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搜索什么关键词有福利【关键词:双重福利】

　　 “国企老总费力不讨好啊,有限权力无限责任,干好了是国家的,干坏了,责任可都是你的了,国资委要来,中纪委要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 　　“您可别叫苦,我们民企做垮了就垮了。国企做亏了,国家兜着,手上有权力,背后有后台,兜里有钞票,随手签单的滋味,支配亿万资金的滋味,出入高层出入名流的滋味,够潇洒了吧!”
　　这是国企长篇题材小说《大时代》中,一位国企老总与一位民企老总的对话。小说是虚构,但国企高管所享受的经济政治双重福利却是道不破的现实。
　　
　　经济福利:职务消费“无底筐”
　　《大时代》中,主人公曾对国企老总的“8小时之外”充满好奇,经接触发现,“这些国有特大型企业的老总,都是国宝啊,居然靠打麻将过周末,而且每次上万地输赢”,他发现一些国企老总业余生活的精彩程度并不压于民企老总,豪宅香车美女豪赌奢侈品高尔夫5星级酒店……奢华生活一箩筐,都装进了一个叫“职务消费”的筐里。
　　据记者了解,办公条件、公务用车配备及业务招待、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等目前构成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主要内容。
　　宴请、疗养、旅游、购物、通讯、汽车、娱乐……大到几万元一个的奢侈品包,小到几块钱的停车费,统统塞进这个筐。“一张招待费、一张车辆修理费、一张参观考察费动辄数千元、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几十万,谁知道买的什么、吃的什么、修的什么?谁会去查?又有谁敢提出异议呢?”某省央企从事财务工作的小朱告诉记者,各部门领导大都享受着职务消费所带来的“便捷”,“上千元的油卡、电话卡、各大商场的购物卡、高档餐饮的储值卡、高档会所、俱乐部的消费卡……穿戴皆名牌,出入皆名流,这些都是职务消费带来的福利” 。
　　 “当时‘限薪令’一出,就有质疑的声音,认为可以通过职务消费来‘堤外损失堤内补’。”某省国资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张明向记者透露,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国企高管冒风险从职务消费中捞现钱的情况还不多。但高管们的薪酬一般基本不动,不需要日常消费,因为日常消费已经被职务消费覆盖了。
　　“由于职务消费弹性大,漏洞多,数额惊人,隐蔽性强,尤其是业务招待费这项漏洞尤为突出,长期以来一直为职工和公众所诟病。”他说。
　　王青松告诉记者,各个企业对职务消费这块可谓“各自为政、五花八门”,基本处于失控状态,比薪酬乱得多,复杂得多,问题也严重得多,业已成为高管们一笔庞大的隐形收入。
　　“国资委对此缺乏有效的监控办法和统一的政策,相关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花多少?怎么花?全靠企业一把手是否廉洁自律。”他透露,“比如我们企业吧,正职一年是50万元,副职是30万元。与工作职务沾边的不沾边的,统统纳入这一块,并且超了也就超了。”
　　据国资委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其管辖的近两百家央企中,多数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没有公开透明,存在项目杂乱、支出随意、管理失控等问题。张明透露:“这类现象在地方国企里更是司空见惯。”
　　国资委前掌门人李荣融曾在去年指出:前门一定要开,后门一定要关,旁门一定要清,要像规范年薪那样逐步规范职务消费这扇“旁门”。近两年来,各级国资委也加大了督促力度。
　　然而,规范谈何容易。职务消费成为“无底筐”,首先在于其很难界定,很难监管到位。
　　“职务消费与企业生产成本之间的界限难以厘清。此外,职务消费的理由和项目品种繁多,难以划分具体数额。”《大时代》作者、资深财经专家孙燕君告诉记者,“从宏观上看,由于我国国企行业和地域分布广,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出资人难以准确掌握情况,企业内部治理不完善,缺少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职务消费的确难以透明。”
　　在操作层面,“一筐拎”的报账法也增加了职务消费的灵活性和隐蔽性。据小朱透露,报账流程一般是“三点式”,经办、领导、会计三方,都是“领导信得过的人封闭运作”。据记者调查,不少国企目前依然采用企业预算总额不超、结构调整等办法来规避审计,无法细化的职务消费预算制漏洞不少。
　　职务消费云遮雾罩,也使得各种违法乱纪的现象层出不穷,或开据虚假发票套取现金,或壮大“小金库”据为己有。2008年审计署公布的某大型国有股份制银行通过购买假发票套取现金就是一个典型。
　　职务消费信马由缰的直接恶果,是为某些国企高管生活腐化、骄奢淫逸提供了温床。中石化“霸王”陈同海,每月花在吃喝玩乐上的职务消费120万元,日均消费4万元。原建行老总张恩照,先是爱好网球,继而改打高尔夫,后来又迷上了豪华游艇。众所周知,如今,高尔夫、总统套房、游艇、奢侈品等已成了某些国企高管追逐“成功人士”的一种生活标签。
　　两片烤面包,一片牛肉,一人一瓶矿泉水……时至今日,前不久赴美考察给王青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震撼我的,不是先进的生产线,不是异国美景,而是这顿作为‘职务消费’的工作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美国高管的薪酬是做减法,一份看似很高的薪水,先减税,再减职务消费金,而我们却往往相反。国外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只在薪酬结构中占很小的比例,按合同约定支出,无论赢余还是不足,自己调整。
　　 “规范职务消费,关键在于下决心动真格。”王青松认为。据悉,针对职务消费的问题,自去年《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出台后,国资委表示将研究制定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专项制度。
　　
　　政治福利:红顶商人,“出则为商,入则为仕”
　　进入中铁西部某局集团公司副总马力的办公室,墙上一幅题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书法格外显眼。作为这家大型央企的副总,反映出其内心追求的一种仕途境界。也许,国企的特殊性,“亦商亦官”的双重身份让其领导者本就该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但事实上,无论是产生了正向激励还是负面影响,这种双重身份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争议。
　　国企高管到底是商还是官?
　　在国企任职之前,马力曾在地级市任常务副市长。“出则为商,入则为仕”是不少国企高管理想的任职模式,人们不难发现,省属国企高管的履历中,大都留下曾任地方主政官员的痕迹,而央企高管则不乏来自各大部委或各省“封疆大吏”的背景。另一方面,国企又充当了“经济官员孵化器”,许多国企高管成为各地党政领导的热门人选。
　　“行政级别为国企高管在政界和商界间设置了一个自由来去的平台。”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向记者谈到,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带有极强的计划经济时代色彩,他们在任期的升迁、调动、交流与政府行政部门官员待遇是一样的。
　　其实,国企高管与政界官员之间的调动主流是积极的。国企高管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长期市场经济的搏击中形成了“企业家性格”――执行力强、超前的创新精神与开拓能力,在地方任职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许多杰出的企业家入仕后成为典范,如原中海油总经理卫留成调任海南,其身上具有鲜明的“企业家性格”,主政后,海南走上提速发展之路。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警惕这种官商不分成为个别国企高管逃避责任的盾牌。“当企业一旦搞不好,又能以‘国企不能像民企那样灵活’为由,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然后又回到公务员序列,继续当官。”王青松说,“而一旦这种权力进入了市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还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滋生腐败。”
　　孙燕君谈到,“官员与职业经理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令其职业身份定位、自身价值认定以及具体行为的价值判断在理论上、法律上、舆论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价值取向与运行规则是含混不清的,也导致了内外部监督制约的弱化。”
　　其实,国企一直在朝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实现市场化方向迈进,但最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却是软肋。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国企高管仍然采用层层任命制,与行政级别隐性挂钩。
　　“这样一来,即使国企上市了,高管还是官,官场上的潜规则是比谁的权力大,是看‘婆婆’的脸色,而不是听市场的,听证监会的,行政干预难以杜绝。”孙燕君认为。
　　另一方面,双重身份也带来了监管上的障碍。由于国企高管都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有的级别和当地国资委主任的级别一样,国资委怎么管?据马力透露,国企高管一般都与当地“大领导”关系非同一般,国资委的人一年能有几次向“大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而别人是随时可以面见‘老板’,你惹得起吗?”他调侃道。
　　正因如此,国企领导干部行政级别成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最难突破的堡垒。
　　事实上,早在10年前,原国家经贸委就发布了文件明确规定,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然而,10年后的今天,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还处于“探索”阶段,仅广州、上海等地“试水”改革。
　　“‘红顶商人’帽子难摘,归根到底还是人为因素。”著名经济学家秦池江曾指出。长期以来国企中的“官本位”思想并不比官场淡,级别情结、身份观念、官位追求在国企高管中根深蒂固,要转变观念,需要“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决心。
　　“要进一步改革用人制度,以深化企业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国企高管职业化,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的流动机制、评估机制、聘用机制,促使职业经理人在市场中合理配置。”马力从技术层面提出建议。
　　任建明则认为,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政企分开,使国企成为市场经济中普通而平等的一员,应逐步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通过科学的用人机制、监督与制约机制,激发他们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敬业意识,培养其现代企业家的秉性、精神与思维。“对上市公司国企而言,应加快股权多元化进程,走向另一条公司自治之路。”他说。

相关热词搜索：福利 关键词 关键词:双重福利 tumblr搜索福利关键字 老司机关键字搜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