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报道中如何正确运用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经典案例2017

　　【关键词】隐性采访 电视新闻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采访任务,而把自己的身份和意图隐藏起来,在不通知采访对象、不表明采访目的等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偷拍偷录式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也被称之为暗访、偷拍。
　　在电视新闻中,隐性采访已经成为一种常用形式,被记者当成“揭露黑幕”的法宝,堪称舆论监督的“利器”。央视 《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就经常使用隐性采访来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行舆论监督报道。而在电视民生新闻栏目中,隐性采访更是被广泛应用。但是,隐性采访如果不加控制,任其滥用,最终也会伤害到采访与报道本身,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一、隐性采访运用失当容易导致的问题
　　
　　1、过度介入使记者陷入尴尬境地
　　在实践中,隐性采访有三种类型:侦察型、体验型、验证型。其中又以“体验型”应用最多,即记者打入被采访对象内部,进行卧底体验。但卧底体验时,记者过度介入是最常出现的问题。
　　比如,在涉及“黄赌毒”的报道中,记者的“体验”就容易变成过度介入。记者与毒品贩子周旋时,如果从毒品贩子手中购买了毒品,在法律上就是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违法行为,甚至涉嫌买卖毒品交易罪。
　　2001年9月7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暗访节目《亲历盗墓》,也因为记者扮成文物贩子,与盗墓贼接触,亲历了盗墓的全过程,并花1.4万元购买了挖出的文物以防流失,使节目受到广泛质疑,有关专家指出两名记者的行为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倒卖文物罪”。
　　2、侵犯隐私权容易导致法律纠纷
　　一些记者在隐性采访时,不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或暗访内容不涉及公众利益,造成侵权纠纷案不断。
　　我国的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不受他人侵害。在隐性采访中,被采访对象要么衣着不雅,要么姿势不雅,要么言语粗俗,会被当事人认为丑化了形象,容易引起“隐私权”“肖像权”的争议。而一些被录入的无关人员如果不“马赛克”处理,也容易导致法律纠纷。比如,记者在车站暗访“倒票黄牛党”,如果“黄牛党”与旅客站在一起,镜头却不对无关旅客作“马赛克”处理,致使观众把旅客也误当成“黄牛党”,就可能引来当事旅客指控侵犯肖像权诉讼。
　　3、忽视言论自由导致“报道失实”争议。
　　在隐性采访中,由于记者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又未告知对方采访目的,是秘密采访活动。被采访对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思想的。他们愿不愿意表达,或在多大范围内通过什么方式表达等权利都被忽视或侵犯了,因此,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论自由。
　　在一些民生新闻栏目,记者为了获得政府部门的态度,往往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暗访,但被暗访对象不一定认真考虑作答了,这也会使得舆论监督报道粗糙乏力。当政府公职人员频频在隐性采访镜头中出现时,政府公信力无疑也会在观众心中打了折扣,引起被采访对象和其主管部门认为“报道片面、失实”的不满情绪和争议。
　　
　　二、正确运用隐性采访
　　
　　1、慎用隐性采访
　　使用隐性采访的目的,是为了深入幕后,发现新闻内幕,以其揭露的深度、采访的难度险度,造成观众心理上的震撼,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代表人民更好地行使舆论监督。因此,使用隐性采访要慎之又慎。
　　一般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时,才使用隐性采访:一是采访的题材是批评性的或揭露性的。例如坑蒙拐骗的“托儿”、乱收费的不法之徒、制假贩假分子等。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早逃得无影无踪,使用显性采访会失灵。二是只有隐性采访能更接近真相。如各类乱收费行为,只有隐性采访才能深入幕后,查出原因。三是只有隐性采访才能提供无可辩驳的实证素材。能把黑暗、隐蔽角落里的非法交易、丑陋勾当全过程记录,客观真实,证据确凿,无可辩驳,起到比显性采访更具震慑力的监督效果。
　　湖南经视《都市1时间》推出的深度报道《天价“施救费”的背后》,是个使用隐性采访十分成功的案例。该报道获得第17届湖南新闻奖一等奖,2008年度湖南广播电视奖一等奖和湖南“好新闻奖”一等奖。记者为了曝光高速公路上长期存在的不合理“天价施救费”现象,选取了两起投诉进行隐性采访。第一起是在高速公路某段,某车主仅仅被拖车一公里,就被施救队收费1000元,换个离合器片,竟被收费3000元。记者持暗访机陪同车主一起前往施救队,真实记录了路政清障工作人员与修理厂老板对车主的敷衍与欺骗,并发现了修理厂老板,原来同时就是路政工作人员。在第二起投诉中,记者完整记录了事故车主与施救队队长“讨价还价”的全过程。事故车仅被拖离两公里,开价竟4300元,施救队队长声称收费合理却拿不出收费标准,在车主一再求情的讨价还价中,4300元最终变为500元。这一报道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隐性采访中,充分曝光了高速公路施救垄断、收费无标准、随心所欲喊价、监督缺位才是造成 “天价施救费”的真正原因。
　　慎用隐性采访,要正确处理好隐性采访与显性采访的关系,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天价“施救费”的背后》报道中,记者又以明访方式抽查了不少车主,了解他们曾经遭遇的“天价施救费”情况,同时以明访方式,采访了非高速公路上拖车与换离合器片等收费情况,明访了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物价部门的态度与看法。由此从点到面,隐性采访和显性采访结合使用,使报道有了深度和广度。
　　慎用隐性采访,要充分尊重被监督对象的话语权。如2009年湖南某市大面积出现“空心西瓜”现象,瓜农一致认为是买到了假种子。记者试图证明种子公司出售的是假种子,于是以瓜农身份到种子公司暗访,种子公司却态度生硬,对记者不理不睬。如果这时记者撤离,虽然可以成稿,但真相并未揭开。而这时种子公司员工发现了记者的暗访设备,他们主动要求接受采访,申明并未出售假种子,而且省市农业部门都刚刚对空心西瓜原因进行了调查鉴定,出具了鉴定报告,证实种子真实,“空心西瓜”是由于雨天过多所致。记者又到农业部门进行了证实,避免了一起失实报道。
　　2、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隐性采访与新闻导向的关系
　　一些记者把隐性采访当成制造“猛料”、“爆料”的“杀手锏”,只图引起轰动效应,形成吸引眼球热点话题。容易在角度上出现偏颇,在导向上出现偏差。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不虚构、不造假、不夸张,要应时将隐性采访得来的真实资料反馈给相关单位,既鞭挞丑恶,又治病救人,既曝光问题,又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以达到舆论监督的最佳效果。
　　比如湖南经视《都市1时间》在报道《天价“施救费”的背后》的同时,就将收集到的观众投诉及时递交给省高管局、省纠风办。省高管局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施救队重新培训,出台了收费明细标准并进行公示,对所有施救车辆统一编号,所有施救队员统一佩证上岗。主管部门的每一个处理进展都被及时跟进报道,记者又对整改后的情况进行了回访,车主称收费合理表示满意。湖南高速公路施救费从此开始明明白白收费,步入规范化时代。可见,正确的导向取得了良好的舆论监督效果。
　　二是正确处理隐性采访与法律制约的关系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正确处理隐性采访与法律制约的关系,要坚持适度介入原则。
　　有记者为了曝光驾驶员考试“潜规则”,主动找到教练员,表示愿意“打点一下”,要求在考试中给予关照。教练员收了“好处费”就这样被曝光了。但这一报道却引起了部分法律界人士的非议。认为这是记者主动引诱,故意设置圈套,致使教练员“上钩”的。记者如果故意设置“圈套”、“陷阱”,主动去为有犯罪动机,而没有犯罪行为的人提供犯罪客体,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就有诱发犯罪的嫌疑。
　　坚持适度介入原则,要防止身份错位。有记者为了报道一起女子被拐案,记者获得线索后没有报警,而是自己深入犯罪团伙中,单枪匹马寻找被拐少女并进行解救,其间经历了重重危险。虽然“侠客”精神可敬,但做法却不可取。如果记者身份被识破,或打草惊蛇,反而会给警方破案增添麻烦。且记者不是警察,记者的本职工作是报道新闻。因此在隐性采访中,记者要防止身份错位,遇到情况要及时联系警方或执法部门,避免过度介入的法律尴尬。
　　三是正确处理隐性采访与道德制约的关系
　　正确处理隐性采访和道德制约的关系,就是要体现人文关怀精神。这也是一个媒介所必须有的社会责任心。
　　在前期采访过程中,记者为了完成采访任务,达到采访目的,往往会采取暗访的手法来获取新闻素材。从报道的出发点来看,记者的暗访是为了鞭挞丑恶、净化社会空气、维持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是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但暗访偷录又违背了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标准,人们普遍较为排斥偷拍偷录行为。处理好隐性采访与道德制约的关系,要遵循几个原则:一是报道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更大的社会利益。如坑蒙拐骗的“医托”,造假证团伙,制假售假团伙,贩卖车票的“黄牛党”,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各种社会“蛀虫”,不论记者以何种伪装介入,团伙的非法行为是已经存在的。二是记者伪装介入新闻事件,动机良好,如记者伪装购买黄色录像带,进入脱衣舞场所,进入色情场所记录色诱敲诈过程,虽然于道德上有不妥之处,但动机是为了获取证据,配合警方取缔这些藏污纳垢之地。良好的动机会获得人们对记者采访手段的道德宽容。三是隐性采访地点是公共场合,没有侵入私人空间;四是遵循客观记录原则。■
　　(作者:湖南经视《都市1时间》栏目执行制片人)
　　责任编辑:姚少宝 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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