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６００部“禁片”被解冻》等 被韩国列为18部禁片影片之一

　　“文革”后600部“禁片”被解冻 　　1976年11月，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专门提出，为了满足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看不到电影的状况，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为此，电影局特意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来武兆堤厂长担任艺术处处长，负责复审工作。当时成立的审片组成员还包括从电影学院抽调的史宽和李文彬等人。
　　复审的大原则是毛主席判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另外的原则为：首先要看片子里有没有涉及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其次是有没有涉及到中央领导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被平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有歌颂他们的必须重新修改或者不能通过；另外，如果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损主席形象的也不能通过；第四条是片子里的演职人员“文革”中遭迫害还没有平反的必须暂缓通过；最后一条是，在“文革”前就一直有争议的，如《武训传》、《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等影片也不能公映。
　　由于通过复审就可以重新拷贝，影片一上映电影厂就能凭借拷贝数量从中国电影总公司拿钱，电影厂几乎以“10”为单位送审影片，以至于在放映片库里，装着50斤重的片子的大铁桶堆积如山。
　　1979年初，复审小组的工作接近尾声。此时，共上映了600多部影片。另外还有一批外国片，如《母亲》、《列宁在十月》和《百万英镑》等也陆续通过审查。
　　
　　陈赓开假医院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打响，党中央决定趁敌人后方空虚之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一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对亲信宋再生说：“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准备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蒋主席至为关切，特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５０万元’。”宋再生点头允诺。
　　当晚，宋再生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我军特科负责人陈赓作了汇报。原来，宋再生是我党打入敌警备司令部的特科人员。
　　随后，陈赓向周恩来报告，决定采取应对措施：在租界巡捕房对面的东方旅社开几间房，派人就近监视租界及华界便衣特务的行动；总务科和行动科的同志互相配合，将会场改造成一座“医院”，并在周围作好周密布置，力保会议顺利召开；在会场隔壁租一套房子，打穿通往会场的秘密通道，万一发生意外，与会人员可以迅速转移。
　　不久，陈赓将会场选在英租界派克路上一幢４层的楼房里。按照预先安排，中央特科对这幢楼房进行改造，一楼是“挂号门诊间”，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负责接待和应付求诊的一般病人，并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上楼；二楼、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会议厅；同时，特科将隔壁的一幢洋房租下来，为防万一，打穿与“医院”的秘密通道。行动科在大楼的周围巡逻、警戒，一旦发生意外情况，立即持枪抵抗。
　　为安全起见，中央特科还为与会代表准备了各种身份穿扮的服装。
　　由于中央特科的周密布置，会议举行得极为顺利。与会代表安全撤离后，陈赓一声令下，大楼的全部人员顿时走得无影无踪。这家“医院”仅开业几天，就如同海市蜃楼般消失了。
　　事后，宋再生领着便衣特务，来到这家“医院”，肆意搜查，可是，人去楼空。
　　
　　沈从文收到的世界最短汉字电报
　　当年，沈从文疯狂地追求他的学生，也就是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生性木讷的沈从文不擅长表达，只是不停地给张兆和写情书。一开始，张兆和就十分直接地拒绝了沈从文的求爱。可沈从文并不死心，他一直坚持给张兆和写情书，并扬言如果张兆和不答应，他就去自杀。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兆和对沈从文说，如果她的父亲答应的话，她就不反对两个人交往。沈从文鼓足勇气去江苏张兆和的家里呆了几天，回到青岛后，迫不及待地给张兆和写信，请求委托张允和代他向父母提亲，如果父母同意，就发一封电报给他。
　　幸运的是，贵为江南富豪的张家父母并不反对沈从文这个文弱的湘西穷书生做女婿，于是，就让张允和去给沈从文发电报。而成人之美的张允和竟以一个“允”字作为电报的内容发给了沈从文，这便是文坛中被传为趣闻的“半个字的电报”。为何称之为“半字电报”呢？因为张允和的名字中有一个“允”字，代表是他发的电报，同时，“允”字也表示了张家对这桩婚事表示同意。可谓一字双关、双意，从而成就了一段难得的文坛佳话，也成为了世界上最短的汉字电报。
　　
　　江华名字的由来
　　江华是湖南省江华县人，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那么，他后来为何要改名为“江华”呢？
　　从1925年18岁开始，虞上聪同志就离开家乡参加革命，转战全国各地。他虽然没有在家乡工作过，但却把对家乡的热爱都深埋在了心中，一丝一毫也没有淡忘。
　　红军长征时，虞上聪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被撤销职务，由军事裁判所监管行军。当时，部队路过宁远，离虞上聪老家不过百里。军事裁判所领导晚上做梦，梦到虞上聪“开小差”回家了，第二天，他便充满疑虑地探问虞上聪。虞上聪却一脸镇定地回答道：“所长同志，你放心吧，我不会‘开小差’的，就是死，我也不离开部队。”因为，在虞上聪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便是跟上部队，继续革命，争取胜利。
　　抗战时期，虞上聪赴山东敌后继续革命工作。离开延安时，部队规定领导干部必须换假名，当毛主席询问虞上聪改什么名字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就叫“江华”。用家乡名作为人名，“万一牺牲了，人们就会知道我是湖南江华人”。毛主席听后，欣然同意他改为这个名字。
　　
　　中央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所中央红色医院。它是南昌起义后我军接收的第一家医院，曾经救治过毛泽东、王稼祥、陈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5年，福建汀州福音医院的英籍院长、医生和牧师慑于群众义愤，逃离汀州，群众遂推举助理医师傅连 任院长。1927年8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300多名伤员被送到汀州，傅连 连夜组织救治。傅连 及这家医院，从此与红军结下不解之缘。此后，红军以井冈山为中心建立起红色根据地，福音医院也成为治疗红军将士的一所医院。1932年秋，毛泽东指挥东路红军进行漳州战役，由于过度疲劳，肺病复发，到福音医院治疗休养了4个多月。有一天，毛泽东与傅连 讨论医院问题时说：“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傅连 当即答复：“我很同意。”
　　1933年初，中央红色医院在瑞金正式创立，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还发表了祝贺医院成立的文章。中央红色医院成立后，接治了大批伤病员。后来，中央红色医院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坦克部队的第一批女兵
　　1952年3月8日，军委装甲兵礼堂，许光达司令员和向仲华副政委等领导以及机关全体女同志共庆“三八”妇女节。
　　“请问首长，我军已经有了女飞行员、女炮兵，为什么就不能有女坦克兵呢？”一名女兵报告。许司令员笑着说：“你们也想学开坦克？”“当然想！凡是男同志能干的工作，我们女同志也能干，我们希望为装甲兵建设作贡献。”“好吧，你们打份报告来。”
　　不久，请示军委同意，经过严格把关和层层筛选，北京槐树岭基地和沈阳北陵坦克训练场共34名女学员，光荣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坦克兵。
　　课堂上，姑娘们全神贯注听教员讲解坦克构造、发动机工作原理，课下抓紧时间再消化。晚上熄灯后，有的姑娘悄悄溜出去，借着路灯学习。凭着这股劲，她们硬是闯过了理论关。
　　T－34坦克的实际操作对女兵们来说是一大考验。30多吨重的坦克，操纵杆需要25公斤拉力；4个蓄电瓶每个有60公斤，坦克保养时，需要将电瓶从坦克搬进搬出；炎炎烈日下，脸被晒脱了皮，火烧火燎；手掌心磨破了，一碰就钻心地疼；坦克里高温灼人，早上穿的工作服，不到中午就结上了一层白碱霜，特别是在过障碍物驾驶中，精神高度集中，体力极度消耗，汗流浃背，一圈下来，头晕呕吐，吃不下饭……面对这么多苦和累，女坦克兵们却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她们终于完成了训练大纲规定的技术指标，经考核，成绩全部优秀。
　　
　　夏衍匿名为香港演员编剧本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先是1954年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1955年，文艺界两个重量级人物胡风和丁玲也遭到批判。除了批判文章和表态文章，已没有人可以写正儿八经的东西。对此，夏衍回忆说：“50年代中叶，香港几家进步电影公司闹剧本荒，国内剧作家又怕‘海外关系’而不愿意给他们写剧本，于是廖承志同志（当时主持‘侨委’工作）就逼着我‘带头’给香港演员夏梦写一个适合她主演的剧本。”
　　由于夏衍太忙，直到1961年，夏衍只好选了巴金的作品《憩园》进行改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夏梦喜欢巴金的文学作品，再说以夏衍的经验，他认为《憩园》里的万韶华很适合夏梦来演。
　　1964年，《憩园》拍竣。导演是朱石麟，主演当然是夏梦，只是片名被改为有香港特色的、更通俗也更吸引人的《故园春梦》。夏衍回忆说：“片子拍完后送到北京，廖承志同志看了很高兴，但我没有看，因为那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刻，文化部的整风正在酝酿之中，好在片头上没有我的名字，不看，不公映，就这样‘混’过去了。”
　　不知是香港同行体谅夏衍的处境，还是夏衍事先打了招呼，总之，夏衍的名字确实隐去了，编导的署名只有朱石麟一人。即使这样，夏衍仍没能摆脱被批判的命运。在文化部整风结束时，他还是被免去了副部长职务。紧接着，便是“文革”了，夏衍在十年浩劫中，被批斗、关押与迫害。所幸，夏衍以坚强的意志熬过了那个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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