的钚材料。也就是说，朝鲜是在拥有了一定的“存在威慑”效应的前提下，才开始接受IAEA的正式核查。这种极具战略意义的举动，也为朝鲜争取到第一次核危机期间在谈判桌前的主动地位。有了自我保护的坚强盾牌之后，朝鲜试探性地与美接触，并谨慎观望克林顿政府改善对朝政策的诚意。然而事与愿违，美朝双方辛苦达成的框架协议并没有得到切实落实，朝鲜对美国的信念开始动摇。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奉行强硬的对朝政策，使朝核问题急剧升级，伴随而至的是朝鲜在核心理上对美国霸权政策的彻底失望。朝鲜选择在2006年进行核试爆并一举跨过核门槛，不啻是给小布什政府一记重拳。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迟迟没有委派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未拿出一个解决朝核问题的明晰方案，朝鲜因之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之后美朝关系以及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进入僵持阶段。此时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从朝鲜的核战略意图看，朝鲜似已将‘拥核换安全’调整为‘拥核保安全’。”朝鲜在核武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似乎坚定了拥核的决心。
　　但是，此时涉及到了在本部分一开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地方：朝鲜为什么在艰难获取核武器后又不断声称能在一定条件下放弃核武器呢?这种宣称的真假如何判断?“一定条件”又该如何满足?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与朝鲜拥核的动机或战略意图密切相关。
　　从心理学上讲，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没有需要就不可能产生动机。就朝核问题而论，朝鲜的需要和动机实际上就是要争取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长期以来朝鲜也是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冷战期间，朝鲜就开始做出与美国打交道的尝试。如在1974年3月举行的五届三次最高人民会议和1980年10月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上，朝鲜就多次呼吁美朝缔结和平条约以取代之前的停战协定。冷战结束后，朝鲜在改善美朝关系的举动上更为积极。1994年朝核问题框架协议的达成，被朝鲜认为是对改善美朝之间非正常双边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即使在小布什上台后的2001年，朝鲜在坚决维护国家尊严的同时，也先后签署了反对资助恐怖主义和反对挟持人质等多个反恐条约，向美国表示了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向。在随后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召开的几轮六方会谈中，朝鲜实际 上一直在通过两手准备实现同一个战略目标：一方面，表示愿意在解除安全关切、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前提下放弃核武器计划；另一方面，不屈服于美国要求朝方先解除核武装的压力，并且通过不断升级的核活动，一步步逼迫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实质性问题。可见，朝鲜始终将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作为与美国就核问题进行交易的指导原则，它贯穿于美朝博弈的整个进程之中。
　　在朝鲜眼中，朝核问题是冷战遗产、安全保障和国家发展战略三位一体的宏大工程，而与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则可以起到一通百通的效果。因此但凡有一点希望，为了达到这一既定目标，朝鲜依然愿意争取这种机会并选择在关键时刻做出重大让步。由此推断，朝鲜弃核的姿态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一种故弄玄虚，相反，正是国际政治生态的恶劣逼迫朝鲜不得已而将错就错。若得不到美国的安全保证并与其实现正常国家关系，朝鲜不会轻易弃核。从长远看，朝鲜依然会选择这种双轨化的操作方式，而何种方式将最终成行则要视半岛安全局势的走向而定。
　　
　　三、朝鲜半岛未来安全形势走向评估
　　
　　朝核问题已然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安全形势的一条关键主线，而合力总是来自多方面并且呈现交互式特征，因此美国对朝政策、朝鲜国内政局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等关键因素也都将不可避免地对未来朝鲜半岛安全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朝鲜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核研发活动。正如国际政治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一直以来在半岛民众头脑中存在的悲观预期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影响半岛稳定的潜在因素。在朝鲜进行两次核试验之后，更多的人愿意相信拥核是朝鲜的既定国家战略。目前美韩情报部门已经发现多种迹象表明朝鲜正在筹划第三次核试验。如若朝鲜继续实施核试验，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将受到更大挑战。新一轮的核危机将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突出意义，它标志着美朝战略的“单位冲突进程”由30年、10年提升到8年、3年甚至更短，这可能预示着两国整体战略冲突的临界点正在到来。这对朝鲜半岛安全形势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其次，美国能否在对朝政策上做出积极的战略调整。美国似乎对朝鲜的“越轨”行为具有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从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容忍朝鲜核申报书与IAEA核查结果间的明显出入，到放任朝鲜之后进行两次核试验。从根本上说，美国是愿意解决朝核问题的，毕竟朝鲜发展核武器尤其是可能由此引发的核扩散风险严重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出于一些难言之隐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又是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多年来对朝执行的是一种彻底的敌视政策。这种矛盾性的心态不断制造着地区的困惑。从长远计，随着朝鲜核能力的实质性提高与日益增加的朝鲜要求相应核地位的压力，美国依然逃脱不了要进行艰难的最后选择的命运。美国需要决定：“是接受一个无核的、与美国体制不同的朝鲜并与之和平共处，还是容忍一个有核的朝鲜并不断面对其挑衅；是要一个以朝核问题为支点而能确保美国主导支配的东北亚，还是要一个在解决朝核问题基础上实现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的格局平衡的东北亚；是要维护以美国的敌人甚至盟友的相对不安全为基础的美国的绝对安全，还是要构建兼顾各方关切以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地区新秩序。”面对这些两难处境，美国需要权衡利弊，做出慎重选择。
　　第三，朝鲜第三代领导体制能否维持政局稳定。朝鲜虽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它并不像外界想象和猜测的那样脆弱。美国对朝鲜施加的长期制裁并没有使其政权垮台，相反，朝鲜国内政治民主改革的进程却经常被消化外来压力的过程所取代。在这一艰苦的斗争过程中，朝鲜积累了相当的抗压和抗风险能力。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朝鲜第三代领导体制的建设已经被提上日程，但是此次跟以往情况相比还是多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理由。风华正茂的金正恩，既没有开国元勋金日成那样的威望，也缺乏现任领导人金正日那样的权力手腕，面对朝鲜的长期孤立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显然还要经受一定的磨练。“朝鲜崩溃论”在此前后又被重提，未来朝鲜国内局势将考验朝鲜第三代领导体制的智慧和谋略。
　　第四，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的应对是否得当。朝核问题的解决，其钥匙公认为掌握在美国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没有对其僵硬的朝核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态度成为指引朝核问题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国际社会是选择同美国步调一致地对朝施压，还是能同情朝鲜的处境而坐下来务实地共商对策，将对朝核问题的未来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是理解朝鲜的，但是随着朝鲜冲破核禁区，日益提升核能力进而不断对国际社会进行挑衅，使得舆论的风向有所逆转。国际社会需要在施压与劝诫、敦促朝鲜弃核与部分承认朝鲜拥核状态中做出平衡，同时还应注意必要的理性和适度。如果朝鲜因此激化而“脱轨”，受到危害的将不仅仅是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
　　由此可见，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朝鲜半岛形势依旧会时紧时缓，呈现出“钟摆”走势。
　　
　　四、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
　　
　　中国和朝鲜半岛自古就存在一种天然的特殊联系，两者可谓唇齿相依，利益攸关。每遇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之时，中国无一例外地都会被卷入其中，朝核问题爆发以来的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既然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那么在朝鲜半岛未来变故到来之前，中国应该把握态势，调整策略，提前控局，避免被动。
　　第一，中国应该向朝鲜清晰地表明自己的政策底线，力促朝鲜杜绝任何可能再次引起半岛局势紧张的核冒险举动，通过协商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自2009年停开已经又逾两年多，而自其2003年召开以来对朝鲜的实际制约效果也是差强人意。朝鲜不断挑衅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各国已经疲于应付朝鲜为提升核能力与获得一己私利而引发的一次又一次的核危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维稳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被朝鲜当成了最有效的“护身符”，不管朝鲜采取何种举动，中国都会出来打圆场。这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断指责，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作为冷战后朝鲜事实上的唯一盟国，中国应该给予朝鲜以明确底线。朝鲜应该明白，孤注一掷地发展核武器不仅无助于自身的安全保障和国家发展，更严重地威胁到半岛周边国家的安全利益及其享受和平秩序的合法权利。
　　朝鲜的核开发举动同样也绑架了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多年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举动几乎已经无计可施。只有督促朝鲜在放弃核武器开发问题上采取实质性的举动，六方会谈才能重启，国际社会对朝鲜的信任也才能重塑。中国对此具有不可推脱的义务和责任。国内有很多学者一直对对朝施压问题非常忌讳，认为此举极有可能破坏长久以来建立的中朝友谊。笔者认为这大可不必。即使按照平等相待的原则，不能过度干涉朝鲜的内政，中国也摆脱不了履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重要责任。更何况，向朝施压并不意味着像国际上某些大国一样采取单边主义的霸权行径，相反，此举正是表现中国珍视中朝传统友谊，以及为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人民谋福祉的深切情怀。向朝鲜表明自己的政策底线，也符合中国实施东北亚区域战略的 要求。只有劝说朝鲜首先保证不再引发朝核危机以及半岛局势的新动荡，才能有助于营造朝核问题和半岛问题解决的良好氛围，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也才能得到保障。
　　第二，要压制美国的“渲染战略”，加快构建朝鲜半岛危机和冲突管理机制。在东北亚各国家中，美国是最希望将半岛局势搅浑的国家，其在这样一场安全对局中也获益最大。美国总会在局势可控的范围内尽量渲染事态的严重程度，借以把日韩更加牢固地拴在自己的战车上并以此牵制中俄两国。这种“渲染战略”在很多特定情况下极易变成导致半岛局势失控的重要诱因。然而从目前的中国实力来看，想完全排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影响也是不现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此种战略的实施。因此，中国应该凭借现有的外交力量，将美国的滋扰信息尽量压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减小其发挥作用的能量。这种压制措施不应仅包括反对美国此类举动和政策的被动措施，更应从积极角度寻求建立未来朝鲜半岛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些机制可以围绕以下几点着重构建，但不应限于此种范围：(1)中美军事交流制度。中美两国是影响东北亚地区事务进程的核心力量，而军事是两国间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建立两国军事领域的高层互访、重大事件的及时沟通渠道以及军事信息的相互开放与交流机制等，将在扩大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上大大降低半岛局势失控的风险。(2)美朝韩三方军事信息交流机制。朝韩两国是朝鲜半岛北南对峙的主体，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也扮演了当事国的角色。美朝韩之间建立军事信息交流渠道和机制，是缓和半岛局势，推进半岛安全合作进程的必要环节。(3)东北亚安全和平机制建设。东北亚是当今世界冷战残存的地区之一，和平机制的缺失滋生着地区安全的无限隐患。推动地区安全和平机制的建设，是从长远角度根本解决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的需要，对未来东北亚地区各国合作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以上三方面架构能够确保形成对未来半岛安全管理的机制化体系，对促进东北亚各国间实现安全合作将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第三，大力促进中日韩三国战略合作，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日韩三国一直是受半岛局势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因此它们在区域合作上拥有最大的共同利益。只是迫于政治现实，日韩两国的战略决断权都一定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中。而美国并不想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因为一旦正常化了，‘朝鲜危机’也就消失了，美国与日韩的军事同盟以及美国在亚洲的驻军和东北亚的利益，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与中日韩三国寻求解决半岛问题谋求地区和平稳定的战略指向存在根本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说，三国有必要在地区内积极开展战略合作，提升地区战略协同。中国在促进该项进程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具有广阔的投资市场，是新兴发展国家的代表，对日韩资本和后危机时代地区经济振兴分别具有巨大吸引力和带动作用；中国防御性的军事战略将不会对日韩两国形成过大的政治压力，三国可以在经济关系日益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的安保和军事交流；中日韩三国都处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带内，具有一种天然的文化联系，中国是这种文化渊源的发祥地。最重要的是，三国都渴望和平的东北亚地区环境，都对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充满期待。因此，中国应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扭转日韩两国受美国过度控制的战略局面。中日韩三国就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构建和经济合作形成的战略互动，将大大有助于区域内安全困境的根本缓解。
　　第四，应从长远目标上推动朝鲜半岛统一工作，做东北亚区域负责任的大国。朝鲜半岛问题是美国用来控制东北亚地区而打人其中的一个楔子，东北亚地区所有的纷争与动荡都与美国的这种控制有关。因此，“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影响力并重组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的最佳途径或切入点，是正确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朝鲜半岛的统一将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亚太霸权主义政策的失败。”但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长久以来，中国似乎并没有在该问题上做出应有的作为。多年来，中国为朝鲜半岛事务前后奔波，而连贯与有效的半岛政策在民众的头脑中却依然不够清晰。能否通过制定长远的推动朝鲜半岛统一的大政方针，借此有力地解决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并最终树立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形象，将是对中国外交的一大考验。
　　总之，如何重新审视和完善朝鲜半岛政策，是中国外交下一阶段必须思考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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