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恶质选举文化的悲哀】为台湾高教悲哀

　　选不胜选,操心费力;攻讦抹黑,层出不穷;短视短线,只顾当前。 　　 　　3月8日,台湾“卫生署长”杨志良因台湾健保费调涨问题请辞,原因是“台湾年年有选举,有选举健保费就不能涨,致使台湾的健保费亏空近千亿新台币”。虽然杨氏最终收回辞呈,但这一事件再次引爆长久以来就被人诟病的台湾恶质选举文化议题。
　　在1987年“解严”之前,台湾曾经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吸纳台湾本省籍人士参与政权,国民党当局进行过几次小规模全岛性的补选和地方县市长选举,但是从未举办过全岛范围的“中央层级”选举,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万年国会”和“万年民代”。李登辉执政以后,岛内加快“民主化”步伐,逐步放开各层级选举。由于成熟理性的选举氛围并非一蹴而就,在开放选举的初级阶段,民主选举的恶劣面相继呈现。台湾的恶质选举文化由此而生。
　　
　　层层选举、年年选举,不胜其烦
　　
　　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岛内各层级行政部门首长和立法部门成员都由选举产生。行政部门首长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直辖市长、县市长、乡镇长、村里长,立法部门成员包括“立委”、直辖市议员和县市议员。每一种选举都是每隔四年进行一次,且并非同时举行,如果以 “总统”选举为界,一般是“总统”选举的前一年进行“立委”选举,后一年进行县市长、县市议员选举,之后两年是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选举。此外,如果当选人因死亡、辞职、经判决当选无效确定或其他事由出缺时,还要进行相关的补选。由此可以看出,台湾选举的花样相当繁多,而且频度非常高,不仅年年有选举,而且有时一年举行好几场选举。
　　以2008年至2010年间的选举为例。2008年1月,先是进行全岛范围内共113席“立法委员”选举;在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岛内又再次全体动员,进行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2009年3月、9月和12月,台北市大安区、苗栗县、云林县和南投县或因前“立委”辞职、或因贿选被判当选无效而进行四场“立委”补选;12月,岛内又进行了17个县市的县市长和县市议员选举。此后,由于部分“立法委员”转战县市长选举并成功当选,其空缺又要进行补选。在2010年的1月和2月分别进行了2场共七席“立委”补选;12月,还要进行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大高雄市、大台南市和大台中市的“五都”选举,选民数量占全岛的一半以上。
　　在刚刚开放选举的十几年中,台湾岛内的选举极其火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期间,作为民众政治参与度重要指标的投票率一般都在65%以上,而2004年的“总统”选举更是达到破纪录的82.7%。而在2004年“总统”选举风波(枪击事件)之后,岛内民众的政治热情骤然降温,选民对政治的信任度和参与度迅速下降。2005年的“任务型国代”选举投票率只有可怜的23.36%,创下台湾投票率新低。
　　
　　“胜王败寇”,场场选举生死攸关
　　
　　为了扭转选民对选举的看法,激发选民积极投票,政客惯用的伎俩就是进行造势,吸引选民的注意。造势是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人潮汹涌的声势加上媒体画面的凸显,使选举成为超大型的群众嘉年华会。大型集会本是早期民主运作的产物,候选人为了把自己的政治理念传达给民众,才有此需要。在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发展起来以后,候选人一般是通过媒体与选民进行互动,且效果十分理想,因此举办大型集会的热度已大幅下降。
　　但是,在台湾却完全不同,政治人物仍然钟情于举办大型群众集会。政治人物坚信,成功的造势活动可以凝聚支持者士气,刺激选民出来投票。候选人在造势活动上往往喊出“决定性的一役”、“背水一战”、“决战某某地”、“某营绝地大反攻”、“某营收复失土”等等极度煽情的口号, 让选民感到“如果某人输了,大家就没有明天”的末日之感,从而将选民的恐慌变成候选人的选票。是故选举被称为选战,进行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殊死战。
　　同时,作为最重要资讯传播工具的媒体也到处煽风点火。台湾六七个全天候无线卫星新闻台滚动播放最新选举画面,新闻采访车穿梭于各地的大街小巷,不放过任何有关选举的话题;相关政治评论性节目也邀请名嘴进行详尽预测分析,对选战的定位如“风向标”、“前哨战”等等不绝于耳。在这种氛围下,好像此刻对决的是不共戴天的两军阵营,如果失了某场战役,众人将万劫不复。
　　
　　为求胜选不计手段,花样翻新
　　
　　只有胜选才是惟一的目标,夺得执政权才是惟一的考量。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台湾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为了胜选不计手段,其劣质选举招数主要有“四大结合”。
　　一是与地方派系结合。作为台湾特有的地方基层政治生态,地方派系是指那些拥有比较雄厚的社会、经济资源,在县、市区域内或乡镇区域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台湾的每一个县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方派系,他们大多能掌控该区域内的投票倾向,因此他们的态度便大体可以决定选举的结果。每逢选举之日,地方派系掌门人居处便门庭若市,候选人纷纷登门造访,希望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
　　二是与金钱结合。在西方,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台湾亦不例外。一方面,候选人接受财团或企业的大笔资金捐助,美其名曰“政治献金”,而当候选人胜选后便利用手中权力“投桃报李”。另一方面,他们还花费大量的金钱进行文宣活动,甚至用来买票。台湾有句谚语,叫做“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行”。据台湾前“中选会”主委黄石城称,台湾地方选举有高达70%以上的票是买来的。而每次选举过后,因贿选而被判当选无效的候选人也大有人在。
　　三是与黑道结合。即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逼迫竞争对手退选和普通选民投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黑恶势力为了寻求政治保护伞,积极向政治靠拢,而政治人物为了选票也欢迎黑道的介入。例如台中县的颜清彪不仅是个有案底的黑道老大,曾多次被警方收押,而且,他还把持着台中县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曾经长期担任台中县议会议长,并担任镇澜宫董事长,主持祭拜妈祖的活动。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颜清彪表态支持宋楚瑜,使宋在台中县的得票率得到38.1%,大大超出同为泛蓝阵营连战24.74%的得票率。
　　四是与下流文宣结合。对竞争对手进行造谣、抹黑、侮辱、谩骂,甚至人身攻击等是下流文宣最常用的手段。不仅竞争对手间相互攻讦,而且其整个家谱也会被翻出来说事。曾有人戏称,如果想知道自己的祖宗八代是干什么的,那就到台湾去选举吧。而且,不仅蓝绿两党间的攻击你死我活,即使是同党内部的争斗也是“刀刀见骨”。据台湾民意调查,选民印象最深的选举新闻是2004年的“枪击事件”,其次是“竞争对手抹黑手法”,之后是“下跪”、“聚众骚扰滋事”、“绝食”、“斩鸡头”、“落发”等等。
　　
　　“生而台湾人的悲哀”
　　
　　1994年3月,李登辉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曾提出“生而台湾人的悲哀”,目的是为其“台独”路线铺路。而在笔者看来,由其所开启的台湾劣质选举文化才是“生而台湾人的悲哀”。
　　恶质选举文化对台湾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福利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方面,一切以选票为中心,忽视选举本来的意涵。选举本是选贤举能之事,但是,变成选举机器成为岛内各政治势力的共同追求,而且选举成为一种“术”,即使没有治理社会的能力,只要会选举就能够当选。
　　另一方面,所有政策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在蒋经国统治时期,六年远景规划等还对台湾整体战略进行规划思考。但是,自从开放选举之后,政治人物很少再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目标。四年一选的制度要求当政者不断拿出“牛肉”,而不是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达到的目标,而且远景目标还有可能会伤害当前部分利益团体的利益。因此,远景规划对政治人物没有任何吸引力,而立马见效的超短线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选民都受其愚弄,不少选民对岛内的选举文化表示强烈不满。台湾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84%的台湾选民对台湾的政治文化不满意,只有2%的选民表示满意,且平均给出的分数是34分。更有意思的是,2009年12月进行的“三合一”选举前,台湾屏东县竟然有一男子因为不满台湾的恶质选举文化,到处偷候选人的宣传旗帜,可见民众对岛内恶质选举文化也是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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