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不高兴哄的话语【《中国不高兴》与反思性公共话语表达】

　　最近火起来的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据说已经印刷了27万册，火爆程度远远超过策划人的预期。当当网以及各大图书排行榜上也都有这本书的身影。 　　西方媒体对这本书普遍持担忧的态度。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中国不高兴》这本畅销书的读者目标群就是中国的“愤青”。《华尔街日报》说，这本书煽呼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称《中国不高兴》针对的对象是年轻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帮助了这本书的热销。《华尔街日报》还注意到这本书在中国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它引述《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说，　“不高兴”纯粹是从“愤青”和“愤老”兜里骗钱。《时代周刊》则用“一本新书揭示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来进行报道，标题配的图是在国庆节的摇滚音乐会上一面中国国旗在飘扬。这篇报道称：　“民族主义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来对汶川地震之类的事件进行响应，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对这种态度不加以遏制，就可能把北京推向一个好战的孤立主义阵线。”
　　不管这本书是好是坏，姑且不去评论它，作为媒体从业者，其实更关心的是《中国不高兴》所带来的传播学意义。
　　前些天，为了制作G20峰会节目，我拨通了《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宋晓军的手机，希望他谈谈在峰会召开时，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问题。接通电话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疯了吗?我现在正是当事人，我这个身份在央视说话不合适，容易引起误解。”
　　其实，被西方媒体认为是民族主义表达的《中国不高兴》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的意愿。对于“中国不高兴”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官方媒体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而这本书的出版其实是公共话语语境中的反思性表达，而不是官方话语语境中的指导性表达。
　　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教父”的英国学者吉登斯曾经提出过“反思型现代化”的概念，他认为传统意义的现代社会有三个特点：资本主义、工业化主义和理性化。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迅速由传统型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不仅仅从经济、政治结构中看得到，更从社会结构中看得到。但是传统现代社会仍然会继续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后现代性越来越突出。社会精英越来越，关注诸如环保、多元主义、和谐等“后现代”话题，而对诸如消费主义、普世价值观、西方为导向的全球化等进行反思。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反思型现代化”已经逐渐取代以前的简单现代化，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型，而是跳跃性的。这是一种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后发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互联网等廉价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中国在社会思想上的发展脉络几乎与世界同步。当一些知识精英在议论西方5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诸如工业社会、大众消费、选举、人权、市民社会等话题时，另一些知识精英已经开始用批判的态度对现代化与工业社会的各种弊端进行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是与西方世界同步的。中国那些批判西方话语霸权的往往是海归派精英，而反对美国霸权的言论在西方社会也是司空见惯的。
　　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情绪，无论是正向批评还是负向的批评，都是一种反思。更重要的是，这种批评是站在非官方视角上的在公共话语语境中的反思性表达。就像宋晓军在听到我的电话后的第一反应――不适合在电视台国际性节目上说一样，《中国不高兴》所表达的情绪并不是官方所认同的。但重要的是，它是通过畅销书这样的形式，表达了一部分知识精英对社会弊端和国家政策导向的反思性批判。
　　事实上，《中国不高兴》的调门，如果搬到美国，恐怕会更高，争议性会更大。美国专门有公共知识分子在各大媒体上开辟专栏就某一话题发表观点。公共知识分子都不是客观的，他们甚至是偏激的。比如看好中国发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专骂布什自由主义政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如果他们在中国，一定会被某些精英归于偏激的“愤青”之类。但事实证明，这些人的观点不见得正确，但至少是有道理的。
　　情绪宣泄也好，说“不高兴”也好，都是通过公共话语环境的反思性表达。至少，多年以前我们只会看到一帮子大老爷们在台上抡圆了胳膊唱“咱们老百姓呀，真呀嘛真高兴呀”。如今，我们可以简单明了地说“我们不高兴”了。
　　反思性话语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书籍、互联网中出现，对于拓展公共话语空间其实是有益的。我们不应该排斥，而是应该进行真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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