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劫难凸显水资源危机 长江经济带4大中心城市

　　中国经济安全吗 系列之十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国防部都指出,未来的“水之战”幽灵正在世界许多地区徘徊｡ 　　笔者斗胆预测,那些控制世界经济的国家正力图控制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国际水资源问题正在“石油化”｡
　　在中国,水资源被污染､利用低效与浪费以及资源配置不当十分突出｡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会不断加剧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矛盾｡
　　
　　
　　去冬今春,长江流域出现了近一个半世纪来的罕见枯水;春节前,长江流域又突发了半个世纪来的罕见雪灾｡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国际社会纷纷聚焦中国这条最大的河流｡对此,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同时伴随着民众的激昂争论｡春节期间,笔者沿京广线由北而南,顺长江由上而下,实地感受了这条“黄金水道”遭受的劫难｡
　　
　　水资源问题正在“石油化”
　　
　　地球表面3/4为水覆盖,若把陆地最高处(喜马拉雅山脉)放置到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那里仍然还是个深海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个道地的水世界｡但是,主宰地球的人类娇贵得无法直接利用无穷的海水,只能依靠有限的淡水｡由于对淡水的使用是大量而持续的,所以科学衡量水量多寡,不只是用地方储存水量(储量)来衡量,还应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流经水量(流量),而流量的循环速度存在着地域与时间差异｡相对苦涩的海水,淡水尽管有限,但是总量仍可观,尚算丰富｡全世界每年人均淡水拥有量为8559吨左右,若这个量能在时空上均匀分布,水的利用也应当不成问题｡然而,陆地形态有异,各国人口多寡不一,气候变化愈发无常｡加拿大人均为97067吨,而印度只有1729吨,日本则是3337吨｡如此,就有了日趋紧张的水资源问题｡
　　体现水供应紧张状况的重要指标是每年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即“缺水指数”｡专家经研究规定,若该指标低于1700吨,就意味着“供水紧张”;若低于1000吨,就被明确认定为“缺水”｡100年来,全球用水量已增加了5倍,到2050年还将翻上一番,主要是灌溉和农业用水增长所致｡一些国家已没有富裕的水可供生产粮食使用了｡如果境况得不到改善,后果将是更加广泛的水短缺以及水价迅速上涨｡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共有43个国家缺水,缺水人口约为7亿;到2025年,缺水人口可能超过30亿;每年有160万人因为缺乏安全用水和卫生条件而死亡,其中90%是未满5岁的儿童｡
　　像石油等能源一样,水对人类生活须臾不可或缺｡但与石油不同的是,水是生命之源,没有已知的替代品｡因此,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忍受水资源劫难｡当今世界,每五人当中就有两人生活在跨越国境线的同一条河流或同一个湖泊的流域｡正是由于水的稀缺以及在水文方面的相互依赖性,使得对水资源的争夺越来越呈现出跨国性｡2007年6月1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印度洋海水温度升高扰乱了为苏丹南部带来降雨的季风,导致苏丹南部平均降雨量约从20年前开始减少,至今已减少了40%｡在达尔富尔地区生活的阿拉伯牧民和农耕的土著黑人原本相处融洽,但在旱灾到来之后,农民担心放牧会破坏土地,便把地圈起来拒绝牧民进入｡食物和水资源不再充足,于是冲突爆发,直至发展成今天的悲剧｡因此,水资源缺乏是达尔富尔冲突的重要起因｡
　　达尔富尔问题只是为争夺水资源而出现的新例证,至于中东的约旦河,南亚的印度河,非洲的尼罗河,还有东南亚的湄公河等,都已存在或正在酝酿对水资源的争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国防部都指出,未来的“水之战”幽灵正在世界多处徘徊｡该论点认为,由于中东､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可供使用的水量不断减少,国家间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笔者斗胆预测,那些控制世界经济的国家正力图控制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国际水资源问题正在“石油化”｡
　　
　　中国水资源紧张和与周边矛盾
　　
　　中国水资源位列世界第四,总体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接近1700吨的“供水紧张”指标｡近些年来,中国在用水问题上红灯频亮,急报频传,年缺水约在300亿～400亿立方米｡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600个城市中440个城市都出现了长期缺水问题｡
　　
　　伴随着人口增加,粮食､食品生产扩大,使得农业用水需求增加｡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国人越来越崇尚欧美人的生活方式,水消耗量越来越多:长时间淋浴,使用洗衣机和洗碗机,购买带草坪(需要浇水)的第二套房子｡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口向城市集中后,产生了地区性供水紧张｡在华北地区,最大的河流沿岸有4/5的湿地已经干涸｡在西部,沙漠正在蚕食着越来越多的耕地｡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说,到2030年,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中国西部缺水量达到200亿立方米｡在南方,5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使得很多地方颗粒无收｡由于缺水,中国农业每年减产250万吨粮食,粮食供求的紧张态势由此也难以缓解｡而且,水资源的供求差距还会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而进一步拉大｡
　　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会不断加剧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矛盾｡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是亚洲诸多大江大河的源头,黄河､长江､湄公河､恒河､印度河等几乎所有的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在全世界66亿人口中,有30亿都分布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为养活这些人口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大部分都依赖发源于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河流｡水文地理学表明,海拔5000米以上区域的冰川就如同“水的银行”,其所蕴藏的巨大水资源支持了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养活着亚洲高密度的人口｡如今,地球变暖,冰川消融加速,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主要在中国境内,由于中国水资源日趋紧张,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利用就加快､加大,由此必然会增加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2006年9月13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题为《中国的水利政策》一文分析,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中国称雅鲁藏布江)蜿蜒流淌于中国境内,新德里认为这条河是印度极为重要的水利资源,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河和恒河｡中国则计划建设一条长20公里的隧道,将该河上游的水引到干旱的西北地区｡在中亚地区同样存在着跨境水资源纷争,那里2/3地区至少一半的水资源需要靠来自境外的河流｡例如,哈萨克斯坦的1/3水资源来自中国,俄罗斯《独立报》报道,北京打算利用由中国流入哈萨克斯坦的多条河流,如在该地区关键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修建运河,将水引到克拉玛依油田,并用于新疆的农田灌溉｡《中国的水利政策》一文渲染,即使每年抽调4.85亿立方米的水(年均流量的5%),都会给哈萨克斯坦造成严重的后果｡
　　
　　有“天灾”,但重在“人祸”
　　
　　中国水资源紧张,不乏人均占有量偏少､资源分布不均的“天灾”｡但是,近年来水资源供给日趋紧张重在“人祸”,集中体现于水污染､利用低效与浪费以及资源配置不当等｡
　　按照地表水国家标准,水质分五类――I,II,III,IV,V,类别越高,水质越差｡二类水属优质水,高于三类就不能饮用,五类水已不能和人体接触｡而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与监测,2005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V类水质,全国约1/2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全国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2006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估计,90%的城市供水系统受到有机或工业废弃物的污染｡在中国的全部饮用水中,70%靠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受到诸如被污染的地表水､有害废物处理场､农药和化肥等各种来源的威胁｡污染使中国近一半的河水只能用于农业和工业,而无法用于居民生活｡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污水排放量已达693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年径流量的1.5倍,预计2030年将增加到850亿至1060亿立方米｡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6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4%｡另有研究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相当于全部GDP增量｡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把低价乃至免费获得水资源当成理所当然,因此在许多城市,水价依然很低,只有重置成本的20%(一吨水的产值在中国约为2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相当于中国的10倍,但美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高于中国),而且污染罚款额度很低,使得中国诸多工厂和市政当局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投资废水处理或其他节水工程,众多企业常常宁可交罚款,也不愿添置污染控制设施｡金融资源大都流向了新的工厂而不是垃圾处理厂､水循环设施或者更换漏水的管道｡在中国消耗的水资源中,农业部门用去了66%,主要是用于灌溉｡由于方式原始落后,因蒸发或滞留在水渠中或渗透到地下,其中一半以上都浪费掉了｡中国企业的用水效率极为低下,用水量通常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多10%～20%｡工业用水仅有60%～65%被回收利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85%的回收率｡由于管道的跑冒滴漏,中国城市消耗的水资源多达20%被浪费掉｡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中国发展工业平均耗水量比发达国家要多上20%｡每产生一个单位的GDP,中国用水至少比日本多10倍､比韩国多6倍｡
　　长期以来,环境资源在中国被视为免费的,因此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不会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另一方面,肆意污染､用水低效､浪费与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不合理紧密相关｡粮食生产是水资源密集产业,国际上水资源紧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通过进口农产品中所含的“虚拟水”来节约本地水资源｡干旱的华北地区养育着全国一半的人口,只有1/5的水资源,却是中国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加工制造业是现代污染的最重要源头｡通常的国际分工布局是,在干旱地区主要布置那些用水少的工业,而进口用水多的产品｡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长期以来,用水最多､污染最重的工业项目,往往被“审批”到最缺水的华北地区,因为该地区最靠近权力中心｡如此,长期以来干旱的华北地区主要出口纸张､纺织品､加工食品和其他使用化肥的农产品｡雨水充沛的华南却不断从北方输入它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出口的主要是用水较少的行业如电器和服务业产品,这些行业主要是由市场调节而不是权力分配形成的｡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逐步将自己定位于“世界工厂”,由此世界污染随着国际资金一同流入中国｡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根本不计算环境代价,因此当资本依照其本性拿走丰厚的利润后,污染却根深蒂固地留在了中国｡
　　国际诸多报道显示,中国在环境与水资源保护方面的规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最严格的一类,而且环境保护法早在1988年就已经颁布执行｡然而,在经济增长面前,在眼前利益与局部利益面前,在地方领导的政绩面前,守法成本太高,违法成本甚低,因此环保法实际上早已是一个道地的“纸老虎”｡
　　自1972年以来,黄河已断流21次,如今“黄金水道”再遭劫难｡警钟早已敲响,可我们的行动呢?千万别等到那一天――我们的眼泪是母亲河的最后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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