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心理治疗一般要多久

　　摘要　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是辨识心理治疗的活性成分和改变机制，是心理治疗效果研究的重要领域。心理治疗过程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改进及研究结果的新发现等方面。对未来研究的几点建议：活性成分的层次性观点，改变机制的双线研究及与治疗过程模型的结合，借鉴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改善RCTs时间设计，关注质化研究，临床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合作，以及开展本土化研究。
　　关键词　心理治疗，过程研究，活性成分，中介变量，改变机制
　　分类号　B849；R395
　　
　　1　过程研究的兴起
　　
　　在心理治疗的效果研究领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做得最多的是结果研究，以随机化临床试验(randomized clinical trail，RCT)为研究范式。目前较统一的看法是心理治疗对几乎所有的心理困扰都有相当积极的效果(夏勉，江光荣，2005)。如果不考虑治疗取向或诊断类别，治愈率与改善率分别约为60％与65％；复发或恶化率约为5％到10％(Lambert，2007)。但为何治疗能够奏效?结果研究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过程研究则可以。早期，研究者着重通过编制量表来测量特殊的治疗事件与即时的会谈内结果，并运用录音技术，通过对会谈中对话录音的言语质量和情绪水平等进行编码，来获取会谈双方互动的信息。到80年代中期，研究者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会谈内行为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上。与前期关注治疗过程(therapyprocess)不同，此时研究者开始关注改变过程(process 0fchange)，即不再局限于对治疗特殊事件的描述，而是注重事件对最终结果影响的探讨。因此，在心理治疗效果研究主题的分类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将改变过程的研究独立出来，称为过程一结果研究，结果研究与过程研究分别为另外两类(如，Elliott etal，，2001胡姝婧，江光荣，2008)另一种观点认为改变过程研究表示了过程研究关注重心的转移，把对过程的研究作为理解改变过程的途径之一，所以分为结果研究与过程研究两类(如，Kadizn，2007；Paehankis&Goldfried，2007)。本文采用了第二种观点的分类。
　　进入90年代以来，临床工作者面临营来自管理式医疗责任制和质量保证的压力，这使得结果研究成为研究者的工作重心。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治疗改变的机制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过程研究重新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美国心理学会的临床心理学分会专门成立的心理治疗研究工作组已对此提出要求(Weisz et al.，2000)。最近，由美国心理学会的临床心理学分会和北美心理治疗研究协会共同发起组织的另一工作组，也提倡运用先进统计手段和研究方法来澄清可引导当事人发生改变的治疗规则(Castonguay&Beutler，2006)。
　　可以说，过去50多年来，心理治疗研究的重点正逐渐从结果研究转向过程研究，且近年来在过程研究领域中也正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在对假设，检验式的量化研究做出改进的同时，对发现式的质化研究的渐趋重视；以及研究者对简单的线性研究的不满，开始转向复杂的非线性研究等。这些变化和趋势无疑是心理咨询与治疗研究领域特别值得重视的。
　　
　　2　研究内容的扩展
　　
　　一直以来，对发生在个体水平上的治疗有效因素的探寻是过程研究主要的内容。另外，个体在治疗中的症状改变路线及疗效的增强因素也是过程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但近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趋势。
　　
　　2.1　从因素研究扩展到机制研究
　　当前对心理治疗疗效原因的探索中，主要有两类研究，一类试图找出治疗中存在的活性成分 (activeingredients)。另一类则沿用了心理学研究的传统概念，将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作为疗效研究的对象。由于这两类研究都是在探寻治疗过程中产生疗效的因素，因此，可统称为因素研究。尽管此领域的研究中也有“机制”的提法，但它与“活性成分”、“中介变量”等概念是混淆在一起的，一般认为找出了活性成分或中介变量，即是揭示了治疗的机制(如，Johansson&Hoglend，2007；Kraemer et al，2002)。但最近，Kadizn(2007)将“机制”概念予以澄清，认为机制是“效果的基础，即是解释改变发生的过程或事件”。中介变量或活性成分只是一种独立性、静态性的因素，并不能解释改变发生的确切的过程。机制的解释则更特殊、更具体，层次更深，反映了治疗(或某个变量)致使改变的步骤或过程，是一种过程性、动态性的解释。
　　这类机制问题的研究目前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对此有过探讨。如Kadizn(2007)提出理解心理治疗机制的一条途径是，将在治疗情境以外的神经病学或生物学指标来描绘人们的社会互动；江光荣(2003)曾对治疗关系在心理层面上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讨论。也有研究者如Adolphs等人(2003)开始着手此类研究。虽然在治疗关系是如何引发症状改变的问题上，其神经生物学描绘与具体解释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这已超越了当前治疗文献中的研究，并预示着深度理解治疗机制的开始。
　　
　　2.2　从治疗过程扩展到复发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过程研究关注的是随着治疗的展开患者发生改变的过程，Witkiewiz和Marlatt(2007)则将过程研究扩展到某些病症在治疗后的复发过程，认为对复发过程及复发预防的关注标志着研究者尝试去更好地理解治疗后的改变，包括个体“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回到治疗前的问题行为。在对复发的决定因素进行辨别(个体内因素与人际间因素)并根据其与复发行为之间的时间长短进行区分(远端与邻近因素)之后，他们结合复发的潜在的波动过程(tomc process)和动态的阶段过程(phasic process)，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复发过程动态模型，并应用非线性的动态系统理论中的突变模型(catastrophe model)对其进行建模与评估。这些工作增进了对复发过程的确切理解，其研究结果为选择理想合适的复发干预治疗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复发作为诸如抑郁、药物滥用、精神分裂症、躁狂、性侵犯、危险性行为、节食、焦虑障碍等病症治疗后的常见现象，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这项工作是传统意义上的治疗过程研究的延伸，两者的结合将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双向把握患者心理改变的过程，最终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WitNewiz和Marlatt(2007)的研究附带的意义是，其对复发过程的动态建模值得当前心理治疗过程研究中采用主流的单路径、线性研究范式的研究者们思考。
　　
　　2.3　从个体水平扩展到社区水平
　　一般地，过程研究在个体和团体水平上进行。目前，研究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更大的单元 ―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所组成的社区。例如，Prinz和Sanders(2007)的一项对受虐儿童的家庭养育和支持的研究就走出了治疗室来到社区。这种社区水平研究中的过程问题大大地相异于治疗室中的过程问题。社区水平的治疗实质是一种心理社会的干预，它必须考虑的过程包括：资金保管者和临床医生的契约，导向的组织因素，借助媒体和传播策略来使人群获得充分的服务，以及促进项目的施行等。特别地，对于有效干预在社区中的施行问题，他们建议应考虑到广泛的、系统的影响因素，包括通过项目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来更接近真实的数据，使项目具有多学科基础，建立具有可进入性的项目，增强评价者、实践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等。Prinz和Sanders(2007)的研究示范了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可以扩展到干预模式的社区推行过程。
　　社区水平的过程看似与传统的心理治疗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主题，但从提高心理治疗在临床工作中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所走的路径不同。传统的过程研究是从治疗内部去寻求提高疗效的方法，而社区水平的过程研究则是从治疗所在的外部环境去发掘提高疗效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水平的过程研究是一种新型的过程研究，它使研究从微观层面走向了宏观层面，这将在社会组织层面上提高心理治疗项目的应用性与有效性。这种拓展会对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及政府心理健康政策的制定产生极大的影响。
　　
　　3　研究方法的改进
　　
　　3.1　量化研究中时间维度的加入
　　相关研究、序列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分解与构造研究(dismanfling and constructive study)等是过程研究者采用的量化研究方法。其中，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不能确定关键变量与治疗结果的因果关系。分解与构造研究在过去50年中对活性成分的探索也没有较大进展(Lambert，2005)。序列分析则由于其统计分析十分复杂繁琐，与巨大的工作量相比得到的有用的结果可能微乎其微，从而导致其应用不太广泛(胡姝婧，江光荣，2008)。
　　最近，Laurenceau等人(2007)对RCT设计做了改进，加入了之前被忽略的测量时间因素，用以对治疗过程进行追踪。虽然之前一些方法论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测量的时间和间隔问题，但却很少在实验设计的指导原则层次上讨论这个问题。例如，近来被美国心理学会所采纳的CONSORT声明(consolidated standards ofreporting trials，临床试验报告的统一标准)建议在治疗前后对结果变量进行测量，却没有提及如何使用多重测量来提高机制研究效果。因此，Laurenceau等将RCT与纵向研究中一种基本的设计――时间设计(temporal design)相结合，提出了RCTs时间设计(temporal design of RCTs)，即对结果变量与中介变量或活性成分以会谈为基本单位的多点测量。Laurenceau等指出，可以通过增加测量的次数和缩短测量的间隔来把握治疗过程的改变，而适当的测量时间点和测量间隔需要与一定疗法的治疗改变理论相匹配。对RCT的时间细化考虑无疑会增强它在过程研究中的能力，但在实施中却遇到一些问题。据Garland等人(2003)的调查，此种研究的最大阻碍来自施测和评分所需的时间，因而建议编制简短、反映灵敏和易于解释的量表以保证研究的可行性。此外，研究中的被试效应也是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此种设计需要使用精细的分析方法。目前应用于追踪研究数据的新型处理方法中，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lllVe model)可以分析随时间的改变轨迹，但局限是不适用于总体不同质的情况(刘红云，2007)。另一种被称之为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ixed model)的分析技术可以克服前者的缺点，但局限在于其实质是线性回归，而现实中患者的变化可能是线性的，也可能是摇摆的、突变的(Hayes et aI，，2007)。最近，动态系统模型(dynamical systems modeling)的分析方法被引入，它将心理治疗过程视为一个稳定和变动相结合的动态过程，对非线性和非连续的变化轨迹进行建模，可以较真实地反映出个体的变化情况，使研究者更接近个体的改变机制。此外，还可以进行中介作用(mediation)分析来确定中介变量。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系列回归分析模型是其中应用较广泛的方法。它与RCTs的时间设计的结合，可以解决中介变量与结果发生的时序问题。
　　
　　3.2　质化研究的逐渐重视
　　当今社会普遍推崇科学是获得知识的唯一方法，在这样的方法论认识下，主流心理学研究采用的是量化研究范式，所以多数的过程研究至今仍是量化的、假设，检验式的。然而，研究结果中却有很多令人失望的笼统的或矛盾的结果，尤其是当研究者试图从一个概括的、评价性的变量(如，治疗关系)深入到一个具体的、临床性的现象(如，治疗者干预的类型)中的时候(Stiles，1996)。其原因可能在于那种只强调理性、客观、线性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范式对在临床治疗中存在诸多因素综合影响，其改变过程呈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过程研究并不完全适合。Stiles(1996)就曾强烈批评过这种量化的过程研究范式。尽管这种不满并未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Hayes et al.，1996)，但质性研究在此领域的重要性已逐渐被提升起来。有人(E1Hott et al，2001)认为现在应是研究者采取更加开放的、发现取向的方法来理解治疗改变的时候了。其具体研究方法除借用心理学领域外的现象学(ohenomenology)、诠释学(hermeneutics)、人种志(ethnography)、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会话与会谈分析(conversation／discourse analysis)等方法以外，已有专为心理治疗过程而发展出来的完整过程分析(comprehensive process analysis)以及共识质化研究(consensual qualitative msearch)(Hill＆Lambert，2004)。而在研究者的工作及论文发表的情况中，这种态势也有所体现，期刊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Psychotherapy Research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编辑出版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问题的质性研究特别专集，Elliott等人(2001)对过程研究中的质化研究方法做了详尽的介绍，张日?等人(2008)也认为过程研究是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中非常适合采用质化研究的主题。 　　
　　4　研究结果的新发现
　　
　　4.1　关于症状改变的路线
　　对心理治疗改变的一般假设是，改变是渐进的、线性的。然而，已有研究发现一些心理治疗的过程是非线性、非连续的。在焦虑障碍方面的研究中，Nishith等人(2002)考察了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妇女在延长暴露及认知识加治疗过程中症状的改变路线，结果发现曲线函数比线性函数能更好地拟合PTSD症状在两种疗法中的改变过程，表明焦虑是先增加后减轻。Gilboa-Schechtman和Foa(200I)考察了性侵犯后三个月中的自然康复过程，也发现早期的激烈反应预测了日后的康复，而延迟的激烈反应则预测了日后更严重的症状。这些发现表明即使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创伤后随即一段时间内的高度症状反应也会促进康复的过程。
　　在抑郁的治疗中已有三种非连续的改变被辨别出来。Ilardi和Craighead(1999)在对抑郁症的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中发现了“早期快速反应”(early rapid response)模式，即到第四次会谈为止，抑郁症状急剧减少，而后改变开始变得平稳。Tang等人(2005)在对抑郁的认知疗法治疗的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发现了“突然获得”(sudden gmns)模式，表现为在早期会谈的间隔中，有一个会谈间隔里症状有急剧改善，且不会倒退。而在Hayes等人(2005)对抑郁的认知与暴露疗法的结合治疗中却发现随着早期的一个快速反应模式之后，在进入到暴露阶段，症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加重的现象，即“抑郁尖峰”(depression spike)。后两种改变模式都预测了治疗结束时抑郁症状更好的改善。此外，治疗后的结果保持也是非平缓的。Witldewiz和Marlatt(2007)的研究就表明，表示突然、非连续改变的尖突变模型(cusp catastrophe model)比线性模型能更好地与治疗后的复发过程相拟合。
　　不同的改变模式可能潜藏着不同的改变机制。所以，对改变路线的研究可以揭示改变的速率和稳定性，从路线的形态上了解何时发生了最大改变，进而增加对在此处发生作用的因素的理解和操纵，来加大改变的速率。研究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可以揭示无效者的信息，对无效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4.2　关于治疗的活性成分
　　目前，此研究领域存在三种观点，即独有成分(unique ingredients)、共同成分(common ingredients or commonfactors)和中间立场。独有成分的研究结果比较混乱。持中间立场的研究则较为缺乏，且没有大的进展。在共同成分的研究结果中，以Lamber总结了40年来关于结果的实证研究后于1992年首次提出，Miller等于1997年修正的“大四”共同因素(the Big Four common factors)被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具有广泛的影响(Castelnuovo et al，2004；Dfisko，2004；Saggese，2005；Sprenkle&Blow，2004)。这四种共同成分及其所占比例为：当事人和治疗外因素占40％，关系占30％，期望占15％，模型或技术占15％。
　　近年来，有学者对活性成分的假设提出异议，认为活性成分只有在条件适当时才发生作用，在另外的情况下是无效的，进而提出了时间特异、个体特异或问题特异的改变模型，如Stiles等人(1990)提出的同化模型(assimilationmodel)和Stiles等人(1998)提出的反应模型(responsiveness model)。这些模型关注治疗的情境性、患者的特异性和治疗的动态性，这是与活性成分观点不同的。
　　活性成分具有条件性的看法与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结合的图像是类似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活性成分是一种作用性因素，比如治疗关系，它本身就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带来患者症状的改善；而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则分别属于过程性因素与背景性因素，它们本身并不会发挥作用，只是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改变的表现与影响表现的情境。所以，两者是不同的。那么，根据Stiles等人的模型就能断定没有活性成分的存在吗?还为时尚早。活性成分研究对心理治疗领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即使是最好的疗法也不可能帮助所有的患者，对活性成分的识别可以通过在未来试验中利用这些变量来确保治疗的效果(Kraemer et al，2002)。第二，通过综合研究的结果，能有助于提取各疗法的共有改变机制，来促进不同疗法的统合(汪新建，2003)。第三，已经通过实证证明的活性成分可用作“适合性治疗策略”的“特制变量”。在适合性治疗策略中，这些活性成分被管理和调整，使得治疗是为个体量身定做的(Collins et al.，2004)。
　　
　　4.3　关于治疗改变的机制
　　从机制定义的“过程”性来讲，似乎机制研究早就存在，比如，Karver等人(2005)提出的共同成分过程模型，Hill和O"Grady(1985)的描述患者与治疗师互动的过程模型，以及Hill(2005)提出的一个新的泛理论过程模型等。这些模型实质是一种描述治疗进展阶段或治疗操作的过程模型，并未揭示出治疗操作如何引发改变和患者身上所发生的改变过程，因此不属于机制研究。
　　在探讨改变机制的问题上，最近Mergenthaler(2008)提出了一个以心，脑交接为理论基础的共鸣的心智理论(resonating minds theory)，认为心理治疗会带来脑的变化，这种生理变化又会引发情绪、认知和行为管理的改变，进而影响后续治疗类型的选择。Mergenthaler建议用治疗循环模型(therapeuticcycles model)对此理论进行实证评价。
　　
　　4.4　关于疗效增强的因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发现剂量，即治疗中会谈的次数，可以增强疗效。已经证实剂量与当事人进步和正常化的可能性呈正比，并在较高的剂量水平情况下问题复发的可能性减少(夏勉，江光荣，2005)。现在一些研究者正致力于提高治疗效果的研究，他们通过对治疗过程进行管理和提供反馈信息来达到这一目标。目前已有研究证明，给治疗者提供当事人每次会谈后的效果信息可以增加会谈的次数以及提高治疗效果(Okiishi et al，2006)。
　　
　　5　问题与展望
　　
　　目前，过程研究已在心理治疗研究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研究内容与方法都出现了新的趋势，并且也有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迄今为止，研究者还不能确切地解释心理治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即便是目前活性成分研究中最为肯定的结果之一的治疗关系，其研究也大多是相关研究，不能确 定它对治疗结果的因果关系。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还很不成熟，正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方向的要点如下。
　　第一，活性成分的层次性观点。在活性成分是否存在的问题上，有人提出活性成分具有条件性，这种看法是吸引人的，而且又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据此做出结论，认为治疗中没有普适的因素存在，还为时尚早。虽然来自治疗关系的研究大多是相关研究，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患者不信任、甚至讨厌他的治疗师，那么对他的治疗是不会成功的。治疗中的活性成分可能具有层次性，其中某些成分具有基础性，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而另一些成分效用的发挥需视具体情境而定。活性成分研究的任务是找出基础成分，但其相对观点也提醒研究者，研究中未证明疗效的成分并不一定无效，应采取开放的态度来面对研究结果。
　　第二，改变机制的双线研究及与治疗过程模型的结合。深度解释治疗改变发生过程的改变机制研究，必须进入到患者改变的心理机制和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层次上。这两者均是从患者内部所发生的变化过程来解释疗效产生的原因，可以说是疗效起因的根本解释，是需要研究者在未来工作中进行研究的方向。此外，改变机制的研究可与Hill等提出的从患者外部描述治疗过程的模型相结合，用以对整个治疗改变形成一个全面、完整的图像。总的说来，心理机制与神经生物学机制是改变机制研究的两条路线，它们与宏观的治疗过程模型的结合，将会对治疗改变的发生做出全面而精确的解释。
　　第三，借鉴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治疗改变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的探寻决定了这类研究必须借鉴诸如神经科学等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而来自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治疗改变的发生提供了神经生物学水平上的证据。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欢迎来自临近学科的研究成果，或许在本学科研究遭遇瓶颈时，它的未来将借助这些成果而得以深入与扩展。
　　第四，改善RCTs时间设计。RCTs时间设计在过程研究的历程中是一个大的进步，它为未来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从理论上讲，这种设计由于对中介变量与疗效的多次测量，可以掌握二者的改变情况，来确定它们的改变的时序问题，为二者的因果关系增加说服力。虽然Laurenceau等人(2007)认为测量的间隔需与一定治疗理论的设想相匹配，但如果测量间隔较长，包含2个及以上的会谈，那么在此期间，若两个变量均发生变化，这就不能对其时序做出判断。如此看来，测量间隔以1个会谈为好，这样可以减少两变量在同一间隔内均发生改变的情况的发生。对于二者在1个会谈内仍同时发生改变的情况，可对假设活性成分直接进行控制，即变原来无治疗的控制组为无活性成分组。这样的改变在实际的运用中会有很大困难，且对某些因素并不合适，比如，治疗关系，在治疗中来自人际的影响是时刻存在的，治疗者很难做到对这种变量的控制，并且这样的试验对患者来说是不道德的。
　　第五，关注质化研究。虽然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呼吁采用质化研究，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其可能耗费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及对理论素养的高要求和研究发表的困难，这类研究仍十分缺乏。但由于质化研究常带有发现的性质，它在过程研究领域的应用是十分必要的。虽然目前众多心理疗法理论的建立阶段即为发现式的质化研究，但这并不排除仍有尚未被总结出的因素或机制的存在。而且它关注人类体验，重视人们自身的叙述、解释、情景和意义，是对现象的深度研究。这对于治疗改变机制心理层面的探索是非常合适的。
　　第六，临床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合作。历史上，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各自工作于独立的领域。直到今天，这种局面依然存在。有研究者认识到，除非心理学家努力减少这种分裂，心理治疗的研究是没有前途的(Pachankis&Goldfried，2007)。为使研究结果具有临床实用性，除了将改变机制研究作为一个途径之外，有研究者提出了另一些办法。如，Prinz和Sanders(2007)提出让患者对治疗效果进行自我评价，使治疗建立在跨学科基础上，建立可进入性治疗，增强评价者、临床医生和消费者的合作等。Westen等人(2004)建议对特定的治疗成分进行研究，而不是整个疗法，因为这些有效的策略或规则对临床医生来说更有实用性；以及将临床工作作为自然实验室来获得数据。也有人对促进两者合作做出了新的尝试。比如，Bradley等人(2005)注意到，应用研究网络的建立正在兴起。在此网络中，来自社区的临床医生会提供资料以供研究者使用。相信随着临床工作者与研究者合作的展开，临床工作与研究工作将会出现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第七，开展本土化研究。在国内，心理治疗业本身不够成熟，对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更是十分缺乏。在倡导心理治疗本土化的今天，进行过程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且可以考虑从中西方文化传统下形成的中西心理差异入手。比如，从对“咨询风格，，这一共同成分的反应差异去进行研究。非指导性的咨询风格是很适合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治疗与咨询；我国则有很多研究发现东方人的权威心理使得他们希望咨询师是专家、权威，有特别的知识和经验，可以给予他们建议、指导和忠告，甚至直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成为矛盾和问题的调解人(张宁等，2001)。对类似问题的研究可以在共同成分变量的具体取值上得出适合我国国民心理的新结果。再比如，东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整体感知与部分分析、直觉体验与逻辑实证等方面的差异。从这些思维的差异上进行研究，则可以揭示出我国文化传统下治疗改变的国民心理机制。可以说，心理治疗的本土化为过程研究提供了宽广的舞台，而过程研究的成果则可促成本土化心理治疗理论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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