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小报_送别《SOHO小报》

　　《SOHO小报》神秘地停刊了。对一份创办了9年的企业内刊来说，有很多喜欢它的作者和读者，突然停办了，免不了引来各种猜测。 　　 　　《SOHO小报》神秘地停刊了。张欣、潘石屹和主编许洋，只是选择微博解释了两句，媒体对此似乎也波澜不惊。张欣的说法是：“纸媒杂志似乎不再适应我们的节奏，而怎么在更大更广更有影响力的新媒体中继续我们的文化追求就成了我们的新课题”；潘石屹的说法和张欣差不多：“我想一定要依赖先进的技术和互联网”；许洋只是说：“在这个热衷谈论成功、财富和时尚的年代，《SOHO小报》安静并执著地走完了她的路。”另一位主编李楠，似乎在想另办一份刊物：“我还在寻求新的渠道和方式将内容延续下去。”
　　对一份创办了9年的企业内刊来说，有很多喜欢它的作者和读者，突然停办了，免不了引来各种猜测。有说因小报挣够了名气，边际效应在递减；有说缺钱的；有说现在张欣主事了，对小报效果并不看好。不过从张欣和潘石屹的话来看，他们显然对微博等网络新媒体更情有独钟。
　　不过，作为一份企业内刊，《SOHO小报》的停办引来很多媒体人和学者的惋惜，这本身就证明了它的成功。它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让人们看到一个商业企业也可以用一种文化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诸多表示遗憾的声音中，《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总结得还是很到位的：“它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本新知识分子杂志，既能包容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又有相对比较突出的、不断在发出的较响亮的声音。它不用考虑市场，也就不用在市场与自己想要发出的声音之间做让步与平衡。”一份企业内刊，如果能不局限在自己的商业或行业利益中，不以盈利为目标，始终用一种文化和学术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和公共事务，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企业责任。只是到目前为止，能认知到这份责任的企业不多，或做得不够出色，于是人们只记住了《SOHO小报》。
　　《SOHO小报》让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呈现了一种公共学术的特征。上世纪中叶以来，学术的专业化、等级化成为学术的主要特征，使得学术完全远离民众的公共生活。但是由于大量现代传媒的出现，尤其网络的普及，不仅改变了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分享的途径，也在改变人们对学术和知识标准的看法。比如现在各类媒体上出现的评论文章，已成为当代最活跃的一种文体。然而这种文体，在目前学科中，并没有自己的位置。
　　如今很多人文学者为报刊或网络，撰写一些不被学术体制认可的文章，在我看来，就是公共学术的一种雏形。这也是很多学者愿意为《SOHO小报》写文章的原因，大家都在探索一种学术转型的新样式。并不是《SOHO小报》才有这样的特征，很多新闻、财经周刊都在做这样的探索。只是这些市场化的周刊，因为市场需求，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新闻上，弱化了公共学术的特征。在这方面，像《SOHO小报》这样的企业内刊，反而能显出它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办得更纯粹，对市场更无所顾忌。
　　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这里受到每个个体对公共事务关注的视野和精力的限制。公共学术致力打破的就是这样一道屏障，它不仅从不同的专业角度，也从不同的利益阶层，来关注不同的公共事件，使得民众能打破那些因体制或阶层带来的盲点或成见，让每个人的认知更接近外部世界的真相。它直面公众，关注的也是与公众和社会相关的公共知识和福祉。公共学术，不仅在带领公众一同超越等级化、专业化的学术禁锢，也在改变由体制精英垄断学术资源的局面，催生了一个新知识阶层的崛起。在这场公共学术的洪流中，既有各类媒体、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贡献，同样也有企业的一份责任。《SOHO小报》可以说是企业中做得比较出色的一个代表。
　　事实上，中国传统学术强调的是文史哲不分家，强调的是“经国之大业”的文章观，强调的是韩愈所言的“文以载道”。这里的“道”，既代表真理，也指一种公共精神。中国的学术传统，就是对政治、社会及日常生活进行评论的传统。在东西方，这一点认知是相同的，就是知识分子和“士”都被看作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而守护的方式就是公共学术。
　　随着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加入，我相信公共学术不仅会贡献出更具公共价值的精神产品，也能更大程度地激发社会与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力。《SOHO小报》停刊，可能是企业对其所呈现的公共学术特征认知不够清晰。企业看到的或许只是《SOHO小报》与外界的沟通功能，并没想到它在推动学术转型中也出过一份力。
　　（摘编自《财经国家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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