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８年前，在伊朗感受“革命”】伊朗79年革命前后对比

　　 　　2月1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自由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众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28周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已过去28年。28年前，我曾亲历了那场“革命”和后来发生的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及两伊战争的爆发。那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经历。
　　
　　暴富刺激了不是很有作为的君主
　　
　　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市场油价猛涨，波斯湾沿岸一批产油国迅速致富，伊朗也赚得盆满钵满，短短几年国民生产总值就翻了好几番，一跃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富裕国家。1973年我初次陪同姬鹏飞外长访问伊朗时，德黑兰一片繁荣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四通八达，200万辆小汽车让首都的交通拥挤不堪。这一切让我这个来自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国度的外交官着实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但是，繁荣的表面下涌动着不安的潜流，伊朗社会内部各种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
　　巴列维国王原本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是，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刺激了他重温昔日波斯帝国旧梦的欲望。他一再修订经济发展计划，强行加速推进工业建设，并宣称到20世纪末要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大强国”，幻想用石油财富换取一个现代化的伊朗。
　　
　　国王坐在火山口上
　　
　　伊朗暴富后，以王室为首的2000家豪富巧取豪夺，挥金如土，而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几乎未受益，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巴列维依靠军警和秘密特务组织“萨瓦克”加强专制统治。在外交上，巴列维对美国唯命是从，甘心充当美国在波斯湾的宪兵，民族矛盾伴随着人民对西方文化大举吞食伊斯兰文化的愤怒，使巴列维政权坐到了火山口上。
　　1977年底，我以一名青年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驻伊朗使馆工作。我到了德黑兰之后不久，就赶上了巴列维到华盛顿访问。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前的草坪上主持欢迎仪式，但与此同时有大批伊朗留美学生在草坪附近举行反国王的示威，美国警方使用催泪弹来驱散人群，由于风向问题，催泪弹的烟雾飘向白宫草坪。我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两位元首都被烟雾熏得泪流满面。实际上，反巴列维运动的序幕在华盛顿就已经拉开了。
　　
　　革命的火焰被点燃
　　
　　
　　1977年12月，流亡在伊拉克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向国内学生和信徒发出反对国王的“圣战”号召。翌年初，刊登在伊朗《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亵渎了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1月7日至9日，数千名神学院学生在宗教圣城库姆举行抗议游行示威，遭到镇压，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流血惨剧。库姆流血事件点燃了伊斯兰革命的火焰。
　　1978年2月，抗议运动已经席卷伊朗全国。3月21日是波斯新年，每年这一天所有的外国驻伊朗使节都要到伊朗王宫给国王拜年，使节们站立的排序按照他们递交国书的先后顺序。非常凑巧的是，时任的焦若愚大使和当时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递交国书的时间是一前一后，因此排队的时候自然就挨着，我就站在焦若愚大使的身后给他们两人做翻译。正当巴列维国王从远处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沙利文突然对焦若愚大使说：“这个国家缺少领袖！”我把这句话翻译给焦大使，焦大使一听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您是不是指的这个人？”“是的。”看来美国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对巴列维失去了信心。沙利文退休后写了一本名叫《出使伊朗》的回忆录，其中写道，当时他给美国国务院写的报告就认为美国仅仅依靠巴列维是很危险的。
　　当年9月，伊朗全国爆发了持续几周的总罢工，进入12月又连续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府机构完全陷于瘫痪。巴列维国王被迫于12月30日任命“民族阵线”领导人之一巴赫蒂亚尔为首相，并于1979年1月13日组成摄政委员会。
　　但伊朗局势已无法控制，不只巴赫蒂亚尔下台，这年年底国王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也发生了动摇，王室成员、高级军官纷纷向海外转移财产。巴列维来日无多。
　　
　　关键时候美国遗弃国王
　　
　　美国在关键时刻改变了支持国王的态度，转而与霍梅尼合作。早在霍梅尼流亡巴黎的时候，卡特政府就派了秘密特使到巴黎和霍梅尼谈判，当时双方达成了一个秘约：只要美国说服伊朗的军队不发动政变，同时把巴列维赶出伊朗，霍梅尼执政后将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关系。协议达成后不久美国就派了驻北约总司令休斯将军到伊朗。对于此事，巴列维流亡国外后写的回忆录中有描述：休斯抵达伊朗后，没有去找他，而是把伊朗军队的高级将领统统召集在一起开会，要求他们不再追随巴列维，新政权上台以后不要发动政变，要支持新的政权。当时伊朗的军队有50万人，装备精良，在中东地区实力非常强大。霍梅尼一直担心军队会发动政变。休斯把军队稳定下来之后就去了王宫，告诉巴列维，要求他十天之内离开伊朗。巴列维在回忆录中说：“我像一只死耗子一样被美国扔出了伊朗。”
　　1979年的1月26日，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乘飞机出国流亡。消息一传出，德黑兰万人空巷，数百万群众涌上街头，载歌载舞，那天我正好在德黑兰市中心，目睹了这一欢庆的场面。许多市民当街宰羊，所有的汽车同时打开大灯并鸣笛，插上鲜花的雨刷上下飞舞，我乘坐的汽车里被欢庆的群众扔满了糖果和甜点，德黑兰市内几十座巴列维父子的铜像被群众推倒。2月1日，流亡15年的霍梅尼从巴黎回到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临时政府。2月11日，霍梅尼正式接管政权，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
　　
　　反美，又一个浪潮
　　
　　1979年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美国相信与霍梅尼达成的密约，对伊斯兰政权心存幻想，甚至企图借助霍梅尼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大使沙利文留驻德黑兰。
　　1979年10月形势急转直下。被废黜的国王巴列维离开伊朗后辗转到了摩洛哥、墨西哥和巴哈马。由于受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强大压力和追杀令的威胁，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愿接纳他定居。在此期间，巴列维罹患淋巴癌，他的家人通过洛克菲勒和基辛格等美国要人向美国政府申请赴美治疗。卡特政府犹豫再三，于1979年10月2日宣布，出于“人道主义”同意巴列维赴美治病，这引起伊朗民众的愤怒。伊朗伊斯兰政权怀疑美国失约转而支持巴列维杀回马枪。10月29日，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说时宣称，“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谴责美国政府支持巴列维，表示伊朗人民将给予回击。伊朗国内掀起反美浪潮。
　　1979年11月4日上午，在首都德黑兰，数百名伊朗男女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作人质，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引渡巴列维。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伊朗方面的要求。
　　11月4日当天，我正好陪同林兆南临时代办到伊朗外交部办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美国大使馆被占领，结果到了伊朗外交部门口的时候看到美国临时代办的专车停在那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国代办带领两个随员到伊朗外交部进行抗议，但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提完抗议之后，伊朗外交部的官员就告诉他们：不得离开伊朗外交部。这样美国大使馆的52名人质被扣押在使馆，美国代办和两名随员被扣押在了伊朗外交部的一个房间里，在那里呆了444天。
　　
　　美伊“大战”
　　
　　事情发生后，美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希望人质获释。11月18日、19日，伊朗方面释放了人质中的13名妇女和黑人，其余人质仍被扣押在美国使馆里。伊朗方面坚持将引渡巴列维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美国卡特政府见外交斡旋努力难以奏效，遂采取强硬手段，驱逐了183名伊朗外交官和不符合在美居住手续的伊朗留学生。伊朗立即还以颜色，宣布停止向美国输出石油，准备提取在美国的存款，不接受以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支付货币，不偿还巴列维政权欠下的债款。美国针锋相对，采取反措施，下令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冻结伊朗在美资产，上诉海牙国际法庭。
　　这次人质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许多国家以不同方式表示希望遵循国际法准则尊重外交人员豁免权，释放人质，和平解决美伊两国争端。12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伊朗释放美国外交人员。伊朗拒绝接受安理会决议。美国决心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1980年4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美国还要求西欧盟国采取同样措施。
　　4月22日，卡特总统下令执行秘密营救人质的“蓝光”计划，想不到机毁人亡，计划破产，美国在世人面前丢尽了面子。
　　
　　难以解开的结
　　
　　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美国人质遂成为伊朗的包袱。11月2日，伊朗议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释放人质的四项条件：美国作出不干涉伊朗内政的保证，解除冻结在美国的伊朗资产，撤消美国对伊朗的一切要求与制裁措施，巴列维的财产归还伊朗。11月11日，美国表示原则上接受上述条件。经阿尔及利亚等国斡旋，美伊双方终于在1981年1月19日在阿尔及尔签署了关于解决人质问题的协议，次日，被扣押14个半月的美国人质全部获释。
　　在美国人心目中，人质事件是美国人自越战以后遭受的最大耻辱。美国外交官被蒙上眼睛反绑双手遭伊朗学生羞辱的照片和图像在美国传媒反复刊登和播放，对美国公众的刺激极大。1980年2月，当52名人质获释返回美国时，美国各地公众在树上和家门口挂满黄丝带，可见此事在美国影响之大。这个事件也成了美国公众对伊朗的一个仇恨点，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不管采取如何敌对伊朗的政策，在美国国会没有阻力，美国公众也都能接受。
　　人质事件加上伊朗新政权公然宣传“输出革命”极大损害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象，因此在日后爆发的两伊战争中，尽管伊朗是被侵略的一方，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谴责萨达姆，也没有一个国家同情伊朗。
　　
　　中伊关系随美伊关系而动
　　
　　在冷战年代，在美国的压力下，巴列维政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伊关系开始松动。巴列维国王派他的两个姐妹先行来中国“探路”。周总理都亲自出面会见宴请。有一次，在北京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阿什拉芙公主时，周总理还亲自在烤鸭店门口迎接。
　　记得197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建交公报的时候，我还在山西的干校劳动。1972年9月的一天，干校的军代表通知我说，外交部要求我次日即赶往北京参加接待伊朗王后和首相胡韦达访华。他们到达北京的那天，周总理还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周总理陪同伊朗王后乘坐敞蓬车接受数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除了游览故宫和长城由郭沫若陪同外，周总理在北京几乎全程陪同。这令伊朗王后和首相十分感动。
　　1975年5月，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孪生姐妹阿什拉芙公主访华，她是周总理1955年万隆会议就结识的老朋友。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中国被误认为是巴列维的朋友
　　
　　1978年，伊朗爆发了全国性规模的反巴列维运动，这也使“蜜月”期的中伊关系面临严峻考验。1978年4月，中央决定由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同志当年8月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当时我国领导人出访乘坐的专机是波音707客机，飞欧洲途中必须降落加油，由于德黑兰位于航线的中点，又是交通要道，加上伊朗当时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华国锋往返都在德黑兰停降，并在回程时作正式的访问。
　　1978年6月，时任外长的黄华访问伊朗，为华国锋出访进行前期准备。由于当时中国外交关注的是苏联问题，黄华外长在他和伊朗外交大臣哈拉巴里会谈中首先讲述苏联在阿富汗、索马里、红海、波斯湾以及南下印度洋的扩张势头。当时我担任翻译。轮到对方发言的时候，哈拉巴里居然只字不提苏联问题。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伊朗古代有位星象学家，夜间走路时总是抬头观察星象，有一天晚上，正当他一边仰天望星一边走路时，没有想到前面有个坑，一下子就掉进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讲这个故事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政权已经很危险了。
　　1978年8月，伊朗国内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这时华国锋已经完成了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我国最高决策当局开始犹豫了：要不要访问伊朗？代表团联名给我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西亚北非司司长周觉已先期到达德黑兰。焦大使会同何英副部长和周觉司长连夜开会，我当时在伊朗使馆调研室工作，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经过反复斟酌，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伊朗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尽管局势动荡，但过门不入会影响两国关系。根据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从我们整个的大战略考虑，不宜改变行程。
　　这样华国锋就如期对伊朗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伊朗，我作华国锋的翻译。实际上这个时候局势已经很紧张了：华国锋抵伊后，由于大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示威的队伍，治安形势非常的不好，所有的参观项目取消，仅在机场、宾馆、王宫三点之间活动，汽车不能坐，只能坐直升飞机，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去活动准备了六架直升飞机，事先也不指定坐哪一架，随意坐，坐上之后六架飞机飞往不同的方向。
　　我印象最深的是华国锋和巴列维之间的一次单独会谈，那次会谈除了我这个翻译之外没有任何人，会谈中巴列维的情绪相当低落，他说，伊朗的形势已经非常的困难，他的前途是个“未知数”。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吃惊：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竟然没有一点自信了！
　　这次访问严重影响了伊斯兰革命后的中伊关系。伊朗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是巴列维的“朋友”，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巴列维行将灭亡时候访问伊朗是为旧政权打气。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大街上到处可见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伊关系相当的冷淡。直到1984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伊朗才冰释前嫌。
　　此后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走向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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