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的周期律 [让未来走出历史]

　　 　　2001年即将过去，而这一年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却有着特殊之意义，会对中国的未来发生深远之影响。举其大者，莫过于三件事情，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申办奥运会成功，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决心与时俱进的一系列观念更新。而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当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之中国，与时俱进和与世共进已经不可分割。
　　与世界潮流、时代潮流共进，对我们这个拥有"古老的自负"的大国来说并非易事。对外闭关锁国，对内专制统治，这种积习在历史上绵延既久，印痕累累，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一书中指出，中国在公元以前，就因为防洪救灾和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构成庞大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的一致，而社会下层组织也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如北宋之保甲制度），并且习惯于以道德代替法律，致使社会底层的各种经济因素无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宋代大儒朱熹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公告:"照对礼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也就是说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进行调解。这在表面上是为了"风俗之淳厚"，实则暴露出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本质。而没有财产权的保障，没有"安全、有秩序和受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要发展出符合市场原则的经济形态是不可能的。
　　近些年从制度经济学展开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类似的结论。为什么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其在技术知识上的领先，却一直无法转变为一次工业革命？主因就在于缺乏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前提，也就是缺乏一定的制度。长期的、巨大而封闭、同时缺乏外部挑战的经济，使统治者在其疆域内无须为留住有知识的、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而竞争，也无须培育那些有利于资本聚集、吸引企业的制度（如保证契约得到履行的独立司法制度）。制度发展的不足，抵消了技术进步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的作用。
　　有经济学家（如杨小凯）还提出，从中国历史来看，由于多次革命和朝代周期的特点，反对派喜欢利用结社自由来从事推翻政权的活动，所以历朝皇帝对非官方的结社都极为敏感，对自由结社有严格限制。这种传统也影响到经济结社（办企业），政府对非官方的企业总是担心会被反对派的地下社团所利用，所以中国历来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没有法律保护。因此，中国人虽然商业本能非同一般，也是最早发明银行（钱庄）的民族，却很少投资工业企业，赚了钱只是买地。中国早在宋朝就有发达的契约制度和工业革命所需的技术和商业知识。但由于没有专利法和保护企业剩余权的法律，工业革命终不能最早在中国发生，很多在当时一流的技术却不能经由企业家的组织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正是由于没有现代工商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经济自由以及法律保障，虽然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并不是穷国，但穷根却已埋下，进入19、20世纪后终于每况愈下。广东的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的研究指出，《大清律》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严重的是，清政府为当时新经济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是以10年以前，阻难在士绅；10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3
　　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3次郭嵩焘出面筹办，已筹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以郭嵩焘的地位，尚且感到"阻难专在官"、"独不准百姓置造"，可以想见在当时一般民间资本的发育环境之艰难。在统治者为自身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的专制心态与制度之下，民族工商业纵有萌芽，却终究无法开花结果。读过高阳的《胡雪岩》的读者一定能够了解当时中国商人辗转周旋于政府和官员周围的那种奇特境遇。胡雪岩聪明绝顶，可以说把官场玩得够转了，但终究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在大厦将倾之时，胡雪岩痛心地说："我同洋人‘商战‘，朝廷在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要说冷话、扯后腿，我这个仗打得过、打不过人家？"
　　今天我们再来回首昨天这些陈年旧事，是要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遵循现代化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创业权利，不与民争利，不限制人民创富，以法治代替人治与官僚化的管制。正如吴敬琏最近所说的，我们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现在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垄断，这种垄断权在加入WTO以后还能保持多久，它们不靠这种垄断权能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我们的政府监管机构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实，不仅经济的管理体系需要重构，我们的政治、社会、法律体系都要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做到法律公正、司法独立、行政透明等等。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世界通行的规则将进一步"内部化"，本来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的，现在必须和国际接轨，接受外部制约。可以预见这将给中国国内的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对黄炎培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跳出封建社会"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民主、法治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今天，我们或可以说，中国的未来要彻底走出历史的循环，端赖这些原则能够真正落实而为我们社会的制度基础。回顾历史，中国人并不畏惧外在的挑战，却总是受困于内部意识和制度的困扰，作茧自缚，陈陈相因。"与时俱进"，实在应该成为包括执政党、政府在内的集体共识。没有改革，没有变化，绝没有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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