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谬误【腐败:“合成谬误”的恶之花】

　　“垄断的权力+疯狂的私欲+温柔的监督+宽松的惩治”,经有效甚至高效的“耦合”生成腐败,而这4个要素中的关键是“垄断的权力”。 　　 　　腐败的“合成谬误”
　　可以说,腐败=垄断的权力+疯狂的私欲+温柔的监督+宽松的惩治四要素的“有效耦合”,更由此生成顽固毒瘤。
　　其实,每一要素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理性”的合理性:权力垄断有利于“集中力量办事”,私欲虽然疯狂但也仅是“理性经济人”本质的表现,监督的“温柔”是立足于对掌权者“党性”的信任,惩治的“宽松”其目的在于“治病救人”。这些单一要素的“理性”虽然具有某种合理性且能够称之为正确,但一经“有效耦合”就极易产生腐败。
　　一般而言,社会个体的行为大多为“理性行为”,但众多理性行为却可能因“集体无意识”而酿出恶果。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对个人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并不一定适合于其所属的总体,对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腐败的“合成谬误”就是由局部或单一角度看似合理的要素,经“集体无意识”叠加整合后,酿成恶果巨大的腐败行为。
　　“一个当年在月光下奋勇滑冰的倔强孩子,一个以优异成绩考上沈阳体院的好学生,一个能在35岁成为中直机关副司级人事干部的跨世纪人才,必定是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可他最终作为大贪官落马。”体育记者李承鹏在分析前足协第一副主席南勇的堕落经历时这样认为。事实上,“道德人”假设只是“看上去很美丽”。
　　当用一个局级单位去管理数十亿的市场,权力集中在三两个人,腐败不出现倒是怪事了。垄断的权力完全有“能力”让“道德人”变成疯狂的经济人。
　　南勇这朵恶之花,为什么会绽开在这个变化中的时代?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需要南勇这样的人,再亲手制造了这个人,再毁灭了这个人。这么多年来,南勇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拥兵自重,从当初的雏儿变成了“鳌拜”,他的人生其实就是论证了这样一个“需要+制造+毁灭”的公式。正是众多要素的“有效耦合”,才造就了南勇,造就了腐败,使“中国足球从来都不是足球,它是官商勾结、黑白两道、恩怨情仇,是一切,就不是足球”。
　　南勇的“生成”是形成腐败的四大要素“有效耦合”的结果,“需要+制造+毁灭”的公式生动地揭示了南勇如何成为“合成谬误”的牺牲品,中国足球如何成为“脏球”。
　　
　　前置管理防止“叠加路径”
　　由四个要素叠加而成的腐败大多属于单一理性行为的“合成谬误”,其形成的“叠加路径”也预示着预防腐败的可能性。从防范腐败的过程看,关键是“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地抑制腐败要素,针对显性或隐性的“叠加路径”进行前置管理。
　　前置管理指的是,为了实现“源头防腐”的战略目标,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将反腐的重点由事后管理前移至事前管理,由处置反腐事件变为防止腐败要素的有效“叠加”合成为“谬误”,由“灭火”变为消解“可燃性物质”的管理方式和过程。反腐的前置管理的核心是“防微杜渐”,而主要对策是抑制垄断的权力。
　　垄断的权力是缺乏监督的权力。权力一旦达到“垄断”的水平,自然是难以监督的,权力缺乏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吉林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兴波因贪污受贿被判死缓时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止我,我会有所顾忌。”四川省泸定县原县委书记黄文说:“我当了一把手以后,就只有我能监督自己了。”虽然我们对权力的监督是存在的,但事实上却“管不到位”,这样“道德人”就可能变成疯狂的“经济人”,守规矩的人就可能变成“自由人”。正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所说:“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关进牛栏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
　　垄断的权力是包含私欲的权力。权力具有物质能量,但权力却通过每一掌权者的具体人格得以表现。我们可以设想“理想”的崇高和“党性”的圣洁,却无法回避现实中权力可能“捎带”的私欲。“大公无私”作为道德理想是“应当”的,但作为制度设计的依据却是荒谬的。
　　抑制垄断的权力是做好反腐前置管理的关键,“关口前移”必须落在实处和关键处。为此需要建构抑制垄断权力的前置管理平台,前置管理平台在作用上是即时的,要摒弃运动式的管理方式和暂态式的运作模式,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让任何权力随时都有可靠的约束和监督。编辑/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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