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上进2018答案大全 向历史要智慧

　　回望真实的历史 　　 　　"邓小平时代",确可说是对意义深远的过去20年最恰当的概括。20年并不算短,然而这20年充满了试验、变革、创新,令人目不暇接,颇有"弹指一挥间"之感。这样的时代,令人更多地关注未来,关注"当下"我们直接面对的种种问题,因而无暇对过去进行详细的记录与深入的思考。无论有什么理由,这毕竟是种缺欠,因为我们对今天和未来的正确把握,是建立在对过去的思考总结之上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杨继绳著、上下两卷近50 万言的《邓小平时代》(1998年12月版),便是对这一时代的详细记录与深入思考。
　　作者长期任新华社记者,这一特殊的"便利"条件,使他的记录更加准确、生动,掌握许多他人难得知道的"第一手"材料;同时,由于工作需要,他对上层的情况,如某些改革思路、政策的产生、调整、变化等知道得更快、更多、更细。所以,《邓小平时代》对过去20年社会基层生活变化的记录格外生动细致,对一些高层重大决策具体过程的披露更使人闻所未闻。
　　本书在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分析时,引用了不少当年的有关资料,生动说明一些看似抽象的政策条文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在计划经济时代,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湖南农村农民因反对而被逼死百余人的情况;70年代初天津一些工人家庭支出的账单,细到腊烛、火柴的价格,为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三大件"全家人必须长期节衣缩食。作者全文引录的1980年所写有关天津市在调整工资中出现多起恶性事件的调查报告,确使人回想起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调整10数年未调整过的工资时那种"白热化"争斗;后人或许很难想像,为了几元钱的一级工资,会出现那样严重的打架、自杀、凶杀事件。而现在的一些账单和报告表明,在这20年中,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作者以更多的材料反映了当时各地群众自发改革的具体情况,"改革"确是被压抑已久的社会客观需要。
　　
　　改革:农民的"自卫战"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作者的叙述表明,这两项创造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完全是农民的自发行为,政府官员事先都没有想到。而后经过一番曲折,最终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获得了"合法性"。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模式"。一项改革往往由民间首创,引起一番争论,最终得到政府承认,获得存在的"合法性",然后得到推广。这种模式也在某种程度印证了经济学关于"自发秩序"产生的理论。
　　农村联产承包制之所以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就在于农民因此而获解放。过去农民被"村社"紧紧地束缚在固定的土地上,连每年种什么、种多少庄稼都没有自由,都不能自己做主,从分粮、分柴甚至分草都受村社支配,更不可、也无法离开土地和村社。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重新获得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且,"其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显示了产权明晰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威力。这一点,对后来的城市经济改革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第189页)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建设投资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同时工农业的产品比价也不合理,形成价格"剪刀差",即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交换时国家规定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而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通过这种交换,农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无偿地转向了工业,因此,剪刀差实际是一种"暗税"。这样,农民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还要交暗税。
　　我国现在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表明,1976年农民缴纳的"明税"和"暗税"加在一起,税率超过了20%,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的1952年,税率只有7%。对这20多年来国家通过这种"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本书也作了一番计算。这便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实行这种政策或有一定合理性,但几十年后仍实行这种政策,则很难说"合理"。
　　而农村长期贫困反过来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它的" 不合理"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农民虽然没有经济学理论,但生存经验使他们认识到搞农业只能受穷,搞工业才能致富。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对付剪刀差的办法:拿起榔头来对付剪刀,自己也搞工业。也就是说,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在严酷的价格剪刀下,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卫战"。(第191页)
　　
　　走在历史夹缝里的改革
　　
　　在工业实行严密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由国家统一分配、统一收购,农民要办乡镇企业谈何容易。办工业需要的原料几乎都不能在市场上买到,于是只能生产一些就地取材、适应农民生活需要的低层次产品。
　　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要生产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时,乡镇企业开始大都靠给有关人员送礼行贿或取得国营工厂的某些零件加工权或以高价购买原材料。这样,乡镇企业开始迅速发展。以送礼行贿或给有关人员、部门提供当时城市紧缺的副食品为手段获得发展,无疑不是道德的,然而,这却是其在旧体制下要发展的唯一手段,不如此便无以生存、无以发展。乡镇企业的这些做法受到不少谴责,其实,应该受谴责的应当是不合理的旧体制,而不是乡镇企业。
　　经济体制改革,甚至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道德的作用,而是现实的利益的作用。所以,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多次强调"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论如何,乡镇企业从计划经济的岩石中渐渐挤出一条缝隙,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条缝隙也越来越大,随着"计划"的逐渐松动,"体制外"的乡镇企业的制度优势迅速表现出来,终于占领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最终在国民经济的计划中打开一个大缺口,实际也为城市的经济改革作了铺垫,功莫大焉!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国家终于在1985年正式取消"统购统销"。
　　这样,怎样看待商品经济,就成为发展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尖锐而重大的问题。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商品经济是和"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紧密相联的,私人买卖一直被当成"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而严加限制和猛烈批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很大,争论尤其激烈。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直面改革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对高层领导人间的观点分歧和一些人观点的前后变化并不回避,而是客观、平实地介绍、分析,为同类书所仅见。作者写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应当按照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来改革经济体制;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多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必须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里进行。邓小平持前一种看法;陈云持后一种看法。"(第322页)"
　　市场经济"正名之难
　　
　　在这20年中,这两种不同观点交锋不断,时而此消彼长,时而此长彼消,但在一场场政治风波中,主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人们遇到了更多、更大的政治压力。如80年代初,不少人认为私人长途贩运商品是典型的"投机倒把"应当取缔时,胡耀邦则反对取缔,说:"什么投机倒把?他们是二郎神。"(第210页)1982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陈云的一次谈话,认为"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在这期间,陈云还批评主张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随后两年,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商品经济"论的文章,很少有人再提商品经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一些经济学家因其市场经济的主张与十二大精神相抵触而受到严厉批评。
　　不过,在1986年出版的《陈云文选》中,在《人民日报》上述公开报道的基础上,却删去了有关"计划经济"的这两句话。(第322-325页)一个重要的转折,是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承认中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冠以"有计划",但终为"商品经济"正名,意义重大。作者披露,这个"决定"的起草也颇有波折,起草班子开始总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框子,虽几易其稿,胡耀邦等人均不满意。后来,"胡耀邦加强了起草小组,增加了林涧青、林子力、龚育之、郑必坚等人。负责人由袁木改为林涧青"。(第326页)这一"决定"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改革模式,改变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今天看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显自相矛盾,但在当时,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但在90年代初,商品经济论、市场经济论又一次受到严批,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使其再次被"正名"。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最终得到确立。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紧密相联,没有对外开放,改革就很难进展。设立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在"特区"问题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分歧。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成为问题的焦点。1982年2月末,针对这些问题,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措施"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使特区感到压力更大的是,这个文件还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第254、255页)真正为特区正名的是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使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第258页)
　　
　　如何构建健康社会?
　　
　　事实证明,开放不仅引来了资金、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和思维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今天,一个国家、民族要腾飞、发展,就不能自外于世界经济体系,闭关自守、与国际经济体系"脱勾"只能使自己更加落后。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在加入WTO也是当初"开放"的必然发展。这一切更使人感到20年前"开放"的重要意义,更使人感到这一决定的前瞻性。当然,作者坦陈改革的风风雨雨并非为了"揭秘",而是为了使思考更加深入。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深入。作者不仅是记者,同时又是学者,10数年来写了不少分量颇重的经济学专业论文和专著,在本书中对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对改革的思路、策略、时机选择、实施方法,尤其是对当前面临的问题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与思考,极富启发性。改革在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改革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分化程度低、速度慢,普遍贫穷、组织控制严密的社会。改革使农民在整体获益大增的前提下开始了较为迅速的群体分化,贫富差别急剧加大,出现不同利益集团,如何协调不同利益,是当前应当研究、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革"使农村由过去那种停滞的有序社会变成了生动活泼的无序社会。这种无序状态使农村中的能人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农村的经济生活显得空前活跃,对于商品经济的萌发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无序状态对农村也带来了破坏性的混乱。例如赌博盛行,盗窃活动猖獗,绝迹多年的丑恶现象复苏,不少地方流氓团伙横行乡里,有的地方黑社会现象开始出现"。(第233页)问题的实质是,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如何重新建构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进一步说,这并不仅仅是农村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
　　
　　由于中国的改革采取渐进模式,由易及难,由外围逼近核心,所以这20年改革最无成效的是国企改革。而国企改革却是改革的"核心",所以,国企改革的成败,最终关系到整个改革大业的成败。国企改革的实质是产权问题,或许只有经过10数年的改革后,人们才能意识、提出这个问题。产权问题更具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因此争论也更激烈。不仅如此,产权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更深,也更难操作。
　　实践证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透明、公开、公正地进行产权改革。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和清晰的理论分析向人们表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困境,其原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第374页)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就无法保证产权改革的公正性与公平性;产权变革的"黑箱作业"必将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人将想方设法化公为私,造成惊人的腐败和社会不公,使社会价值系统严重紊乱,终将吞噬几十年的改革成果。这种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所不愿看到的。
　　所以作者最后强调,为了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治体制改革在新世纪的前20年内应有一定突破。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核心是"法治",没有法治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则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编辑: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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