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司法的“双输”: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许霆的官司大致算是有了一个结果，被轻判为五年的徒刑。在媒体的报道中，判决一出，当时在法庭上一片惊叹。无期徒刑与五年徒刑之间的落差几乎就是垂直落地动作，旁观者想不惊叹都不可能。
　　有人说这是媒体的胜利，更有人说，这是一种媒体的审判，是一种媒体干涉司法的行为。媒体干涉司法是个大罪名，有媒体权利过度延伸并且干扰了司法独立的嫌疑。如果真是如此，媒体实在是罪无可赦的。尤其是很多人举出例子，说明在很多国家里，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是受到限制的，不能干涉司法。对于此事的注脚，是主审法官说许霆案是特案特办。言下之意，确实是因为受到了舆论的压力。
　　既然如此，媒体与舆论是不是坐实了干涉司法的罪名？我看这个倒是未必。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当然要反映大众舆论的声音。对于社会的热点事件坚持不懈地报道与评论，是媒体先天的职责。所谓舆论压力不仅是先天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须的。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舆论干预司法什么事儿。
　　那么，为什么会给人以舆论干预司法的感觉？我们知道，独立的司法是不怕任何舆论干预的，就像一个独立的人除了法律的界限外，不会听从别人说什么而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原因就是“独立”两个字。如果反过来看我们的司法，结论如何不难知道。所以，舆论之所以给人以干涉了司法的印象，不是舆论的问题，而是司法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舆论看上去是干涉了司法的独立性，取得了一个能够交代得过去的结果，其实却是一种双输的格局。舆论与媒体输在――改变了结果，但没有改变导致原来那个能够判许霆无期徒刑的原因；司法输在了没有坚持使用现有的、已经生效的法律，而任意改变了法律，“特案特办”正好为司法的困境做了一个注解。
　　舆论与媒体虽然在这次事件里导致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但大众的关注度始终是有限的，不会有那么多同样的事件进入公众关注的领域。就如同曾经被收容遣送制度吞噬了那么多人之后，才有了一个孙志刚案，才能最终废除了那个制度一样，走到公众领域的事件之前或者之后，都还会有更多的牺牲者。因为导致他们倒霉的原因依然还在，而媒体与舆论的关注，从来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舆论与媒体没有输到底，只要还有类似的事件，舆论与媒体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长此以往，总是能通过形成的压力让社会有所进步与改变。
　　而司法之输，则在一个更深远的领域导致了人们对于司法本身的不信任。我们知道，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够告诉人们，如果你如何做了，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种可预期性才能真正有威慑力。一旦人们知道在法律层面上总是有例外发生的时候，司法的可预期性就会大打折扣。
　　这种可预期性的失去，即使最后的结果是正义的，也不过是一件度身订做的衬衫――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因为有钱或者有其他东西，总是会按照自己的体型而度身订做一些东西，价格总是相当昂贵――没有了可预期性的法律，就是这种度身订做的正义，别人是消费不起的。因为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这里不但有把媒体的监督妖魔化为“干涉司法”的代价，还有丧失了法律的可预期性的代价。有人认为，这次不论怎么说，也算是一种法制的进步，但我不是这么看的。付出了媒体与司法的双重代价后，这个进步根本就是胡扯。
　　就我而言，判断一个公共事件是不是带来进步只有一个标准：是不是别人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能，就是进步；不能，就是扯淡。许霆案这种度身订做的正义结果，谁要说是进步的话，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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