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优舒绣文_舒绣文

　　从安徽到上海 　　 　　1915年7月15日的傍晚，舒绣文诞生在安庆市安徽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园中。 　　舒家祖居黟县舒村，祖父舒斯笏做过清廷的官吏，父亲舒子胄执教于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母亲许佩兰是广东的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擅长刺绣工艺，在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担任体育、编织教习。舒子胄在家乡本有原配夫人，但他们苦苦相恋，舒绣文就是他自由恋爱结出的第一个果子。父亲为她取大名绣云，祖父又改名绣文，其意是希望孙女长大，既像她母亲长于刺绣，又像她父亲有文化素养。
　　绣文出生之后，父母同时被学校解雇，父亲只身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直到绣文六岁，父亲才接她和母亲同去天津。不久，校方又以舒子胄参加五四运动和鼓励学潮为由，将他辞退。之后，舒子胄在北京邮电局谋到一职，同时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教，全家迁居北京。绣文十分喜爱这个新家。白天，母亲边刺绣边教她识字；晚上，父亲又在灯下教她背诵唐诗。她幻想长大了也像父亲那样，当一个受人尊敬的教师。
　　绣文八岁的时候，以良好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小二年级。她读书十分刻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又是学校文娱活动的骨干。她萌发了将来当演员的愿望。
　　在绣文进入五年级的时候，父亲染上了可怕的肺病，又误听人言，说鸦片可以治病，遂吸毒成瘾，身体越来越坏，又被解雇。继之，绣文的母亲也染上了鸦片瘾。父母烟瘾越来越大，家中被阵阵干咳和烟雾充斥着，为了医治父母的病和维持全家的生计，绣文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铺。尽管如此，她仍没有荒废学业。她很明白，要改变家庭的困境，只有靠自己去奋斗，凭借本领去获得工作，养活父母，培育弟妹。
　　1928年7月，绣文以优异的成绩于女师大附小毕业。进了安徽中学，只读了半年，就因家庭生活无以为继而辍学。
　　饥饿威胁着全家人的生命。十六岁的绣文为了谋生，跟一个在华北楼饭店当舞女的邻居学会了跳舞，并到华北楼当了舞女。为了不辱没舒氏门第，她改名许飞琼。她貌不惊人，买不起华丽的衣着，又洁身自好，因而，请她跳舞的人很少，收入仍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丑陋男人，逼迫舒子胄用绣文抵债，做他的小老婆。父亲居然同意，母亲也没有反对的表示。她愤怒至极，也伤心至极。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她从家中逃了出来，投奔她在舞场认识的一个男人。
　　这人姓褚，是当时《世界日报》一个小有名气的记者，声称自己在影剧界有很多朋友，愿意帮助绣文去上海当演员。
　　1931年夏，绣文来到上海。姓褚的先把她安置在一家小旅馆，他在《时事新报》找到了工作后，又把绣文转移到霞飞路一家俄式菜馆楼下，但绝口不谈给绣文找工作的事，却整天找绣文纠缠不休，并威胁恫吓，要与她结婚。
　　绣文初到上海，人地生疏，哪儿也不敢去。一天，她终于从菜馆伙计口中知道褚某在上海已有两房家室。被欺骗的羞辱和痛苦，使绣文痛恨不已，毅然与褚断绝了关系。但她也同时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这时，一位酷爱艺术，常来菜馆的流亡学生桂公创，听说了绣文的遭遇，深表同情，引荐她结识了住在菜馆楼上的天一影片公司歌唱演员李莲丽。通过李莲丽，又认识了影剧圈里的应文卫、顾文宗等。绣文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
　　
　　田汉为她题字
　　
　　当时我国刚刚拍摄有声影片，许多演员都不会讲国语（普通话），天一影片公司的剧务顾文宗见绣文说得一口流利纯正的北京话，就介绍她去给公司老板邵醉翁的老婆陈玉梅做国语教师；同时，因绣文从小跟母亲学粤语，会讲地道的广东话，所以又兼给天一公司发行香港、南洋群岛的拷贝配译粤语声带。
　　绣文尽心尽力做这份工作，常跟着陈玉梅进出摄影场地，为陈矫正发音。一天，公司正在拍《云兰姑娘》，一时找不到在影片中只有一个镜头的喜娘的合适人选，老板兼导演邵醉翁就让绣文来演。绣文站在镜头前面，灯光亮得耀眼，旁边又围着许多人看热闹，有些紧张，被电缆绊了一跤，结果片子没拍成，反倒浪费了几尺胶卷，遭到老板的嘲讽和毒骂：“你怎么这么笨！算我看错了人，你本来就不是演戏的料！”
　　绣文受不了这个气，抛弃优厚的待遇，愤然离开了天一影片公司。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演戏，还要演出名堂来！
　　正在困难之际，桂公创和王锡禹、洪逗、赵湘林、李也非、魏鹤龄、刘郁民等人组织了集美歌舞剧社，请绣文参加，专演话剧。她宁可一个钱不挣，也愿意去学演戏。集美歌舞剧社到嘉兴、湖州、常州、杭州等地巡回演出了近四个月。绣文参加演出的第一个话剧是楼适夷写的《活路》，她在剧中饰工人妻。后来她又在田汉的话剧《名优之死》中饰演女主人公刘凤仙。她不会唱京戏，更不熟悉京剧艺人的生活，为了演好刘凤仙一角，她拜魏鹤龄为师，每天坚持天不亮就起身，苦练京剧基本功。她又跑去看京戏，向京剧艺人学习，了解他们的生活。经过几个月的苦练，她终于摸到了点门道。田汉去看了她的演出，非常高兴地来到后台，握着她的手连连夸赞，并当场挥毫为她题了八个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正当此时，田洪（田汉的三弟）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指示，专程来杭州组织宣传抗日的进步话剧团体。绣文等几个话剧演员都表示愿意参加。田洪从上海带着地下党员刘保罗、卓农和辛汉文、白杰一同来到杭州，于1932年5月和原集美演话剧的十个演员一起，组成了五月花剧社。田汉为剧社写了成立宣言。从此，绣文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抛弃了单纯为个人“争一口气”的幼稚想法，踏上了为祖国、为人民讴歌、呐喊的战斗行列。
　　
　　从平凡到成功
　　
　　五月花剧社在杭州演出了反对专制、宣传抗日的广场戏《一致》、独幕话剧《乱钟》、《战友》等，场场客满。剧社只有白杰和绣文两个女演员，白杰一时还演不了主角，剧社演出四个独幕剧，绣文担任了三个不同的角色，从中年妇女到女学生，从官太太到穷苦老太婆，有时一天要演出三场，成天为换装赶场忙得不可开交，但她心情很畅快。
　　五月花剧社的抗日宣传演出，引起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注意。他们想用金钱来收买，就给五月花剧社送来八十元津贴和一个名为《合作之初》的剧本，要剧社立即演出，并强调：以后每演一个戏，都要先经当局同意。
　　为了保住这个抗日宣传团体，剧社接下本子，也收下津贴，但对《合作之初》进行了全面修改，使它成为一出进步戏。在国民党省党部派人来审查时，仍按原剧本演出；正式上演时，却按修改本演出。但没演几场就被特务发现了。后来，军警抓走了桂公创、刘保罗和卓农，剧社被查封，绣文他们被驱逐。
　　绣文回到上海，转入田汉主持的春秋剧社，先后参加了《梅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剧的演出，在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思想上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并被左翼剧联吸收为盟员。这一年年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活动在上海展开。田汉、阳翰笙等加入新成立的艺华影片公司，春秋剧社大部分演员也随之加入。绣文参加了《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两部影片的拍摄，开始了她走向银幕生涯的第一步。
　　“艺华”相继拍了几部好片子，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和仇视。当局指使暴徒把“艺华”捣毁，并警告各影院，不准上演田汉编剧的影片。绣文只得随田汉回“春秋”演话剧。不久，剧社负责人王锡禹被捕，剧社被迫停止活动。绣文既不能拍电影，又不能演话剧，通往艺术殿堂的道路再次被堵塞。
　　住在绣文楼下的唐槐秋来找绣文。唐是南国社时代驰骋舞台的老演员，创办了一个职业剧团，叫“中国旅行剧团”，请绣文扮演《梅萝香》中的小兰春。1934年，“中旅”到南京，《梅萝香》首次在陶陶大剧院公演，一炮打响。
　　同年7月，“中旅”为抗日将士募捐寒衣和药品，组织义演。义演的剧目有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讨渔税》，绣文饰演女儿桂英。开排时，恰好著名京剧演员卢翠兰正在南京，绣文登门求教，悉心揣摩。演出又一次轰动了石头城。舆论认为唐槐秋与舒绣文的演出“珠联璧合”，把流落江湖的英雄父女演活了。
　　绣文在“中旅”半年光景，先后为南京观众演出了七个剧目。在这所艺术实践学校里，绣文那独特的表演才华得以充分展露，使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演员，一跃成为观众心目中的明星。
　　此后，绣文在明星影片公司先后参与了《夜来香》、《热血忠魂》等十多部影片的拍摄。起初是“硬里子”，后来当了“挑大梁”的主角。她还应邀参加了田汉、阳翰笙在南京组织的“中国舞台协会”的《械斗》演出和一些业余话剧的公演。这是绣文作为性格演员闪耀光芒的全盛时期。绣文有种种条件适于演话剧、拍电影，但作为女演员，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单眼皮和一笑鼻子就皱起来。为了演好戏，每晚睡前，她就用胶水把上眼皮粘贴出一个槽。粘贴的过程不但麻烦，而且十分痛苦，不能闭眼睡觉。但久而久之，居然变成了真正的双眼皮。为了克服笑时皱鼻子的缺陷，她注意不尽情地笑，竭力把笑颜表现在面颊上，把笑意透露在嘴唇上面，不动用鼻子。这样每时每刻注意，终于在大笑时，鼻子也不皱了。她的毅力使她获得了成功，从《梦里乾坤》一片起，她开始演主角了。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各影业公司纷纷关门。绣文全家生活又陷入了困境。这时，武汉电影股负责人到上海约人到武汉去拍宣传抗日的影片，绣文就带着妹妹和黎莉莉、史东山、高占非、陈晨、王士珍、钱江一起来到了武汉。
　　
　　在历史的大潮中
　　
　　绣文一到武汉就病倒了。先期到达武汉的南京怒潮剧社，正在排演阳翰笙编剧的《前夜》，绣文自愿请求在该剧中扮演只有一句台词的女用人。这位赫赫有名的大演员，不顾病后体弱，认真排演，全体演职员都被她对戏剧的酷爱、忠诚和那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感动。
　　10月，在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政治局第三厅所属电影股武汉摄影场筹备就绪，开始拍摄第一部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这是第一部宣传抗战的影片，史东山编导，魏鹤龄饰男主角刘山，舒绣文饰女主角刘山妻。影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热烈欢迎。绣文把自己的爱国热情融进人物，演得真挚朴素，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周恩来亲自向绣文祝贺成功。
　　不久，电影股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撤往重庆。绣文在重庆又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并经常得到他们的关怀。绣文演的每一个戏，他们都是必看的，他们还常常请她到曾家岩五十号吃饭。那经常折磨得绣文头痛欲裂的鼻炎，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治好的。在重庆时期，绣文主演了《好丈夫》、《塞上风云》等影片，还演了《为和平而战》、《雾重庆》、《棠棣之花》、《虎符》、《蜕变》、《天国春秋》、《大雷雨》等数十部话剧，并参加了轰动山城的《全城总动员》的演出。
　　绣文谦虚好学，凡是剧中不懂的事，绝不装懂。她戏德好，爱艺术超过爱自己。在《中国万岁》一剧中，男主角要打她的嘴巴。每次上场之前，她总要求那位男演员在台上要真的狠狠打。她说：“你别照顾我，我忍受得了。只有使劲打，才会激起我愤怒之情，才会把戏演好。”有一次，那位男演员下死劲地打，打得她头晕目眩，身子几乎支持不住，摇晃着要倒下去。她也恨他到极点，舞台上气氛逼真极了。绣文后来回忆说：“我恨的是那个角色，没恨那个演员。虽然他事后很有歉意，我则对他说，‘谢谢你’。”
　　绣文在政治上也逐渐成长起来。在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的帮助下，她第一批参加了党直接领导创办的中华剧艺社。1940年秋天，她随《塞上风云》外景远征队去内蒙古，来去时途经延安。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召开了盛大的露天欢迎会欢迎他们。会上放映了绣文主演的电影《好丈夫》，毛主席亲自参加大会，握着绣文的手说：“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会面！”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又在枣园一间简朴的房子里接见了摄制组的全体成员，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大后方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他们的纪念册上题词：“抗战、团结、进步！”朱总司令给他们讲了百团大战，并留他们吃了饭。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在延安来去住了三星期，看到了党中央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绣文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之情使她向党中央提出“要求留下”的愿望。党中央电询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立即打来电报：“为了抗战大业，避免摩擦，一个也不许留。”
　　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1946年年初，绣文又回到了上海。家中只剩下一个多病的父亲。她抱住父亲痛哭一场后，又去南京参加话剧《清宫外史》的演出，饰西太后。七八月间，她又参加了蔡楚生编导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在这部影片中，绣文扮演“抗战夫人”王丽珍。这部影片上演后，产生了轰动效应，博得国际国内电影界的一致好评，至今仍被观众奉为20世纪40年代电影的规范巨制。
　　继之，绣文又在上海国泰、大同影片公司拍了三部影片，还为实验剧社演了话剧《春寒》，为苦干社演了《天国春秋》。生活有了相对的安定，她领养了个儿子，取名兆元。
　　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保护在国统区工作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党安排他们分期撤往解放区和香港。1948年5月，绣文和顾而已、孙道临、欧阳予倩一道转移到香港。她成为香港电影界红得发紫的演员。许多影业公司争相和她签订合同。她与地下共产党人主持的大光明影业公司签订了合同，拍了《野火春风》、《恋爱之道》，又被特邀在永华影业公司拍了《春城落花》和《大梁山恩仇记》。
　　她的别墅明亮宽敞，生活很舒适，但国内的形势牵系着她的心，她盼望着解放大军胜利的消息。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9年4月的一天，地下党员叶以群给她带来了周恩来的信，请她回内地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她毅然放弃了永华影业公司正要与她签订一年的合同，5月中旬回到北京。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绣文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紧握着她的手说：“绣文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你们文艺工作者要向工农兵学习，要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总理很关心绣文的身体，担心过分劳累的电影工作影响她的健康，1957年年初，把她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来，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被评为一级演员（当时一级演员只有四人，另外三人是赵丹、白杨、金焰）。
　　
　　永远的舒绣文
　　
　　绣文在舞台上、电影中常常以扮演性格泼辣的女性著称，在台下她也确实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但不能用“泼辣”两个字来形容她。她表里一致，有话当面说清楚，绝不遮遮掩掩；平时严于律己，对他人也一样，有什么意见爽爽快快说出来。但她从不盛气凌人，也不有意揶揄人，许多人都愿意同她交朋友，打交道，因为和她交往，可以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她对人坦白、信任，是一个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她长期负担着父亲在家乡的原配妻子“大妈”的生活，还把曾照顾过大妈的一位邻居的女儿接到上海，培养她上学成材。在重庆时期，她曾给许多失业的导演和演员以接济。接受过她帮助的人，数以百计。在武汉第三厅的时候，绣文认识了孩子剧团强明小朋友，撤退到重庆时，孩子剧团被解散了，强明兄妹生活无着，母亲帮人洗衣也难以维持生计，绣文就把他介绍到电影厂做工，又瞒着强明，每月五十元长期接济他家。有次，她没现钱，就将手上的戒指脱给强母。强母拿去典当时被强明发现，强母这才无奈说：“舒小姐说你已不容易了，不能伤你的自尊心，不让我告诉你！”在演《天国春秋》的时候，后台有个打杂的失学学生李天济，绣文总是帮助他。没饭吃，给钱叫他去买；没棉衣了，给钱让他去做。有次，李天济不小心险些将她的斗篷撕破了，若是别人，就要告诉舞台监督，把他赶走。她反而安慰他，帮他隐瞒，“别怕，我不说，你也不要说！”强明和李天济后来都成了上影厂知名的艺术家。绣文在北京人艺工作期间，凡同事、朋友遇有困难向她告借，她总是把活期存折交给人家，让他们自己到银行去取，还款时也由借款人到银行去存。有人说：“舒大姐是我们剧院第二财务科，借钱不用领导批，不用写借条，不用摆出许多理由。”
　　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吕恩（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丈夫从长期落户的农村回家探亲，绣文约他去吃午饭。她把仅有的一块腊肉蒸了，煮了大米饭，要他多吃，吕恩的丈夫把一碗腊肉吃个精光，还狼吞虎咽扒进了三大碗米饭。绣文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仿佛自己享受了一顿美餐似的，而她自己只喝了一小碗米汤。
　　1965年春天，绣文病倒了，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做心脏手术。行前，她叫儿子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几万元人民币送给剧院领导，交了党费。她是想，万一手术失败，这就是她最后的一点儿贡献。
　　秋天，绣文经过一场大手术，死而复生，回到北京。北京人艺的同事们都来看望她，从大家的表现和语言中，她已预感到有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到来。果然，“风暴”来了。刚刚动过手术应该长期卧床休养的绣文，被押到了批判会上。几天工夫，她就面色苍白，双目失神，两颊深深凹陷，胸部以下都被腹水鼓胀得隆了起来。她一只手扶着墙壁，张着发青的嘴唇喘气，移动着颤抖的双腿，十分吃力地下着一级级台阶，去接受每一次批斗。后来，造反派又勒令她每天到灯市口人艺制作间大楼接受“群众专政”。她的病越来越重，想躺一会儿都躺不下去，只能坐着。她陷入了一种恐惧之中――不知道还要挨多少次批斗。她已无法独自行走，叫儿子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她送到批斗会场。造反派见她从车上下来，奔上去就打了她两个耳光，骂道：“你真会享福！为什么不走来！”“走不了就爬来！”她刚掏出两块钱给蹬三轮车的工人，造反派就抡起棍子把她打倒在地上。
　　顷刻间，“舒绣文还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标语横空挂起来了，大字报、漫画贴满了墙，广播里也在叫喊：“舒绣文不低头认罪就叫她灭亡！”
　　夜幕降临，儿子见母亲没回来，就和女朋友曲青云悄悄去寻她。舒绣文此时正在艰难地往回爬着。儿子扑过去，把她背回了家。以后就由儿子用自行车推她去挨批斗。
　　1967年冬天，舒绣文被造反派逼到室外给他们贴大字报。她冻僵了，口吐白沫，昏死过去。因为她是“黑帮”，被塞进同仁医院大病房，儿子因为她的株连也被送到农场劳动去了，曲青云毅然承担起照料绣文的任务。有天，青云出去办事，护士竟把绣文赖以活命的牛奶送给了别人，医生也不给她认真治病，她还不时被外调的人提审，甚至挨打、受辱。她的身体越来越坏，两腿肿破了皮，黄水直流。
　　1969年3月16日这天，曲青云有急事去了郊县，走前特地到医院和绣文打了个招呼。绣文自青云离开后，一直脸朝门坐着，两眼一动不动看着门外。她在等青云。晚上，她把自己最喜欢的黄色毛衣穿到身上，梳了头，口中不住地喃喃：“青云还不回来！”半夜里，她突然瞪大眼睛，大叫：“兆元！兆元！”又喊：“青云，青云！”她终于没能等到他们，次日――3月17日――清晨7时15分，孤苦地离开了人世。
　　1979年5月15日，邓颖超同志亲自主持，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舒绣文举行了追悼会，为舒绣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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