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要避免走德国的老路】 中国在走日本的老路

　　《脆弱的崛起―― 　　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徐弃郁 著 　　新华出版社 　　2010年4月第1版 　　 　　中国崛起可能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事件。像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一样，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也面临着各种震荡与冲击。要应对这些挑战、真正实现和平的崛起，恐怕不能仅仅凭着良好的愿望，也不能完全靠摸着石头过河。深入了解自身弱点、吸取历史教训，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显得既必要又紧迫。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命运》通篇讲的都是1871～1914年的德国，但从一开始，当今中国的影子就在其中挥之不去。现在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中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国情，不能与历史上西方国家的崛起进行类比。这种观点似乎有理，不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一些大国的共性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远远没有强大到可以摆脱普遍性规律的地步，“中国例外论”明显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抱着这样一种承认共性的心态来解读历史，也许对今天的中国更有裨益。正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本书的评论：该书使读者很容易感觉到，如果要避免德国的老路，今天的中国就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离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只有一步之遥，德语也差点取代了英语的地位。一位美国学者曾说：“在1900年，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德语知识，就基本上无法学习从化学到希腊诗歌等众多学科，而英语只有在学习英国文学时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种前景破灭了，德国此后再也没有到达如此地位。现在国际上纷纷拿当时的德国与今天的中国类比，如果我们不忙着进行反驳和反击，而是静下心来重读一下历史的话，就可以发现，德国的经历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敢于以史为鉴、善于以史为鉴的永远是强者。
　　作者徐弃郁选择从大战略的角度来剖析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本书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也减少了经院气。贯穿全书的是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第二帝国在俾斯麦时期能够实现和平崛起，而后来却越来越陷入矛盾冲突的中心，最终在“必有一战”的理念下走向毁灭性战争？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回答：德国在物质力量强大的同时，战略思维却不断退化，只看到力量，却看不到风险正迅速积聚。同时，由于决策机制、社会结构等各方面的原因，德国难以形成一种大战略，不仅无力化解各种矛盾和危机，而且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铤而走险。在探索这一问题的时候，一些生动的历史情节也慢慢展开，有些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比如，以“铁血宰相”著称的俾斯麦实际上并不是强硬派，而是一个灵活务实的政治家，富于耐心，非常善于搞平衡、搞妥协；德军的“施利芬计划”绝不像通常所说的是一个“通向胜利的公式”，而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矛盾和缺点，是对德国军事传统的严重偏离；殖民地争夺并不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德国的大海军建设并没有帮助德国提升大国地位，反而恶化了它的国际环境，并导致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但是，书里并没有提到一个原因，依我看却是成立的。那就是德意志帝国在物质上迅速发展时，在精神层面上却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德国政治家、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曾说过，第二帝国物质繁荣的表象下是精神世界的日益空虚浅薄，而两者的结合对德国来说绝对是一种凶兆。这种精神危机的一个表现，就是从官员到民众越来越倾向于用一种简单化的思路来看问题，在对外政策上，日益泛滥的民意则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强硬偏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该帮助社会变得更加理性的群体――知识界恰恰成为群众性非理性的先导，而知识界的非理性又使群众的非理性披上了“科学”外衣，使之“合理化”，最终使德国在全民欢呼中走向毁灭性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纠正的方式并没有选对。他们试图从精神层面来解决本民族的精神危机，结果反而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当然是后话了。
　　《脆弱的崛起》选择的是高度宏观的大战略角度，但并没有因此陷入“高来高去”的误区，而是从战略层面一直深入到历史的诸多细节中，把事件、评论、宏观分析等很好地熔铸在一起，读起来引人入胜且颇感踏实。特别是书中精选了一些主要政治人物的电报和备忘录，展示了国际政治中重大决策的真实一面。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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