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共赢】 适应性

　　2010年底，一位老前辈慨言，地区合作（无论是亚太合作还是东亚合作）要继往开来，需要新思想、新理论、新模式、新战略、新知识，更需要壮大队伍、运用网络、用好平台。这份事业，不一定红红火火，但一定要可持续发展。
　　前辈登高一呼，晚辈理应响应、落实。
　　2011年初，本人感谢《世界知识》再赐宝地，续开专栏，普邀同仁，共论东亚。
　　中国塑造东亚新秩序的实践，需要足够有效的智力支撑。实践越发展，理论与政策创新压力越大。从长期参加东亚系列领导人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到相关部委、企业和有关组织的一线执行人员，都迫切需要研究界提供“大、深、远”与“专、精、细”并能迅速转化为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成果。
　　需求内容主要包括历史经验、理论思想、战略创新、动态研判、政策建议、绩效评估、专业知识和案例分析等。而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后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毕竟相对短暂，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规模化与专业化程度不高，总体滞后于实践发展。
　　但是，总的来看，中国对东亚的认识更趋主动迫切，相关的智力投入和产出正在迅速跟进。
　　早期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国，视东亚为外围藩属。近现代被奴役的中国在内外交困中被迫改变东亚观。二战结束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东亚观受两极格局影响倾向，以敌我友划线，相对封闭僵化。
　　改革开放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更趋积极、主动、客观、平等地感受东亚，理解东亚，新的东亚观逐步成型。
　　近年来，随着东亚合作的快速进展和相关投入的增加，我国的研究力量和成果也呈奋起直追之势。社科院、政府及民间智库、高校等日益形成东亚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内外交流颇为活跃，二轨合作凸显，研究梯队俨然成型。
　　研究方法也有兼收并蓄古今贯通之势，广泛应用新老地区主义、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工具。研究内容涉及地区经济合作、力量平衡、格局演变、权力转移、秩序构建、战略设计、政策效应、观念塑造等。研究成果涉及政策文件、研究报告，书刊评论等 。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与东亚秩序变迁的关系，亘古亘今、亦旧亦新。东亚世界的演变呈现出日益复杂的趋势。面对复杂，理解复杂，处理复杂，顺应复杂，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题中之意。对待复杂，需要辨证施治。
　　首先，我们提倡“变通”。变通，在思想上就是不偏执于一端，而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总体性关系；在实践中则是坚持原则，又要善于“权变”，灵活把握事物的发展态势，保持事物发展的和谐状态，在“变易”中求得“常存”。“变则通、通则久”既是客观规律，又是实践之道。此之谓“一阴一阳谓之道”。
　　其次，我们提倡“适应”。东亚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这个系统由大量的适应性行动者组成。适应性行动者具有主动性和适应性，会学习，能够积累经验，通过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和改进自己，改进生存和发展策略，从而促使系统的共同进化。适应性行动者所处环境的主要部分都是由其他适应性行动者组成的，相互产生适应性压力，既相互支持和合作，又相互制约和竞争，在合作与竞争中相互适应。此之谓“一阖一辟谓之变”。
　　第三，我们提倡共赢。在东亚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适应性行动者互动形成的效应，具有非线性、多样性、不确定性、新奇性、持续性、复杂性、演进性等特征，这就使得“适应”具有循环往复的恒久性。各适应性行动者通过相互适应、学习、进化，能够达到一种都能接受的共同目标，即一种相对和谐的亦此亦彼的同一状态，就是“适应性共赢”。为此，适应性行动者必须在差异、矛盾、冲突、竞争中相互适应，寻求达成共识、合作、发展、共存。
　　在变通中实现适应性共赢，反映在东亚秩序中，就是更为持久稳定的和平，更大范围的可持续发展，更平等有效的地区合作。此之谓“往来不穷谓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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