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滔天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时间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曾两度流亡日本，长期在日本宣传革命主张，组织革命力量，寻求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日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阵地，许多日本友人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最为坚决、最为忠诚的，当属富崎滔天。
　　
　　宫崎滔天本名寅藏(或虎藏)，号白浪庵滔天，1871年生于一个乡绅家庭，有七个哥哥、三个姐姐，滔天最小，不幸其中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早逝。
　　滔天的父母对穷人非常和善，思想开明。滔天的长兄八郎才华横溢，是远近闻名的民权论者，后在反藩阀政府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二兄民藏提出的“恢复地权论”――即通过平均地权来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不仅影响了日本人，也得到许多中国革命者的赞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无疑受到这个理论的影响。滔天的三兄弥藏英年早逝，但他的“革命行动论”成为滔天一生的指南针与人生目标。
　　
　　初会中山先生
　　
　　1897年9月15日，在横滨，宫崎滔天在陈少白家中邂逅了孙中山。
　　关于滔天与孙中山初次见面的情景，滔天的孙女宫崎??女士介绍说：“我的祖父宫崎滔天于1897年9月在日本横滨认识了孙文先生。当时滔天不会中文，孙文先生不会日文。他们只能用英文交谈，遇到特别复杂的话就用笔谈。那时在一幢旧宅里，两人并排而坐，一会儿用毛笔，一会儿用铅笔。谈话继续了数天时间，内容涉及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战略战术，以及如何抗御欧洲列强等问题。”通过笔谈，孙中山更加敬重滔天的为人，立即手书“推心置腹”四字横幅，以赠滔天。滔天的妻子槌子说：“这次笔谈留下的纸片和秘密文书都非常有意思。其中的许多东西，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由于警察干涉并搜查住处，笔谈的记录几乎全被烧掉或扔掉。现在留下的这部分是滔天送回故乡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幸存的笔谈资料和孙中山手书的横幅现保存在宫崎??家。这些是研究中日交流史非常宝贵的资料。对滔天来说，与孙中山初次见面时记录笔谈的纸片是他人生中永不褪色的东西。此后，滔天又采用同样的方式与其他许多中国革命者进行交流。这些笔谈记录也都保存在宫崎??家。
　　从滔天的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到，初次会见孙中山时，滔天有点失望，甚至有点惊讶。身高1米8的滔天看到矮小、瘦弱的孙中山时，觉得他没有任何伟大之处，并且还“有点轻率，不够稳重”。见面时，孙中山刚刚起床，没漱口，也没洗脸。滔天有些迷茫，心想：“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指中国－引者注)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上掌握政权吗?帮助这个人能否完成我一生的志愿呢?”
　　谈话开始后不久，滔天对孙中山的看法就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谈话言简而意赅，并且句句贯义理。他的口才虽然不是很出色，但是决不矫揉造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感动、首肯。”滔天为自己见面之初的想法感到羞愧。
　　初次见面，滔天便非常直率地问到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方法手段。孙中山真诚而热情地作答。滔天第一次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就深表理解并赞成。他写道：“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在我国人之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人?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15年后，在重新回忆起这一幕时，滔天说：“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页。”
　　孙中山在谈话中提出了“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最高原则”，“避免灾祸的方法，只有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为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通过长谈，滔天感到，孙中山的主张与他和弥藏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当时知道孙中山的中国人很少，日本人更是对其一无所知，滔天仍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孙中山。他更加坚定了为社会革命的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决定全力支持孙中山，并确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
　　
　　支持中国革命
　　
　　宫崎滔天是一介平民，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多少财产。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不仅在情报、财物、武器等方面支援中国革命者，还在其他方面为中国革命尽其所有。
　　
　　担当中国革命者的联络人
　　与孙中山见面后不久，滔天就把他介绍给关注中国革命的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犬养毅又把孙中山介绍给外相大隈重信和尾崎行雄等。当时，日本政府不允许外国流亡者住在东京。经犬养毅和大隈重信的多方活动，日本政府默许孙中山作为平山周的语言教师住在东京。孙中山的生活费则由企业家兼政治家的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捐赠。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中山才得以把日本作为基地，推动中国的革命活动。
　　1900年，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失败后，滔天悲愤难耐，也变得穷困潦倒。为了调节情绪，挣些生活费，滔天做了浪曲师(即吟游诗人)，但仍热心中国革命。他出版了《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详细记述他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当时，许多中国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在东京各自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湖南长沙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和黄兴流亡日本，创办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并考虑建立革命团体。黄兴在日本生活很拮据。他想起了过去看过的《三十三年之梦》的作者宫崎滔天，便去寻找。滔天初次见到黄兴时，与初见孙中山的感觉一样，很快就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横滨。不久，他和黄兴在滔天的牵线下相识，就团结各个革命派别及成立中国同盟会等问题进行协商。
　　在滔天的介绍下，孙中山认识了黄兴、宋教仁、张继等革命党人。中国革命者实现了大团结，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这一过程中，宫崎滔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向日本人宣传中国革命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滔天发表文章和著书立说，积极向日本人宣传中国革命。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清政府的官吏诱捕，被关押在清朝驻英使馆。后来，靠友人康德黎的帮助重获自由。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一书。1897年，孙中山结识滔天。次年，滔天成为福冈《九州日报》的记者。在滔天的建议下，《九州日报》以《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为题，连载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滔天还为该文撰写了编者按：“中国革命者孙逸仙以及其运动，在英美各国报纸上已经大大报道过。因此，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知道孙逸仙，但同文同种的日本却知之甚少。这不可避免地对邻国的状况有些过于冷淡。于是我在报纸上翻译介绍他的《伦敦被难记》，以及介绍中国的实情。”
　　这一宣传使孙中山被更多的日本人所 了解。该文连载后，孙中山结识了头山满、内田良平、平冈浩太郎和山田良政(后在惠州起义中战死)等九州籍民闻人士，还结识了后来为中国革命提供巨额经费的中野德次郎、岛田经一、安川敬一郎等九州大企业家。
　　《伦敦被难记》1911年才在中国出版，与日本相比晚了13年。所以，滔天在《九州日报》上连载《伦敦被难记》，不仅是向日本人介绍孙中山，同时也使旅日中国人更早地了解了孙中山。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行了机关报《民报》。《民报》使用中文，宗旨是启蒙在日本的中国人的革命思想。滔天创办了报纸《革命评论》，与《民报》相呼应，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革命情况。他在《革命评论》的创刊词中满怀热情地欢呼：“我们热望完全的和平，故欢迎其之根底的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够破坏社会腐败，更新开拓清新的新天地……”
　　《革命评论》第四号的头版刊登了孙中山的大幅照片，并配发滔天的《志士的风骨》一文，介绍孙中山的简历与人格。第七号以《支那革命殉难者小传》为题，刊登了史坚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等革命烈士的照片，并指出：“要求实现共和民权的支那革命者与专制的清王朝不共戴天，所以才会有志士的流血牺牲。”
　　1907年3月25日，《革命评论》停刊。虽然它只发行了半年，但在帮助日本人了解中国革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评论》引起众多革命者的关注，频繁拜访《革命评论》编辑部的，除黄兴等同盟会会员外，还有刚从仙台医专学校(现东北大学医学部)退学来到东京打算弃医从文的鲁迅等人。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也曾写信对《革命评论》给予鼓励。
　　
　　为中国革命者提供栖身之处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滔天的家成了革命者的避难所。由于自始至终坚持帮助中国革命，滔天经常处于赤贫状态。再加上原来住在熊本荒尾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搬到东京同住，生活变得更为清苦。滔天忙于革命活动，根本无暇顾及家计。妻子槌子既要筹划生计、教育孩子，还要照顾滔天带回家中的中国革命家。
　　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偿还高利贷的黄兴、孙中山等人，常常去滔天家暂避，然后重新投入革命。不论是中国的或是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滔天和家人总是热情招待。
　　1906年11月，宋教仁在滔天家养病。《宋教仁日记》中写道：“滔天的夫人前田氏，和蔼可亲，其家庭之乐甚足羡。”宋教仁在滔天家休养了近三个月。
　　黄兴的儿子一欧也在滔天家住过一段时间，被滔天一家人称为“欧坊”(“坊”在日语中是对小孩的昵称)。那时，黄一欧和龙介等人一起上学。一天，一欧在学校被同学取笑为“支那坊”(清国少爷)，一欧非常生气，与同学扭打后回家，向滔天夫妇哭诉说：“我不是‘支那坊’，因为我没有辫子，我没有过错。你们说是不是?”滔天和夫人一边安慰一边鼓励，以后按照黄兴的教子之法培养一欧，希望他也能够成为革命者。
　　
　　对华友谊世代传承
　　
　　1922年12月6日，滔天因肾病、心脏病、肝病并发逝世于东京，结束了他全力援助中国革命的动荡人生，时年51岁。12月8日，孙中山从上海给滔天的家人发来一份唁电。文字虽然简单，只有“痛失滔天盟兄”六个字，但充分表达了孙中山无以言表的巨大悲痛。
　　在宫崎家族中，滔天的哥哥民藏和弥藏，也同样对中国非常友好，积极支持中国革命。宫崎滔天的儿子龙介，侄子世民、世龙，孙女菇?等都继承了滔天的事业，继续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积极促进中日友好。龙介一生都深爱着中国，临终时曾咏歌一首：“陈旧的瓶子，插着梅花一枝，放在鲁迅送来的挂轴边。”世民担任日中友协的理事长长达17年之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促进日中两国民间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世龙在朝日新闻社负责中国方面的报道三十年有余，退休后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留下一批高水准的论文。
　　在滔天家中，保存着有关中国革命的400多封来信和300多件题词，以及许多中国革命者的照片。从1897年滔天结识孙中山，到1922年滔天去世的二十多年间，滔天家由于贫穷而多次搬家。但无论多苦多难，他们总是千万百计地保护这些珍贵的物品。龙介经常告诫女儿??：“这些东西绝对不要散失。”??女士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立了“滔天会”，编辑出版《滔天》杂志，直到今日，她仍在从事滔天与孙中山的交往、中日交流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
　　现在，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学者都要参考滔天家族保存的相关资料。走进菇?女士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兴赠给滔天夫人槌子的“儒侠者流”四字横幅。在客房正面，还有孙中山初次会见滔天时赠送的四字横幅“推心置腹”。看到这些，人们不禁想起滔天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热情帮助，想起他们的后裔为中日友好的积极奔波，使人们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融融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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