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卡书屋里的四个女人]皮卡书屋

　　在一般眼光看来,这是4个女人做了件有点小资的事。 　　从2005年9月开始,她们就常聚在一起,想着做点事情,合计来合计去,从饭馆到图书出版,最终,她们选择了开一家儿童图书馆。
　　这家图书馆要装满很多原版的少儿英文书;
　　这家图书馆书架要足够低,小朋友不用父母帮助也可以自己挑;
　　这家图书馆一定要装木地板,还要隔出个视听室,小朋友们可以脱了鞋,光着脚丫跑来跑去;
　　这家图书馆要有很多老师,英语语调要很地道,最调皮的孩子也要能被她讲的故事吸引;
　　这家图书馆不禁止喧哗;
　　这家图书馆要能为孩子开PARTY,比如圣诞节,比如万圣节,想怎么闹就怎么闹……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4个热爱读书,并且从中国读到美国的妈妈,把孩子的读书作为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显然是理所当然的。
　　
　　视角独特的公益起点
　　
　　罗鸣说,“我们的视角比较独特,可以看到别人不太容易看到的东西。”
　　现代商业社会,讲究的当然不只是眼光独特。然而,4个月后,这个想法很快变成了现实。2006年1月,皮卡书屋北京万柳店开业。“皮卡”是英文“Peek-a-boo”,中文意思是“藏猫猫”,书和孩子藏猫猫,快去找到它!
　　比起她们的小师弟,比如张朝阳、李彦宏,那些让风险投资家们眼睛发亮的“perfect idea”,开图书馆的想法不但说不上完美,准确地说,恐怕很难谈得上是商业,相反,倒像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怀揣的那种准备发财以后去实现的梦想。最受小资推崇的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就说过,“我想天堂的模样,就是图书馆。” 博尔赫斯老先生确实是做了图书馆馆长,而且据说是毕生从事过的唯一职业。至于普通人,恐怕说过之后就洗洗睡了,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明天照常上班去见老板。
　　将这样闪烁理想主义光芒的设想付诸实践的是4个女人,罗鸣、胡碧榕、宁爱东、王奕,从履历上看,她们属于从来没失败过的幸运儿――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工作于知名企业,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再生子。
　　中国最好大学的教育背景,国外留学,外资名企,都是令人炫目的光环。王奕、罗鸣起个话头时总是这样开始,“其实我们很Lucky(幸运)”,口气平淡诚恳,典型的清华方式。当然Lucky(幸运)总是降临于有准备的头脑,在商业社会,就总是降临在有身份背景的人士身上。然而,对她们来说,在创建皮卡书屋的过程中,恰恰与那些光环无关,“妈妈”,这个身份才是决定性的。
　　4个女人现在一共是9个孩子的妈妈。回国以后,四个海归妈妈聚在一起讨论9个生龙活虎的小宝贝的点滴成长,场面之热烈完全可以想见。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4个热爱读书,并且从中国读到美国的妈妈,把孩子的读书作为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显然是理所当然的。“读书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让书陪着小孩成长,给他一个接触世界的机会。”罗鸣如是说。
　　
　　美国社区的公益模式
　　
　　首先,儿童英文原版书设计巧妙,表达的方式方法很多样化,从内容到版式编排,往往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对孩子来说,可能书中的道理意义都大同小异,所以表达方式的趣味性,就成了选择儿童书籍的出发点。”王奕的话为西方发达的儿童出版业做了部分注解。
　　其次,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书籍要选择适合他们的题材和适合他们的认知程度,这样使他们不会把读书当作工作,读书可以由浅入深进行。
　　“比如这本Footbook,全文不到50个单词,以画面取胜。小怪物,早上的脚,晚上的脚,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律悦耳动听。不但内容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而且设计是针对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能力,小孩自己就可以读。虽然简单(词汇量少),但很funny(好玩),而不是很boring(令人厌烦)。”说起读书,罗鸣滔滔不绝。原来给孩子选书有这么多学问,看来海归妈妈在教育上也蛮有一套的,不但有心得,而且认识很系统。
　　有件趣事一直以来在“皮卡”的对外宣传中屡屡出现。书屋的第一位客人是位美国妈妈,就是开业当天办的会员卡,为自己6岁的孩子。如此快地认同这个书屋,原因是这位妈妈惊喜地发现“皮卡”竟然和自己在美国时常去的社区图书馆极为相似,又有很多英文原版书,像是一下找到了根据地,迫不及待地要求入会。
　　的确,“皮卡”的这种图书馆模式对一位美国妈妈来说一点不会陌生,“皮卡”借鉴了美国社区图书馆的经营模式。美国社区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非常重视对儿童阅读兴趣的培养。多数都开辟了专供儿童读书的区域,孩子刚学步时就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走进图书馆与父母共同感受文化氛围的熏陶。假期还有很多为不同年龄的孩子举办的节目:讲故事、做手工等。
　　创办“皮卡”的想法最早是由胡碧榕提出来的。
　　“在美国,这种社区性质的图书馆很多,开车不出15分钟肯定能碰到一个,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平时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可回国后,孩子们很难找到一个看书的地方,社区图书馆是没有的,几家公立的图书馆不但远,而且少儿图书的种类很少,英文原版图书更加少。”罗鸣说。
　　“这是种生活方式。在美国,孩子在社区图书馆活动让人放心,到外面乱跑可能很不安全。”王奕补充说。
　　高度商业化的美国社会有这样一片美妙的儿童天地,而这片天地与人们的生活又如此密不可分。与之相比,国内的新华书店却日渐萎缩,读书人群也日渐萎缩,令人泄气。这也部分解释了在“皮卡”,不时能碰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小朋友,有带着保姆来的外企公司职员,有跟着保姆来的眉清目秀的混血儿的现象。粗略统计,“皮卡的会员70%是本地居民,20%是海归,10%是外国人。”王奕说。
　　“我们经常畅想。”罗鸣快人快语,言语中总是传达着一种朴素的快乐感觉,“希望皮卡书屋在北京遍地开花。遍地开花意味着离人们要近,要足够近,每个比较大的社区都有一个。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愿望。”
　　至于具体的步骤,王奕介绍说,希望每家店2至3年达到收支持平,这样才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然后以前面成功的店为样板,复制未来的加盟店。目前来看发展还不错,北京已经有3家店了,除了海淀区的万柳店,在两个小区的开发商大力削减房租的帮助下,分别又在劲松和凤凰城开了两家。
　　严格意义上说,皮卡书屋并不是美国样板式的社区图书馆,即使它有公益性的一面。美国社区图书馆应当是社区共有,社区共享,本社区内人人享有权利和义务。和普通企业的最大区别是社区的人应当觉得图书馆的运营是社区居民自己的事,既会积极参与读书活动,也能积极做图书馆的志愿者,并且捐款、捐书,共同负担房租。
　　但在国内,从前我们的生活中心是企事业住宅小区,有点社区街道的影子,可是现在大部分人和自己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不认识,如何能谈到社区生活呢?既然没有组织的社区生活,社区图书馆就更加不可能变成大家的事情,不可能大家出钱出力呵护它,并且尽情享受它的便利和社区朋友们的友情。
　　事实上,皮卡书屋的启动也是有赖于亚洲基金会的种子基金。“皮卡”理想的发展模式或许应该是,专注于图书采购、读书理念宣传、教师培训、活动模式化这些专业工作,从对社区图书馆的运营转为专注于对社区图书馆发展的支持。当越来越多的社区有意识地组织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活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罗鸣、胡碧榕们的梦想或许就实现了。
　　无论如何,四个海归妈妈的实践,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社区图书馆的重要,对我们的社区生活进行了反思。
　　“皮卡”官方网站说,“皮卡书屋管理工作目前由创办人员以义工形式(无薪酬)担任。”发起者胡碧榕也说过,“曾经也有不少人想开皮卡书屋的加盟店,我们跟他们说‘皮卡’财务状况是绝对入不敷出的,很多人就打退堂鼓了。”
　　
　　享受人生的公益
　　
　　如果说在国外工作、生活十多年后回归祖国是人生的一跃,那么从事这样一项公益性事业更是一件让人生充满enjoy(享受)的事情。4位在教育、工作经历都有耀眼光芒的女士,从职场前景到实际收益,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但当她们谈起孩子时得意的表情告诉我们,她们首先是妈妈,这个身份排在所有闪耀的身份之前。
　　“孩子是我所做过的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罗鸣这样说,“因为其他项目中你的角色可以被替代,但在孩子面前,你的角色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既管家里,又顾着‘皮卡’,再支持老公事业的现代女性。” 王奕骄傲地宣称,这位前GE高级主管对自己的定位倒毫不讳言,与国内现在许多工作过的居家妇女对自己的状况支支吾吾形成巨大反差。
　　王奕以前经常要出差,陪孩子的时间少而又少,即使不出差的时候,晚上十点回到家还要继续开视频会议。因为虽然这时候美国人休息了,可欧洲人刚上班。她很享受现在的时光,可以送孩子上下学,为他们准备晚饭,更有机会和闺密们一起做皮卡书屋这样有意义的事情。罗鸣说,有时候去听自己行业的报告会,心里是挺痒痒的,心想其实这个项目我也能做,可还是觉得目前这种状态自己很快乐,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充足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老公也很支持。
　　4位海归妈妈其实孩子要的都很晚,因为“要事业呀”!但当有了孩子后,她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对此,罗鸣有个很精妙的比喻,她说,没有孩子以前,两个人的生活是二维的,平面的;但当有了孩子,生活就变成了三维的,立体的,孩子是新伸展出的一根轴。从此以后,生活很多时候都要围绕着这根轴心来安排。家庭由二维世界变成了三维世界,变得丰富厚重了很多。
　　这个比喻诠释了“皮卡”的由来。如果对生活的理解是以工作为中心、以收入为中心、以老板为中心,当然很难理解皮卡书屋,很难理解读书,很难理解公益,很难理解社区生活。如果你还不能在任何时刻都把孩子、家庭、朋友作为生活的一根轴,那总可以找出个别时刻,带你的孩子来“皮卡”听听故事,看看书,或许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4个聪明女人的理想国,也是你自己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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