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解放思想的探路人 解放思想

　　 　　2008，改革开放三十而立。 　　30年前，席卷神州大地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犹如一声春雷，在沉闷而僵化的思想领域掀起一场摧枯拉朽式的轩然大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刻骨铭心。揭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转眼30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巨变!笔者趁着举国上下喜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欢欣时刻，专程来到金陵古都，拜访了这篇思想解放运动重要文献的主要作者､原江苏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胡福明。回眸往事，几多风险，几多心血，几多豪情。
　　
　　思考，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20世纪70年代，注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
　　同中国的许多老百姓一样，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也跟一群老师在家里摆了一席，以饮酒吃蟹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
　　紧接着，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他撰写的《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等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是不久，胡福明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了，可是极左思潮仍占有一定市场，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还在某些高层领导人中有影响。
　　胡福明陷入苦思，夜不能寐：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终于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发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在构思文章的时候，他考虑了三个命题。其一，任何理论､路线､决策都要由实践的过程来检验其是否正确。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提出了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发表起，在45年中就写了7篇序言，不断地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否定错误，修正完善。其三，狠批唯心论､天才论。
　　就在将要落笔行文的时候，家里偏偏又出事了――妻子张丽华检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为了到医院照顾妻子，他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统统带到医院。
　　7天后，妻子出院时，2000多字的提纲已写好，此时正逢暑假，他又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文章初稿。这年9月，经历3次修改后，8000多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扛鼎之作完成。
　　
　　见报，千锤百炼成真章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他想到了这年5月认识的《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不料文稿寄出3个月都杳无音讯，原来是王强华去上海出差了3个月。当他回到北京读了稿子后，立即排出了小样，于1978年1月14日寄给了胡福明并在附信中致歉，信中写道：“……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胡福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
　　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读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杨西光说。
　　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4月13日晚，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马沛文(时任理论部主任)､王强华围坐在一起，议论风生。
　　在第八次修改稿送给当时的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和孙长江时，杨西光又与他们交谈并商定，为扩大文章的影响，定稿后，先在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说：“在今天来看这篇文章，已超越了个人的作用，已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创造的。”他笑笑说：“杨西光同志太客气了，文章发表后，还寄了80元稿费给我。这80元在当时是最高规格的稿费了。”
　　
　　争锋，小平一语定乾坤
　　
　　文章见报后，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十几家报纸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事，立即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
　　那几天，中宣部的电话铃声不断，对于盼望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尽快冲破“两个凡是”禁区的人们来说，对这篇文章的发表所表示的欢欣鼓舞是难以形容的，他们纷纷要求中宣部为文章作者授勋……而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则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以很大的压力。
　　就在此关键时刻，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他发动的这场真理标准讨论。8月19日，他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实际上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胡福明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如何，全国也不会再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不会出现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开创这样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晚年，不辍的思想者
　　
　　岁月悠悠，情也悠悠。
　　2001年夏天，胡福明开始了退休生活。
　　退休以后的他在时间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支配权，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理论上的问题。生活清闲了，但他的脑子不会清闲，就连买菜､接孙子时，他都会有意识地与周围的人天南海北地聊天，了解一些以往在机关无法得到的信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真理标准大讨论30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注定要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
　　由于各路媒体络绎不绝的闯入，胡福明安静的书房已经成了一间电视演播室､一间会客室。他还应邀去了很多城市会见媒体､做讲座。按他的话说，“盛情难却啊”。
　　但他还是感到吃不消，毕竟是73岁的年纪了。
　　胡福明的烟瘾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每天要抽两盒“南京”。明知道抽烟有损健康，他一脸无奈，“可是我控制不住，不是不怕死，是怕不能思考。”
　　那么，作为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进程的“哲人”，又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呢?他脱口而出：“这30年要分为前20年和后10年区别看待。不过，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中国未来30年怎么发展。”确实，胡福明永远都改变不了自己那富于理论思维的学者秉性和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
　　编辑/王巧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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