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色彩下的《申报?自由谈》:申报自由谈

　　【摘要】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具有浓重的租界色彩，繁华与落寞并存，颓废与刺激共生，“畸形繁荣”的背后掩盖着国难艰危的事实，《申报?自由谈》在这座城市中诞生、成长、变革并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了一层租界色彩。
　　【关键词】自由谈 上海 租借 文化
　　
　　“副刊是报纸的相对独立的编辑形态，并富于整体文化和文艺色彩的固定版面、栏目和随报发行的附刊。①”可见，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了副刊的产生，决定了其发展。《申报》副刊《自由谈》刊行长达38年之久，是《申报》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综合性副刊，在此过程中，上世纪30年代对其的革新，使《自由谈》大放异彩。《自由谈》诞生于上海，主要作者群源自上海，又是在30年代的上海达到巅峰状态，因此可以理解，30年代上海特定的租界色彩，不可避免地像血液一般注入《自由谈》的骨肉中。
　　
　　一、上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环境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军阀混战，经济上，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加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而广大内地农村的封建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中国正经历着政治体制和城乡结构的双重变动，同时社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30年代的上海租界，“畸形繁荣”或许是对它最合适的描述了。摩登、金钱、西洋、奢靡、亢奋、颓废、冒险、刺激、浪漫、失业、革命和暴乱等等一切，在当今社会适用于部分特殊群体的形容词，却可以组合成对当时整个上海现状的描述，为这个城市赋予了斑驳而离奇的色调。从民族资本家到知识分子，从工人到农民，他们的思想、感情、命运、心理都遭受着巨大的冲击，中国的每一个阶层，甚至于每一个角落都开始动荡不安，陷入一片迷茫之中……
　　《申报?自由谈》在这座城市中诞生、成长、变革并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了一层租界色彩。
　　
　　二、租界色彩映照下的《自由谈》
　　
　　1、租界文化语境促成左翼文学的发展，成为《自由谈》达到巅峰的契机
　　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在上海酝酿壮大起来，一批左翼作家、传播机构和消费群体也主要集中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创作的大多数作家，他们或者寓居于上海租界，或者曾有过租界生活的体验，租界化的上海为左翼文学的滋生提供了文化土壤，影响了左翼文学的发展。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租界为左翼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语境，他们利用租界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有利环境，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严密文网，创作无产阶级文学，《自由谈》上才可以涌现出大量积极向上的爱国救民文章。
　　除政治环境外，“畸形繁荣”的经济生活状况，也促成了左翼文学的发展。上海贫富悬殊，是一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②，这里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并存，天堂和地狱同在，租界和华界的强烈反差，十里洋场的繁华与亭子间、阁楼和潮湿的窝棚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对于挣扎在生活底线的人群，生存的艰难、人生的失败，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左倾思想，左翼文学喊出了上海底层工人阶级和民众的心声，他们长期受资产阶级和洋人压榨的情绪找到了释放的渠道。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左翼文学迅速蔓延开来，许多不得志的上海文人开始通过左翼文学来鼓励自己，而革新后的《自由谈》不仅顺应了左翼文学思潮，成为左翼作家的阵地，同时也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于左翼作品的渴求。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上海租界这样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下，《自由谈》的革新才得以熠熠生辉。
　　
　　三、“亭子间”作家决定了《自由谈》颓废迷茫的叙事风格
　　
　　《自由谈》汇聚了上海的一批新老作家，人们常把他们称为“亭子间作家”，可见上海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影响。亭子间的阴暗逼仄影响着上海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思想观念。亭子间对于上海文人来说就像一只牢笼，四处都是房子，很难见到天空，大都市的繁荣与刺激在这里荡然无存。漂泊在大都市中，局促在弄堂的亭子间里，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境遇在阴暗潮湿的环境愈发衬托了自己的孤独与无助。亭子间作家的笔下充斥着对国家前途的危机感，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极度不满，对当时统治政府和社会现状的愤慨，这一切消极情绪转化成了文章中的颓废色彩。《自由谈》的编辑了解文人当时的生存现状，因此具有颓废色彩的文章会常常出现在《自由谈》上。
　　生活呆板地像一个机械的运转，每天早起除了洗脸刷牙而外，第一桩事便是寻找我的笔，紧紧的，我的两眼，我的注意力，甚至我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到笔尖，我的脑汁便从笔尖一点一滴地渗出。这时候我是没有痛楚，甚至没有感觉。因为我只是一部机器，脑汁的榨出，并不是一种工作，而只是一种义务……。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灵魂，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青春。我吃自己的脑汁，嚼自己的灵魂，是苦？是涩？也只有自己才知道。天啊！这是生活吗？这样，我所以一看见笔，便存着敌意，便想逃，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得寻找我的笔，握着，紧紧地。我想，总有一天得搁下这捞什子，总有一天我得把我的灵魂叫回来。
　　――赵天任，《无题》，《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10日。
　　这些生动细腻的描述透露出作者当时复杂微妙的心境，悲凉入骨、无可奈何的沧桑感跃然纸上。至今看起来仍会为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寄予同情，不由得感慨万千！
　　
　　四、《自由谈》幽默嘲弄的话语风格扑面而来
　　
　　在30年代的上海，打趣调侃幽默倾向被许多学者说成一种“文化风气”，鲁迅曾把这种文化风气称为是“海式的有趣”，他说：“我到上海后，说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者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事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玩赏的奚落。③”而这种幽默嘲弄的话语风格不仅仅局限于时事性的新闻，以幽默定位的杂志也特别多，滑稽文学作品随处可见。幽默嘲弄的文风应该说是在租界这样特定的生活环境下的产物，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和流行时尚让人们开始应接不暇，中国原有的传统渐渐失去了曾经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人们发现曾经固有的价值观与租界的灯红酒绿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租界的生活压力、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的邪僻性，无论是文人还是大众都需要用幽默调侃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压抑。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并走在时代前沿的《申报?自由谈》，它很难为了自身的文学品质而去放弃迎合大众的趣味性阅读，并且当时的作家也是这种文化风气的推波助澜者，因此，翻阅30年代的《自由谈》，幽默嘲弄的话语风格扑面而来。
　　假如你家里，今天有人来打架，明天又有人来强奸，弄得食不安，寝不安，你也文雅而温柔地，和平而好看地，作个揖，鞠个躬，甚至叩三个响头，“诸位好汉，小生在这里有礼！”天下果有是理乎？我则不能！
　　不过怒也要怒得恰当，不应该无理取闹，更不应该口硬心虚。张老二兄弟一句话不对头，便马上红起眼睛来打架，这便叫做无理取闹；王大娘被盗窃，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等到强盗走了，便哭哭啼啼在大门口指天划地地骂杀千刀，这便叫做口硬心虚。
　　然而，眼前我们贵国的张老二、王大娘之流实在太多了，呜呼噫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斯怒不出，如国家何？
　　――黎烈文，《怒》，《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4日。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夸大了王大娘被惊吓的情绪，“吓得躲在棉被里不敢出气”还是不至于的，另外，作者毫不避讳地将“强奸”等在当时社会更显露骨的字眼放在文章中，“作个揖”“鞠个躬”“叩三个响头”等等都凸显出了作者夸张嘲弄的语调。这样，上下文轻松幽默的语境和生动夸张的人物形象，使得严肃的话题在消遣的氛围中减少了文章的反思作用，消解了对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同情。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幽默调侃嘲弄的文风放在租界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或许应该可以理解。
　　从故纸堆中翻阅上世纪30年代革新后的《自由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中国近代报学和文学的历史，同时也是一段对30年代那个繁华与落寞并存的“大上海”的回忆；反过来，租界色彩留给我们的除了今天的南京路和霞飞路，更深刻的还有那特殊的文学气息！■
　　
　　注释
　　①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页
　　②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1版，第97页
　　③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1版，第108页
　　
　　参考文献
　　[1]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2]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1版；
　　[3]张云初，《中国大实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4]陈晓卿等，《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王长顺，《对近代文学的影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1月第20卷第6期；
　　[6]《影印本》，上海鲁迅纪念馆编，1981年5月；
　　[7]《目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1981年5月。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系06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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