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马凯的农药史]

　　 　　农药作为一度被世界各地农业工作者认为是农业生产的良药，现在大部分人认识到了其中的危害 　　 　　乘坐京九线上的火车，从北京出发，往南约300里河北省沧州市境内，会路过一个名叫西王口的村子。这个有着1200人的村子，与其他周边村庄相比，农业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该村不像其他中国东部农村那样，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被小工厂侵占大量土地。这是一个没有工厂的东部乡村。但在当地人看来这更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唯一与县城连接的公路，已经破损不堪，那原本能带来商机的京九线也不屑在此设立一个小站，因为它实在是太偏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里的土地才得以保存，村里的人大部分务农，农闲时才会想到做一些走街串巷的小本买卖。马凯就是这样一个农民。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28年，除去上小学中学那几年，他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他的菜地里。与其他“80后”村民不同，马凯并不觉得务农是一件苦差事。因此，他没有选择外出打工，这点他与父辈们看法一致，农民就要依靠土地，土地也一定能养活他们。
　　
　　看不见的污染
　　
　　马凯的父亲马德华曾经是个种菜能手。自从上世纪80年代村里施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在种植粮食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种菜。但因为技术限制，他种植的蔬菜都是应季产品，而且长势一般并不像现在的蔬菜这么好看，“拿豆角来说，我们以前种出的个头都比较小，现在居然能长半人高！这样的豆角在集市上好卖”。马德华比较相信科学，他认为这正体现了科学的进步。但在几十年的务农生涯中，他从未见过农业科技人员到他的村子里来，他了解的所谓农业知识大多是和儿子通过电视收看的，而这其中一大部分又是广告。
　　让马德华比较困惑的是，农作物虽然长势好了，但味道似乎不比从前。他总觉得现在的瓜果蔬菜味道再也没有以前好了。“以前的西红柿是酸甜可口的，现在的西红柿只剩下了酸味和一股青涩味道。”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马凯也不知道原因，但是他明白现在的菜农没有耐心等待一个西红柿自然长成熟，“都是要打农药的，可以催熟这些果子。当然，这所谓熟，指的是西红柿的皮变红了，很可能里边还是青色籽，味道肯定不如接受光照，自然长成的。”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马凯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他的这十几年务农生涯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农药发展史。像马凯一样的“80后”村民，对于农药的认知是从一种叫六六粉的农药（学名：六氯环己烷，剧毒，现已被禁用）开始的。这种药一直被当地村民用来搅拌小麦种子，然后再将混合了农药的小麦种子在秋末播种到地里去，目的是防止一种叫做?蛄的虫子偷食。效果自然很明显，大量的?蛄被毒杀了，同样明显的是，那些贪食的鸟儿，它们捡食这种虫子后，也被毒身亡。“鸟的种类就越来越少了，野生鹌鹑、云雀等都见不到了，到后来连麻雀都少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感觉。”马凯说的大家，指的是村民，不仅仅是这个村子，连其他村子的村民也有这样的感慨。让村民们想不到的是，这种药在土壤中消失时间需6年半。
　　所幸的是，很快国家制止了这种农药的使用，但取代它的是一种被村民们认为是万能农药的敌敌畏，“敌敌畏单独使用行，配上其他农药使用也行，用它来治疗菜青虫、各种蛾子以及棉铃虫等效果特别好，开始的时候那些虫子一碰喷过药的叶子就死掉了。”马凯说，“但是经常有人因为喷洒这种农药中毒。”马凯并不知道，这种药的气压较高，只要温度足够，很易进入大气。“在前两年里，农忙时节，整个野外都是敌敌畏的味道。”虽然如此，马凯和村民们都已经习惯了，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诫过他们如何正确使用农药，大多数人是自学成才的。
　　当引进抗虫棉之后，棉铃虫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是又新滋生一种村民们没有见过的虫子，“还得用药，虫子不等人。”马凯无奈地说。“就算你不用药，别人家也会用，那样虫子就都跑到你的地里来，如果都不用是不可能的，谁会听你的？”
　　事实上如果不用农药，这些农民真的没有办法防止那些可怕的虫子，因为环境已经被破坏了，失衡下的农业越来越依靠农药等化工用品。
　　
　　糟糕的生态环境
　　
　　可怕的是，失衡的不仅仅是这个村子，整个中国的农村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2009年3月9日，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09》称，通过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和地膜覆盖率三组指标，对各地区的单项污染程度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农业污染最严重、处于极重度农业污染等级的有两个地区，分别为福建和山东；处于重度农业污染等级的有七个地区，分别为湖南、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湖北；处于中度偏重农业污染等级的有七个地区，分别为天津、安徽、新疆、河南、河北、海南和江西；处于中度偏轻农业污染等级的有三个地区，分别为广西、四川和重庆；处于轻度农业污染等级的有五个地区，分别为辽宁、陕西、山西、甘肃和云南；处于极轻度农业污染等级的有七个地区，分别为宁夏、吉林、内蒙古、贵州、黑龙江、青海和西藏。
　　当然，从这样的数据中看不出触目惊心之处，但如果结合4年前农业部给出的数据，这个消息就极为不乐观了。农业部称，截至2005年，农业污染已经给水环境、土壤环境等带来破坏性影响。全国每年农药、杀虫剂使用量除30%多被作物吸收外，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3.3万公顷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对于这种情况，西王口村的村民并不知道，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微观局面的小生态――自己的村子变了。“比以前有钱了，但是环境却越来越差。”张雨曾经在镇政府工作，现在他退休在家，“除了农药，化肥也算一个污染源吧。以前人们太过迷信化肥的作用，在改良土壤方面化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村西南部的土地来说，以前是盐碱地，后来经过开垦施肥，现在不再是盐碱地了。但是，现在人们还在不断使用同一种功能的化肥。”张雨是从村民生产角度看待问题，但他不知道其实化肥也污染了土地和地下水。
　　
　　孟祥琴是河北省水资源监测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参加了石家庄、邢台等地的水质监测。她认为：“河北地区，化肥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因素主要为通过降雨入渗补给而形成的面污染，在面污染中的氮污染对水质影响最严重，而氮大量存在于当前使用的化肥中。”
　　相对这些看不到的污染，村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飘荡在田间地垄上。“这个也没有办法，地膜能保证幼苗存活率。”马凯说的这种地膜，被称作地膜覆盖技术，在这个村子里被大量用在棉花的种植上。当幼苗顶破地膜后，这些塑料被冲得七零八碎，第二年深耕后，它们只是被置于地下，三四年后仍能看到它们的踪影。
　　对于这个问题，马凯也能意识到，毕竟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农民，都会受到新时期的教育。环境问题他们也关心，只是角度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开始。“近几年农药都号称是生态农药了，以前有人吃蔬菜中毒，现在从上到下人们对吃的都在意起来，不用生态农药不行。即便是生态农药，它也是农药，我没有办法，一家老小都要吃饭。”
　　
　　被动的转机
　　
　　2008年底的一条消息对于马凯及这个村庄也许更有启示意义。2008年12月10日，《海口晚报》刊登了一条消息：琼山区云龙镇的果园比其他果园出产的荔枝每公斤售价高出3元，秘诀就是利用生态循环农业的产物――沼肥。不仅如此，海口市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生产出来的畜禽以及热带水果，还挤进了欧美市场。
　　按照新闻里提到的模式是：这个镇上的一些村子放弃了户户建沼气池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村头整齐划一的养殖小区，养殖小区配套集中建设中型沼气池，村民户户通沼气。沼气的肥料被用来作为生物肥，统一出售给果园，果园利用沼液（沼渣）做肥料生产出20万公斤优质荔枝，批发价平均每公斤高达9.6元，高出其他种植户3元。
　　在马凯的印象中，“生态”一词并不陌生，因为在他所接触到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广为传诵的官方词。早在读中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们就讲解过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十几年后，马凯除了在电视上和村里的宣传标语里能看到“生态”一词外，他觉得“生态”这个词离他越来越远了，虽然离他家不足200米的邻居家墙壁上就涂着这样的标语：建设文明生态村。
　　“我也想生态养殖，这个在中学的生物课上就学过呀，再说我现在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我就想找最便捷的方法，获得最大的收益。”因为跟自身生计相关，马凯对于生态农业及环境的重视超出媒体对于农民的一贯认识。
　　早在2003年的时候，河北省就已经开展了建设文明生态村的活动。按照政府的预想，文明生态村要做到：村容整洁卫生，村庄建立统一确定的垃圾池、垃圾箱及垃圾集中处理场；科学使用化肥、农药，不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废弃农地膜得到有效处理，村内无“白色污染”。
　　6年过去了，西王口村的一切还在原地踏步。“并没有人来检查，也没有人来督促。”对马凯来说，这样的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虽然这是个大问题，但他一个人解决不了，整个村子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壮举。
　　正如马凯考虑的那样，从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来看，无论是意识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大规模打造生态农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农民的小农意识总能战胜那些环保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因为吃饭要紧，死也不要做饿死鬼，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理烙印。但也并不用过于悲观，因为在中国，就像马凯们被迫使用生态农药一样，市场选择的效果往往好过地方政令。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将土地再集中，然后走规模化农业，也许是防止滥施农药的一个策略。”张雨在网上搜索了欧美国家例证后，和村民们这样闲聊。

相关热词搜索：菜农 农药 马凯 菜农马凯的农药史 农药接触史 接触农药可以要孩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