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公共危机事件_优势与困境：广播与危机传播

　　【摘要】本文对汶川地震报道中多种媒体的表现进行考察，发现广播因其特性展现出危机传播中超乎其它媒体的能力。主张我国应建立以广播为主导的紧急广播机制，而政府的适度扶持是广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广播 危机传播 风险社会 紧急广播机制
　　
　　信息时代的今天，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手机等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与其它电子媒介相比，广播这一最古老的电子媒介仿佛被慢慢边缘化，处于弱势地位，尤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播业相比更是存在很大差距。[1]但是，广播的某些特性――如传递信息的同步、即时、跟踪、整合以及救助信息参与的便捷，即时互动，即时实施救助等使得广播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在突发事件当中能够发挥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作用。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特大地震，广播在这次报道中展现出了一种强大能力。在很多技术物质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尤其在重灾区，电视、互联网、手机的信息传播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获取外部信息的重任就由广播来承担。本文即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广播的传播作用作一探讨，并分析我国建立广播应急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大众传媒与危机传播
　　
　　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对危机的发生过程划分了四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与评估期。危机发生的突然性与破坏性越大，人们心中的恐惧就越大，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真实地传递信息，随时随地有可能出现公众情绪盲动、恐惧，社会秩序出现一时失控的状况。因此，在危机初始阶段应注意把握好危机信息传播的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2]通过有效途径进行真实信息的传播，牢牢掌握应对危机与风险的主动权。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责无旁贷担当起危机传播的重要任务。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提出的“媒介依赖论”认为，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不明时，公众常常急于通过媒体了解事实真相，而且依赖性明显增强。
　　我国在2006年1月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把传媒纳入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并对新闻媒体的危机传播作出了许多明确规定。“作为全国突发事件的总纲，《应急预案》站在时代的高度，充分反映了当代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理念”[3]，该《预案》也给媒介提供了更为宽松的传播环境。
　　
　　二、地震报道中各种媒体的反应
　　
　　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的北川、映秀及周边的绵阳、德阳等几个重灾区的电力、通信等全部中断，它们与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每种传播媒介都在第一次震后迅速做出反应，但因媒介特性及受限条件不同，各种媒体的首次地震报道时间相差较大，且恢复使用情况也有很大差异。
　　
　　图一
　　
　　1、传播速度
　　根据图一可以看出，传播速度最快捷的应该是互联网，接下来是广播，而手机本来应该与互联网站在一个阵营，却因为地震时的震区通讯设备损毁而导致长时间通讯中断，报纸作为五种大众传播工具中时效性最差的媒体自然走在了后面。但是，联系到震区的情况――互联网的通讯光缆在地震中被破坏，灾区人民无法通过互联网告知外界消息，也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得消息――此时的五种媒体中只剩下广播是最适合在灾区进行信息传播的。
　　广播素有“比电视快30秒”之说，2004年对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报道战争，比中央电视台快了8分钟。[8]鉴于此，5月21日凌晨，国家广电总局要求“灾区各级广播电视部门按照先无线、后有线，先广播、后电视，先恢复、后重建的工作原则，做好灾区广播电视恢复和重建工作。”[9]这也是充分考虑到了灾区和各种传播媒体的特性后做出的科学决策。
　　2、信息传播中各媒体的恢复使用情况
　　地震发生后，绵阳安县的广电局工作人员清理光纤电缆线路，在帐篷里紧急安装调试播出设施，维修编辑、制作、播出设备，在较短时间内就恢复了应急播出，将中央一套、省一套和当地一套广播电视节目传输到各乡镇，保证了信息的传递。[10]但是灾区的各方面救灾及重建工作以电力的恢复为关键，而电视、互联网、报纸等大众媒体的运作也离不开电力，因此，灾后各地区的电力恢复也影响到媒体的恢复使用。
　　
　　三、广播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
　　
　　汶川地震使除了广播之外的所有大众媒介在灾区几乎全都失去了作用，广播重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根据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此次地震有超过一半的（53%）受访者是主要通过广播了解相关情况，这个比例要远高于平时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情况，远高于报纸（35%）和手机信息（13%）。同时，调查还显示，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不到十天时间里，有76%的受访者有收听广播（包括通过网上收听广播），这一比例较平时收听广播的听众比例高出16.8个百分点（2007年全国广播接触率为59.2%，赛立信媒介公司调查数据）。在有收听广播的受访者中，有42%的人会通过“时刻留意”灾区的最新消息，33%的人表示“经常留意”，还有25%的人表示“有时会留意”。[11]在此次危机传播中，广播确实陪伴着灾区人民渡过了艰难的时刻。
　　（一）广播传播克服传播噪音的优势
　　1949年香农和韦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的模式图，该模式中引入了“噪音”。噪音不是信源有意传送而附加在信号上的任何东西。噪音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如收音机的静电干扰，电视等的声音失真或图像的变形或变色等。噪音既增加了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信息。[12]这些噪音的表现形式被归结为三种类型：语义的、机械的，以及环境的。[13]在五种媒体中，广播是三类噪音最少的媒体。
　　此次突发自然灾害造成震中地区的几百个乡镇的电力、通讯等光缆中断，从地震那一刻开始这些依靠光缆技术来实现传播的媒体全都陷于瘫痪状态。报纸在灾区是很难出版了，电视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恢复正常，互联网几乎不在大家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手机也因通讯繁忙时常中断。而广播则是受客观技术条件限制最低的媒体。因此，在其他媒体都难以开展正常工作的时候，广播以其不可替代性凸现了在地震发生后进行危机传播的首选价值。中国之声，四川岷江音乐台、四川城市之音、成都新闻广播、成都交通广播、成都经济频道、成都文化休闲这些电台都进行了实时广播。在新闻及时性方面，听众的满意度评价高达4.2分（满分为5分）。[14]
　　（二）广播在紧急广播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德国学者贝克认为，自20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也就进入了风险社会，社会风险不仅来自于自然灾害，同时还来自于人的决策与选择，[15]如事故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要从容应对风险、化解危机，政府需要由原来传统的“常态管理”转向“危机管理”，而建立高效科学的信息传播体系则是危机管理的重中之重。危机传播，正是整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一系列传播理念和方法运用到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传播活动，也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公众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过程和行为。[16]因此，将广播、报纸、电视、互联网及手机等主要大众传播媒体整合起来，建立一个应急体制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处理危机的发展趋势。
　　我国在2000年发布标准GB/T50314-200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对大型公共建筑有紧急广播系统的要求。但是广电部门尚未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因此我们应该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指导，学习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对成熟模式，建立以调幅、调频广播、地面、有线、卫星电视、移动多媒体等广播通信方式为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具体情况能做到分类型、分级别、分区域、分人群的紧急广播机制。[17]考虑到此次地震对其他通信手段的影响，调幅与调频广播更应在紧急广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此次地震后，国家广电部门就紧急调集了11部发射机投入工作，[18]保证了灾区与外部的信息交流。
　　
　　四、政府适度扶持有利于广播在危机传播中发挥作用
　　
　　应对危机与风险需要建立高效的危机传播系统，它需要社会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及高效运转。但是我国的广播媒体的积弱现状影响该体系的建构和有效发挥作用。
　　（一）广播在市场竞争中日益边缘化
　　广播作为步入电子媒介时代的第一种大众媒体，曾经辉煌一时。可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电视媒体的崛起挤占了广播的市场份额，广播的受众迅速减少，一度被称为“弱势媒体”。然而，近几年广播似乎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国家广电总局也在三农政策中将对农广播定为重要一环，并将2003年确定为“广播发展年”。虽然有发展，但是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广播行业内1000多家播出机构，只有十几家电台的年收入过亿元，其中90％以上在东部地区。[19]
　　（二）广播在“双重属性”的矛盾中艰难前行
　　广播电视事业具有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的两个根本性质。
　　两种属性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性，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媒体难以兼顾二者并在其中寻找到平衡点。基于政治属性，媒体对公共利益与新闻价值的肯定与认同，表现的是媒体的价值理性；基于经济属性，媒体在市场中追求经济利益，表现的是工具理性；实际运作中的媒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断层现象，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大众媒体为了广告利益放弃价值理性而转向工具理性，导致了媒体自我的人格分裂。[20]
　　政府在对传播内容实行严格控制的同时却又将媒体的生存完全推向市场，加速了这一分裂的进程。加上现行广播四级运营体制和地方行政的干预，地方台际的关系紧张，本来就人员较少、设备不足、经济实力弱的广播在竞争中更弱化了。[21]本世纪初开始的组建广电集团时政府和集团把主要精力更多在电视方面，对广播很少顾及，导致广播日益呈现边缘化的危险倾向。
　　（三）政府对广播事业发展的适度扶持
　　在特殊时期，媒体的双重属性必须有所偏重。更具体地说，就是经济属性要服从政治属性――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是公益性的，公益型的事业应该有一个主导型的领导――正如李良荣教授所讲，“全面地、科学地确认不同媒体的不同属性；不同属性发挥不同的主功能；不同主功能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22]。
　　小结
　　汶川地震报道证明，广播在危机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广播为主导的紧急应急体制应尽早着手，但由于我国广播业的现实困境，政府适度扶持与灵活调控就变成了广播在应急体制中高效发挥作用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章平：《中国广播：业态与变革――04、05年广播动态及相关研究述评》，《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2]龚新琼：《环境守望――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的核心功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梁仲民：《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理念――试析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8月。
　　[4]2008年5月12日14时37分，新浪论坛就出现第一条网帖。
　　[5]2008年5月12日14时55分，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频道主持人向全成都市民报道地震的发生。
　　[6]2008年5月12日15时，央视新闻频道播发第一条消息。
　　[7]2008年5月12日21时，成都当地媒体印发《号外》散发到市民手中。
　　[8]张彩、于中广：《媒介变局中的中国广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1期。
　　[9]《广电总局慰问工作组赴绵阳灾区组织恢复播出工作》，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5月22日。
　　[10]《四川灾区在帐篷里的广播电视台恢复播出》，慧聪网，2008年5月29 日。
　　[11]《大灾之时，广播凸现重要力量》，智库在线，2008年5月21日。
　　[12]（美）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3]（美）约瑟夫?R?多米尼克：《大众传播动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14]《大灾之时，广播凸现重要力量》，智库在线，2008年5月21日。
　　[15]马凌：《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16]郑保卫、邹晶：《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及其策略》，《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期。
　　[17]陈德林：《紧急广播概况及我国开展紧急广播业务的相关建议》，《广播与电视技术》，2008年第1期。
　　[18]《地震紧急广播应学习日本经验》，《南方日报》，2008年5月17日。
　　[19]《我国约有1%的广播播出机构年收入过亿元》，人民网，2006年5 月5 日。
　　[20]王凤翔：《广告主对大众媒体的影响与控制分析――基于“广告话语权”视角并以中国医药、保健品广告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3期
　　[21]张勉之：《市场化进程中广播面临的若干问题》，《中国广播》，2005年第11期。
　　[22]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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