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是国家吗【以笔作枪的巴勒斯坦“鲁迅”】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悼辞中说：“赛义德向西方介绍阿拉伯和伊斯兰，又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推引西方。他的辞世，对美国和中东都是损失。 　　９月２５日，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我认作巴勒斯坦“鲁迅”的爱德华?赛义德（又译萨义德）先生，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终年６７岁。从互联网上看到噩耗，我顿感悲戚怆然，心中不是滋味。
　　
　　“我穿越了东西方之间专横武断的分界线，进入到西方的生活中……”
　　
　　赛义德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伟人，堪称不同文化成功组合的典范。首先让人叹服的，是他学贯东西、博学多识。他是阿拉伯人，但信仰基督教；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母语是阿拉伯语，但精通西方文化；生于三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却长期生活并仙逝于作为现代文明熔炉的纽约。
　　赛义德少年时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埃及开罗求学，从小就表现出对英语文化的天赋。在开罗读中学时，老师对他的评语是：其他科目平常，但英语作文有特长。这或许与他所接受的家庭熏陶有关。赛义德的父母是耶路撒冷的大户，在家中都讲英语，母亲喜爱文学和音乐。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后来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赛义德１５岁赴美，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授。他的专业是西方音乐评论，弹得一手好钢琴。一生著作十几部，最著名的是《东方学》（已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１４种文字）。他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１５０多个大学讲过课，他的政论文章经常见诸美国、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报刊。
　　笔者曾客居中东和美国，深知一个阿拉伯人，能够精通连一般西方人都望而却步的英语文化，在美国立稳脚跟，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者，并在东西方之间架设沟通桥梁，确属不易。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说：“我穿越了东西方之间专横武断的分界线，进入到西方的生活中，但同时又保持与我最初所来之地的有机联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悼辞中所说：“赛义德向西方介绍阿拉伯和伊斯兰，又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推引西方。他的辞世，对美国和中东都是损失。”
　　
　　《东方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的论著”
　　
　　赛义德不仅是博学家，最令人钦佩的，在我看来，他更像鲁迅先生，是个战士，以笔作枪，不畏权威，勇敢地向强者挑战，替弱者仗义执言。他没有沉浸在象牙塔的高贵之中，而是用锐利的笔，着力、鲜明地针砭时弊。
　　赛义德１９７８年出版的《东方学》被誉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的论著”，在世界学术界兴起一片后殖民主义的反省声浪。赛义德充分肯定伊斯兰世界和整个东方世界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批判了传统的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与傲慢。他认为，“东方主义”既是学术研究的概念和思维方式，“也是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重构和拥有权威的方式”。他指出“东方”和“西方”的地理区分，是人为建构的，“东方”的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遗迹、思维、意象和语汇传统，这一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西方自认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东方则是“异己”。西方对东方存在无知和偏见，批评不仅片面，还有贬义与非难，背后隐藏着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企图支配和君临东方国家。东方经常被冠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影响了整个东西方文化和政治的研究方向与思考态度，直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譬如，西方对我国就有文化和政治层面“东方主义”的认知偏见，总觉得我们有些地方不顺眼。在“非典”的时候，美国的媒体不谈疫病，反而津津乐道中国政治朝何处去。
　　赛义德的《东方学》替东方的弱者出了口气，刺中西方有些人的痛处，在美国学界并不受欢迎。他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正名，在犹太教授扎堆的哥伦比亚大学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在纽约期间，在公立图书馆竟找不到《东方学》１９９５年的再版书。一次讲座中，我见到了与赛义德同样知名和让我尊敬的大学者―――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教授伯纳?路易斯，当我问及他对赛义德的看法时，他说，赛义德连有些基本的史实都搞错了，他更像政论家。
　　其实，在我看来，赛义德无疑对理论和史实都了如指掌。他的可贵是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忠诚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合一。
　　
　　巴勒斯坦事业在美国的代言人，除阿拉法特外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
　　
　　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虽遭受灭国流亡之苦，却仍执著坚定地投身巴勒斯坦事业。他抨击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侵害巴勒斯坦人权。他不否认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流放和大屠杀，但他指出以色列不应把创伤和痛楚转嫁到巴勒斯坦人身上。他的一篇政论说：“还要多久，反犹和大屠杀的历史才不再被用做不受批评和制裁的护身符？还要多久，以色列的政策才会使加沙人不像纳粹受害者一样泣涕涟涟？”
　　他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痛心地说，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巴勒斯坦问题只是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他批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指责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利益，并愤然辞去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还提出不但要解放巴勒斯坦领土，还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给他们尊严和人权，为此，他被巴勒斯坦同胞戴上“反和平”、“不现实”的帽子。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更把他列入黑名单，有人用暗杀恐吓他，还有人在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纵火。不过，赛义德并非一味左倾，他也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承认对方的苦难，赞成和平、和解，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处。
　　赛义德成为巴勒斯坦事业在美国的代言人，也是除阿拉法特外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２０００年年中，以色列撤出占领多年的南黎巴嫩。赛义德随旅游团来到黎巴嫩一侧的边界，拾起一块石头，愤怒地向以色列方向扔去。这一情景被记者拍摄并发表出来，引起美国犹太人的非议，有报纸称赛义德是“恐怖主义教授”。后来，校方出面作保，说他扔石头时没有对准任何人，也不触犯任何法律。
　　
　　“永远的流浪者”
　　
　　我在２０００年曾到以色列工作，亲历以巴冲突的恩恩怨怨，目睹耶路撒冷老城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冷漠的目光，加沙被以色列军队推倒房屋而栖身帐篷中巴勒斯坦人的泪水，以及以色列撤出南黎后对面飘舞的旗帜，不禁深深同情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占领、压迫和不公正待遇。
　　除作为学者和战士，赛义德还是个性情中人。得知罹患白血病后，想到可能不久于人世，赛义德１９９９年出版了回忆录《乡关何处》。书中以抒情哀伤的笔调描写了儿时的生活。书中提到：这本回忆录，在某一层次上，是我在深感时间紧迫、来日无多之际，重新演绎这场背井离乡的体验……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
　　赛义德的一生充满冲突与矛盾，徘徊在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失落与错位之中，是个“永远的流浪者”。我在想，正是由于看透了西方文化的本质和中东冲突的现实，赛义德才积淀出“斜阳孤影叹伶仃”的寂寞感；也正是这些流浪和矛盾的经历，造就他丰厚多彩的思想。
　　赛义德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维多利亚式”的严厉管教促成他日后的成就，“我没有闲暇和放松的概念，每天都像新学年开始一样紧张”。而他仰慕、给他鼓舞和疼爱的母亲，培养了他对文学和音乐的兴趣。我在以色列期间，多次游历耶路撒冷老城，每每走在高低不平、狭窄蜿蜒的石板路上，恍然看到身旁走过当年怯生生的少年赛义德……
　　林语堂曾把鲁迅比喻为“白象”―――象多为灰色，白象因而稀罕珍奇。赛义德也像鲁迅，是位难得可贵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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