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黄花开新国】碧血黄花 概览

　　辛亥革命百年，许多人很兴奋。对武昌首义的后裔而言，百年纪念更有一份独特的感情，诗人柳忠秧便是其中格外激动的一位，他特别赋诗：“楚师奋起武昌红，千年皇祚黯然终。艳云丽雨笼荆山，青天白日照大同。百族共和享五权，三民主义不世功。碧血黄花开新国，浩气凛然驱长空。人间一自辛亥始，华夏从此有春风！”他的曾祖父柳凤池辛亥首义喋血的事迹，至今让他念念不忘。
　　
　　辛亥革命的思想在两岸有现实意义
　　
　　在武汉，像柳忠秧这样的辛亥志士后裔很多，他们热情参与了隆重的纪念盛会。10月10日，数千名来自港澳台的各界代表、辛亥志士后裔共同祭拜辛亥革命先烈。“百年辛亥，锐于千载。”“革故鼎新，勋绩煌煌！”的口号震动人心。武汉市陆续举办了纪念大会、辛亥祭祀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辛亥志士后裔联席会。
　　
　　章开沅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以前每逢十年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章开沅都热心邀请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的学者到武汉来共同探讨。如今百年纪念，章开沅却一再表示不要一阵风地纪念，他说：“像很多官员，去年就过早地热起来了。博物馆也盖起来了，纪念碑也立起来了，都算他的政绩了。我相信明年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了。通过这个庆典，我们该反思：怎么改进自己的工作，已经过去一百年了，还有未来一百年呢？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呢？”对华人世界各地大热的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章开沅认为从学术研究来讲，真正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人比过去少了很多。
　　
　　章开沅相信辛亥革命的思想在海峡两岸依然有现实意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讨论辛亥革命还有些禁忌，美国华人学者便借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办年会之机，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
　　
　　1982年4月，胡绳率赵复三、金冲及、李泽厚、李宗一、章开沅等前往芝加哥；台湾方面则派秦孝仪、张玉法、李云汉、张忠栋、林明德等人与会。酒席上，章开沅恰与秦孝仪同桌，秦孝仪问：“府上哪里？”章开沅说：“浙江吴兴。”秦孝仪说：“贵地出人才，陈其美、陈立夫、戴季陶等都是国民党的高官。”章开沅问秦孝仪府上哪里？秦答：“湖南衡山。”章开沅说：“贵省更出人才，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两人相对莞尔。多年以后，章开沅赴台访问，与秦孝仪在台北重逢，秦以“芝加哥老战友”称章，颇有不打不相识之意。章开沅认为“三民主义”的关键是人民当家作主、以民为本的观念：“台湾很早就意识到‘人民最大，民生第一’。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垮台，跑到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不支持，所以他们这么多年都是在做这些工作。虽然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这种觉悟他们早就有了。”他特别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而当前权贵垄断与权钱结合已经相当严重。
　　
　　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汉，影响所及，在日后的台湾更为明显。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森专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他认为辛亥革命带来了思想上的三种变化。首先是打倒皇权、专制。其次是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即使在最初的时候可能多半是一块空的招牌，但是民主共和的大旗一旦扯开来，也就有它的标示性作用。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虽然只有九十天，可是发了三十几通除旧布新的文告，便多少奠定了此后思想文化的方向。第三是新的思想占据舆论主导，观念发挥出巨大力量。几千年相传的皇权体制一旦倒掉，旧思想也就失去了依附之处，必须摸索新的出路。
　　
　　人民的幸福问题不可回避
　　
　　辛亥革命的研究，不仅在两岸学界受到重视，国际学术界都多有学者精研。张灏是美国学界研究晚清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认为辛亥革命代表1895年以后对皇权体制挑战的结果。但是推翻王朝以后，什么是民主，民主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应该有什么条件等等，这些问题都很缺乏准备。“大家以为革命一来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没想到革命一来，国且不国，马上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袁世凯专制、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从长远看来，它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透过辛亥革命，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秩序危机的深重。”
　　
　　在1911年之前，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在思想界已然垮了。张灏说：“中国人发觉先贤替他们思考的有关群体生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教训，都不管用了。知识分子觉得要重新思考人的群体生命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了，在这种彻底的重新反思与检讨之下，传统政治秩序，特别是它的核心―皇权体制，不但在一般的知识阶层的心中失去了有效性，也失去了正当性。所以，辛亥革命发生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1895年到1911年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陈天华等人都看到，中国的民主不是能够轻易搞的，要走开明专制。在张灏看来，台湾最初是蒋氏父子铁腕统治，后来蒋经国才慢慢走出开明专制。“民主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人民参政，另一部分是人权保障。台湾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尤其是后者。”
　　
　　如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张灏认为：“孙中山很早提出所谓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当然在那个时代是思想的先进人物，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争议性很大。自由主义者很不喜欢他，我并不完全同意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从民主自由的观点看，孙中山在1923年以后搞民主集中。但是我认为中国在1895年以后需要稳健地搞民主，喊‘民主万岁’的人非常多，可是了解应该怎么样建构民主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开明专制，但问题是怎样再由开明专制走出来跟民主化接轨，这又是个挑战。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来思想上的准备是不够的，很多问题随着大变化而来，但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度的思考，五四就是现成地将民主、科学拿来做口号。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就像夏志清先生讲的，主要关怀是‘感时忧国’。”
　　
　　王森指出，在北伐之后，三民主义变为“党义”，渐渐成为一种权威的、封闭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章开沅则认为：“三民主义没有过时，不是说可以照搬，也不是说孙中山有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孙中山的思想、追求、真诚现在还是应该发扬的。当前的民生问题、人民的幸福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也希望通过辛亥百年能够让大家更加重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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